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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主义的城市规划
车站拆迁工程的代价是一大片二三十年代的老街道将从巴黎地图上消失，所以好几年里仍然一片骂声，赞成和反对派日日争论，各执一词。戏剧性的转折出现在 1969年。这一年的6月里，法国举行了总统换届选举，乔治·蓬皮杜以58。22％的高票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成为共和国第二任总统。
蓬皮杜的当选成了蒙帕纳斯改造方案得以进入实质性阶段的关键，这一点似乎是巴黎人始料未及的。蓬皮杜是个极端现代派的人物，他推行的是极端主义的城市规划，他的目标是把巴黎改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梦想将巴黎建成 “塞纳河上的曼哈顿”。例如，他设想在巴黎市中心建设几条百米宽的放射线，甚至想把圣马丁运河填平了建高速公路。所幸在巴黎最古老的玛黑区建造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利用的是原有停车场的空地，新建筑的体量也得到控制，而本故事的主角——蒙帕纳斯大厦却毫无商量地阻挡了古城开阔的视野。
即使是蓬皮杜的追随者也担心他的城市设想会引起纷纷抗议。但蓬皮杜上任之后，对巴黎人几十年来始终抵制高楼的态度只是表示遗憾，在他看来，这种做法是落后的表现。而他的目标就是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巴黎。直至今日，法国学者对蓬皮杜任职期间（1969~1974年）采纳的改造巴黎计划仍然颇多非议。
1969年底，在蓬皮杜的推动下，当时的法国文化部长在对规划方案作了重新研究之后准予落实。随后，蒙帕纳斯大厦工程在一片反对声中正式启动。整个工程历时3年，于1972年竣工，1973年正式投入运营。
蓬皮杜如愿以偿了——蒙帕那斯塔高210米，59层，成为当时欧洲最高的钢…玻璃结构办公大楼。整幢楼里配备了25部电梯，能在38秒内直达顶层，顶楼露台至今仍然是法国的最高点，天气晴好的时候，站在上面能有40公里的能见距离。每年将近60万游客上去看巴黎全景，虽然他们对蒙帕那斯塔本身完全没有好感。
公众参与运动
持续十多年的论战和抗议显然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政府当局的支持成了蒙帕纳斯商务楼规划方案落实的强有力后盾。在这样一个讲求民主和自由的国度里，蒙帕纳斯大厦的建成似乎是个异类。
在国家/社会，政府/市民的关系中，市民的呼声并没有得到重视，相反，城市规划中的中央集权特征却体现无遗。公共政策的参与性和民主性受到质疑，这是蒙帕纳斯方案成功背后的最大隐患。文化、古城、意识并没有占据上风，政府的公共权力掩盖了民众的呼声。
从1960年代末起，法国大城市中的人口机械增长迅速减缓，甚至出现副增长，城市人口规模变化开始取决于自然增长，而5~20万人口的中小城市却开始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同时，社会差异也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越来越明显，1960年代末约有500万法国人生活在最低生活收入水平之下，对此，左派政治团体开始质疑经济增长的意义和大生产大消费的社会生活方式，最后发展成1968年5月的全国抗议运动。
法国的城市危机随后引发了两个重要的社会运动。一是，体现城市居民公民意识加强的“公众参与运动”。二战后，戴高乐政府在建立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就提出建立“参与型民主政治”的基本纲领。但公共参与真正进入操作性阶段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各种城市社会运动推动的结果。
1960年代初巴黎实施城市更新计划，许多租户自发组织成各类协会，为保护租户的利益，抗议和抵制规划政策。一些法国学者指出，人人都应当享有城市所提供的就业与各种服务的平等权利，他们将这一基本权利称为“城市权”。维护“城市权”倡议在法国的城市社会运动中得到了普遍的支持。
1970 年代初，法国的城市居民对国家政府在工人新村、社会住宅的建设中，搞“大建设”做法举行抗议活动，提出“小就是美”的口号，批评国家在落实公共政策时单纯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做法，呼吁在城市建设日常决策中的民主化和参与性。为此，法国的城市爆发了多次社会抗议活动，形成了非常尖锐的、情绪化的“公众参与浪潮”。
二是，反对技术政治型政府和消费型社会，呼吁保护自然的“环境保护运动”。1971年法国成立环境部，社会环境问题在学术界得到重视，城市社会学迅速发展起来，并对国家政府的干预方式和目的进行反思，推动了许多有关环境保护的立法，也使公共参与成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一个必要程序，并通过法律形式将其组织形式确定下来。
鉴于蒙帕纳斯大厦的教训，在此之后，巴黎市政府立法限制在内城建立摩天大楼，并明文规定，巴黎的建筑不得高于121英尺（约合37米）。高楼密集的商务中心区迁到古城之外的拉德方斯建设。蒙帕纳斯大厦的落成也注定了蓬皮杜的现代巴黎设想在此戛然而止。
重入冷宫
几十年来，素以维护传统、古老的城市建筑风格为荣的巴黎人对这座现代化的大楼一直没有好感，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正当巴黎人慢慢开始接受这座巨大的 “异型”时，2005年3月里的一天，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的石棉事件将这座大厦再度打入“冷宫”。这或许是当初极力主张建造大厦的蓬皮杜总统没有料想到的。
石棉被喻为建筑里的“苏丹红”。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欧盟对石棉已经正式下达了禁令。事实上，据知情人回忆，早在2002年，法国健康危险中心有关专家就觉察了蒙帕纳斯塔存在的威胁，也通报了大楼最高管理层，但是对方完全没有探讨意向，楼里的业主一直被蒙在鼓里。
现在，这位知情人建议将调查结果通过互联网发布。他认为现在蒙帕纳斯塔的问题已经不在技术层面上，而是政治问题了，只有政府能够解决。媒体推测政府有关部门迟迟不表态的原因是担心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旦真相披露，就不会再有那么多观光客人，里面工作的5000多名职员也会拒绝继续留在塔里上班，周围的商业中心将受到影响——所有的结果都将是灾难性的打击。
但纸终于还是包不住火，2005年3月14日，法国多家媒体都将蒙帕纳斯大厦的石棉事件登上了头版头条。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政府被迫作出了清理整顿蒙帕纳斯大厦的决定。
蒙帕纳斯大厦的石棉事件引起了法国政府甚至是欧洲人的高度关注。巴黎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Isabelle Thireau女士这样对我说，“蒙帕纳斯大厦已经成为巴黎人的心病，它被空置在那里，巴黎人不喜欢它，以前如此，现在还是这样……”
如今，只有登上这座既著名又“丑陋”的大楼，你才能眺望到巴黎的全貌：和谐、高傲、成熟当然还有美丽。这大概也是蒙帕纳斯大厦留给巴黎人的唯一好处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20
美国警察
从维熙
我三次在美停留，其间的直观印象和亲身经历，发现美国警察的工作确是一种十分耐人寻味的职业。
在美国，一个家庭买了只公鸡，黎明时打鸣不停，街坊便给警察打电话说是受到了惊吓，警察是有责任来调查，并拿出意见来的。当然，处理这琐碎的事情很难，可是再难也得调查解决。中国有句古话，“清官难断家务事”。公鸡打鸣的是是非非，该如何解决？
我孩子家院里篮球场旁，有个锻炼身体跳远用的沙坑，一只野猫专爱到沙坑里拉屎，孩子找到警察，警察让孩子到管界警察所，去领一把诱捕野猫的网罩。这一招确实很灵，野猫抓住了，但是苦于没法处置，想来想去最后还是交给警察。警察说要想办法找到野猫的主人，要进行罚款。
这些琐碎而烦人的工作，确实是美国警察生活的一个侧影。其正面的标准影像，则是一张张不苟言笑的面孔。一天黄昏，孩子和我从死火山公园开车回来，行驶在 17号公路上，身后突然响起警笛声，孩子立刻停下车来。一个身材魁梧的白人警察，出现在车窗口，示意摇下车窗。他先让打开车里的灯，然后目光严厉地向车里巡视一周，这期间，他的另一只手始终没离开腰上的手枪。之后，他要走孩子的驾驶证，拿到警车的电脑里进行核查，确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才归还了驾驶证。
事后知道，这儿地靠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近日毒品交易猖獗，那警察大概怀疑我们是毒品贩子，便一路跟了过来。他没让我们马上停车；大概是想碰到另一辆警车一块对付我们。可是在漫长夜路上，他再没有碰上另一辆警车，便也只好独自下手了。这是否是美国警察生活的另一种表情？在我的认知里，他们可以装作视而不见的事情，几乎是零。
另一次难忘的历险———也是在墨西哥与美国交界处发生的事情。因为美国入境墨西哥不用签证，孩子便带我到墨西哥边城玩玩。我们已然步入边境海关，想不到的麻烦事来了：一个人高马大的美国边防警察，看看我的护照对我说：“我可以放你去墨西哥，但是你不许再进入美国！此外，我现在就可以把你送到移民局，他们有权勒令你立刻返回中国。”警察态度十分严肃，他那双蓝蓝的眼睛死盯着我。在这短短瞬间，不仅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连我孩子也吃了一惊。警察是有理的——— 原来我护照上签署在美停留的日子已超过了期限，我已然是在美国非法滞留了。我终于想出事情的原委：中国作家代表团过美国海关签证时，随团翻译阴差阳错地把我和赵大年在美停留的日期张冠李戴了，而我还一直认为归期未到。
孩子解释了这些情况，似乎并没能说服他。我儿媳忽然从她的背包里出一张华文报纸，上面虽然没有让警察能读懂的英文，但是印有我的一张照片———那是洛杉矶《世界日报》的记者，采访我后发表于该报上的。警察把我和报上的人像核对好一会，脸上冰霜才渐渐融化，第一次流露出了笑容。他确信我并非有意滞留，把护照交还给我，说，“请原谅———这是我的工作。”
美国允许私人有枪，无形中增加了美国警察的危险系数。21世纪之初，我再次到美国的前些天，一个佛罗里达州的犯人越狱逃跑，亚历桑纳州的交警当时并不知他是逃犯，只因他的汽车超速，便开着警车追了上去，并勒令停车。逃犯倒是把车停了下来，可是当警察上前，还没等接近，那逃犯就开了枪。警察虽然身穿防弹背心，也没能幸免于难———子弹打在警察脖子的动脉上，那位交警的鲜血流淌在车辆如织的60号高速公路上。美国各州的众多电视台都有法制专栏节目。有一天，我无意间打开亚历桑纳州的电视，看见了酷似好莱坞警匪格斗片的真实镜头：在城市的高速公路上，一组警车正追击匪徒的汽车；匪徒掉转车头突然开向了逆行车道，那警察立刻也掉转车头———“呯”的一声，匪徒的车子与迎面驶来的汽车撞在一起，公路上长龙般的汽车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那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