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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于改变”的学术见解
如果说吴晗不想当官，真真假假，是是非非。还可以有许多解读；但说吴晗是个学者却是顺理成章，他有独到的学术见解。比如，对朱元璋的评价，年轻的时候，读明史就对朱元璋有个不太好的看法，他在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认为朱元璋晚年得了“老人狂病”。后来写《朱元璋传》，几个版本都能找到这个思路的痕迹。毛泽东读了吴晗两次呈送的《朱元璋传》稿本之后，第一次批评吴晗“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所据当是指吴晗在《朱元璋传》中对朱元璋的评价贬之有过。吴晗虽然对毛泽东的批评十分重视，但也只接受诸如有关彭和尚的归宿问题，并以此考证结果向毛泽东的批评作出交代。关于是否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吴晗并无所谈及。后来，毛泽东读了吴晗的《朱元璋传》的1954年稿本后，干脆直截了当地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晚年应该写得好点。”吴晗为更好地解读毛泽东的批评，自知理论水平欠缺，曾花大力气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著作，特别是毛泽东著作。但如何吸收、消化并运用到修改《朱元璋传》中去，仍不得要领。他在搜集、分析、研究史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而对朱元璋的历史评价几乎是依然故我。
当然，吴晗并不是故意怠慢毛泽东的批评，而是他没有找到一个可以符合毛泽东意见的思路，以为写历史重在史料，只要史料充分，论从史出就可以了。吴晗并不知道政治家和学者对同一学术问题的评价和标准是不一样的。政治家的评价的标准和出发点是要考虑对现实的得失和影响，而学者的标准主要是史料的准确性和分析问题的科学性。这个不同的标准，铸成吴晗沿着自己的学术见解越走越远，而对毛泽东的批评意见却理解不到点子上去，未能作出正面交代。
毛泽东要吴晗对朱元璋的晚年写得好一点，吴晗却跳不出原来对朱元璋的评价的框框。他在学生时代写《胡惟庸党案考》时，就认为朱元璋是“一个十足自私惨刻的怪杰”，“疑心”过重，“赋性猜嫌”，“深恐遭知识分子所讥刺”。朱元璋“礼贤下士”是“装”出来的，及至大事已定，就“屡兴文字狱”。吴晗认为朱元璋“设学兴教”，实际上是“进用宋讷一流刻薄寡恩的教师”，造就出一批听命唯谨的新知识分子出来，作皇帝个人的驯仆。及至吴晗准备写《明太祖》时，他首先想到的是给朱元璋定位。根据朱元璋诛杀功臣、搞特务网、兴文字狱等等表现，他认为朱元璋是得了“老人狂病”。这个发现，成了吴晗对朱元璋评价的基调。作为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要他放弃或改变这些早已形成的观点是不容易的。当然，他也不会想到把如何评价朱元璋和现实中的某些个人联系起来，因为过去已经有过教训。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他曾经以写朱元璋影射蒋介石，造成史著不科学，使自己对其著作十分厌恶。上世纪五十年代重新修改《朱元璋传》时，他只能力求客观地评价，该肯定的、该否定的，都按自己思路来评述。从下面事实也可说明吴晗并没有真正接受毛泽东对《朱元璋传》的批评。
在1965年版即新版对《朱元璋传》的最后画龙点睛地对朱元璋的历史功过进行了评价之后，特地罗列了朱元璋的五条罪状：一是说朱元璋逐步变质，叛变了农民革命，反过来镇压农民革命的“罪恶”。二是说朱元璋以猛治国的方针，过分地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野蛮残酷的刑罚，大量地屠杀，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三是说朱元璋定下的皇明祖训束缚、限制了此后政治上的任何革新，阻碍了时代的前进。四是说他所规定的八股文制度，不允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严重地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的进步。五是说他为了使臣民信服，大肆宣扬许多荒诞的神迹，欺骗、毒害人民。
显然，吴晗是想尽量对朱元璋评价客观些，褒贬都比较鲜明、突出；但五条负面评价分量还是很重的，其内容基本上还是按朱元璋犯“老人狂病”的思路来写的。你看，大量屠杀功臣、大兴文字狱、大搞特务网、限制政治上的任何革新，压制新思想，大肆宣扬荒诞神迹，欺骗毒害人民。这些显然不是一般过错，简直是罪过。朱元璋晚年，疑心很重，对谁都怀疑，对谁都不信任。然而，仅是不信任也无所谓，不用他就是了。但朱元璋并不是到此为止，而是先不信任，继之就罗织罪名，再继之就是大开杀戒。凡是被怀疑的，不管有没有证据，一概诛杀，造成了历史上开国皇帝大诛功臣的历史惨剧。这些都是历史事实，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都是有历史根据的，就史论史。吴晗本着一个历史学家尊重史料、尊重史实来写历史，保留了一个正直的历史学家对待历史的态度。
（责任编辑 萧徐）
李叔同与《太平洋报》·张 悦
李叔同作为文化艺术的全才，在他出家之前，从事报纸的编辑事业也为人们留下了诸多值得记取的业绩，其中尤以他在《太平洋报》的经历为最。
开创文艺副刊新生面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刚从日本归国不久的李叔同兴奋不已。1912年春。他参加了柳亚子等创办的“南社”，并成为《太平洋报》的画报主编。在《太平洋报》任编辑期间，他与柳亚子、苏曼殊、高天梅、叶楚伧等交往密切，并在《太平洋报》供职时期，又创造了一项中国的第一，即以崭新的漫画式的表现手法开创报纸广告艺术画的新局面。早在19世纪，中国的报纸也有广告画，但均为固定的，商业气息浓厚的图案，而李叔同首先在《太平洋报》上自己绘作，并以漫画式创作手法艺术性地发布广告，开创了中国报纸广告形式的新局面。
在《太平洋报》社供职时期，李叔同与文艺界人士广泛交往。这其中有两位特别值得一提。一是陈师曾（原名陈衡恪），号槐堂、朽道人，江西修水人，早年留学日本。他以园林小景、写意花鸟和风俗人物见长，著作有《中国绘画史》、《中国文人画之研究》、《染苍室印存》及《北京风俗图》等。李叔同与陈师曾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已相识。他们在日本一起参加过文艺团体“淡白会”。李叔同在1912年4、5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太平洋报》上连续发表了陈师曾的十多幅作品，使陈师曾在全国造成了很大艺术影响。漫画家丰子恺在《我的漫画》一文中也说：“我小时候，《太平洋报》上发表陈师曾的小幅简笔画《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寥寥数笔，余趣无穷，给我很深的印象。”陈师曾于1912年5月曾赴上海，李叔同在《太平洋报》上还特意作了报道，同时又在5月初八日刊出陈师曾大幅半身照片，曰“朽道人像”。现存有一首李叔同的《题陈师曾荷花小幅》，小序日：“师曾画荷花，昔藏余家。癸丑之秋，以贻德泉先生同学。今再展玩，为缀小词。时余将入山坐禅，慧业云云，以美荷花，亦以是自劭也。丙辰寒露。”词云：“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后来李叔同在杭州出家，出家前，他曾将一包篆刻作品交杭州的西泠印社封藏在社内的石壁之中。这些印章大多是友人的作品，其中也有一些是由陈师曾所作。
李叔同在《太平洋报》时期还与苏曼殊有过交往。《太平洋报》同人孤芳在《忆弘一法师》一文中说：在《太平洋报》里有两位出色的画家，一是当时已作了和尚的苏曼殊，再一个就是未来的和尚李叔同。这两位画家的为人与画风各有特色，也十分令人感慨。苏曼殊画山水，其取材多古寺闲僧或荒江孤舟，颇具一种萧瑟孤僻的意味，这与他当时那种“浪漫和尚”、“怪僧”的性情极不相符。而李叔同呢？他性格清淡、稳重，但所绘之作，用笔雄健遒劲，也与其性情不符。
柳亚子在《苏曼殊研究》有一段情节。柳亚子是这么写的：“在1927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紫罗兰杂志》第二号上，有顾悼秋的《雪（虫妻）上人轶事》，记画《汾堤吊梦图》，及在盛泽郑氏著书两事，此两事均不甚密合。《汾堤吊梦图》的事情，大概是如此：太平洋报社的广告主任是李息霜，住报社三楼，有一房间，布置甚精，息霜善画，画具都完备；有一天楚伧不知如何趁息霜不在报社时，把曼殊骗到此房间内，关了门画成此画。但未必是完全硬骗，盖楚伧索曼殊画，曼殊恒以无静室及画具为辞，楚伧引彼至此房间内，一切都完备，且言，如嫌外人闯入，可以关门，于是曼殊无所藉口，不能不画了。”关于此事，叶楚伧也有诗序记录，叶楚伧的诗及小序写道：“余访午梦堂旧址后，归抵海上，曼殊适自日本来。余于《太平洋》楼上，供养糖果，扃置一室，乃为余画《汾堤吊梦图》。及今展观，无异玮宝。”诗曰：“池上人寻午梦，画中月罨孤坟。难得和尚谢客，坐残一个黄昏。”这幅《汾堤吊梦图》被李叔同发表在《太平洋报》上，同时刊出的还有李叔同自己的一幅用隶书笔意写成的英文《莎士比亚墓志》，时人称这两件艺术作品为“双绝”。苏曼殊也写小说，其中《断鸿零雁记》最享盛誉。李叔同又负责把这部小说连载在《太平洋报》上，并配有陈师曾为之而作的几幅插图。作为李叔同、苏曼殊的共同好友，柳亚子认为：“以方外而列入南社籍者，……逃释归儒之曼殊，与逃儒归释之弘一。”如今人们说李叔同、苏曼殊为“南社二僧”，其源头可能即来之于柳亚子的评说。《太平洋报》虽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但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终于1912年秋停刊。不久，李叔同来到杭州的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担任艺术教师。6年后，即1918年夏李叔同出家。他出家之年也正是苏曼殊逝世之年。后人为了纪念苏曼殊和弘一大师，分别在杭州孤山北麓、虎跑后山建立了“曼殊大师之塔”和“弘一大师之塔”。二塔隔着西湖遥遥相对，让人生出无限的遐想。
热心支持女学教育
李叔同的好友杨白民在上海创办城东女学，并办有一份颇有社会影响的校刊《女学生》。该刊于1910年创办，由杨白民亲自任编辑。
李叔同在日本留学时就与城东女学的刊物有了接触。1907年农历二月十日，李叔同在东京致函杨白民：“谨启：屡承惠学报，课暇披阅，至为忻慰，敬谢敬谢！嘱写之件，月内当寄奉左右。匆匆。白民先生弟哀顿首中二月十日”信中所指“学报”，当指城东女学的某种刊物。因未指明刊名，具体为哪份刊物不详。但在他留学回国前，就已经在《女学生》上发表文章。在1910年4月《女学生》的创刊号上有李叔同《艺术谈（一）》；1911年4月在《女学生》上发表的《艺术谈（二）》；1911年7月又在《女学生》上发表了《艺术谈（三）》。这些文章，应该是专为城东女学的学生而写的。同样是在《女学生》的第3期上，还刊登了李叔同的一篇题为《释美术》的文章，并注“来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