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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选举成为一种法定习惯时，国民的选举意识、民主意识、政治责任意识及公正意识、道德意识都会日益淡化。如果我们选举制度不断地培育这样的选民和社会政治氛围，这对国家、对社会、对公民都将是非常有害而危险的。我们常常慨叹、谴责社会中大量存在的道德缺失、诚信缺失的现象，我们想没想过这种现象是如何造成的？我们想没想过我们负有在体制上引领、提升公民道德水平、诚信意识的责任？
改革选举机制，推动政治文明
什么样的选举是真正意义上的选举，什么样的选举是劳民伤财徒有其名的选举，是不言而喻的。在信息化、互联网时代，我们切不可低估公民日益提高的鉴别力。事实是任何空洞的说教都无法掩饰的。官员们位居高堂俸禄丰厚，他们的俸禄来自纳税人，他们手中的权力也唯有来自人民的推举授予才正当。如果人民的选举权利不能落到实处，官员的权力不是来自人民，那么官位就来自自授或官授，少数人秘密相商一平衡一妥协就把权力瓜分了，这样的权力未经人民授予也不受人民监督则不能保证权为民用。这样的权力最终走向专权与腐败也势在必然。
2008年世界范围的大选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一个是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个是偏安一隅的同胞之地台湾。他们的大选激情燃烧到本土之外，竞争之激烈扣人心弦，透明程度之高让世人洞悉。他们的大选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盛事，成为表达民意的最集中最重要的渠道，成为凝聚人心的盛典。人们像过节一样历经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海外的选民也放下手头的一切，万里迢迢自费回家，参与数年一度的选举，表达心中的意愿。经过这样的大选，一个领导者走上政治舞台的峰巅位置，那是经历风雨后见彩虹，一旦胜出，那是多么激动人心和无上光荣！就像2008的北京奥运，任何一个冠军的桂冠都是在公平公开的规则下、在全世界的注目下拼搏而得的，是多少年的艰辛汗水换取的，所以他们无须掩饰胜利者的骄傲与狂欢，他们用各种方式向世人激情宣泄光荣时刻的美妙感觉。体育如此，政治也如此。公正、公平、公开之下，方有荣耀，方有体面。
建国近60年了，改革开放30周年了，选举权写入宪法也54年了。30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太大的变化，经济从计划走向市场，改革开放成就辉煌。但顺应潮流顺应民意需要变化的选举制度却始终未变，未改革也未开放。在回顾、庆祝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的时刻，在庆祝建国60周年的时刻，我们确实到了以重建选举制度、落实公民选举权为突破口，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文明的时候了，否则，我们精神层面的大国地位便无以确立。至少，我们到了该设计方案的时候了，到了该设立时间表的时候了，到了该倾听民意之声的时候了。因为无论如何，从人治走向法治、从专制走向民主，都是我们对未来不可逆转的正确抉择。
（责任编辑 吴思）
权利觉醒的时代·李永忠
生于197年前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小说家狄更斯，在其《双城记》的开头，对所处的英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作了这样的描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也是一个怀疑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也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一个希望之春，也是一个失望之冬；我们面前有各种机会，我们面前也一无所有；我们可以直登天堂；我们也可以直下地狱……”
近二百年后的中国，也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阵痛。
研究中国历史，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民本思想，古已有之。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说法，早见于2000多年前，可却常常停于思想家的笔，止于清官忠臣的折，留于开明帝王的嘴，而很难付之于行……
于是，千百年来，从来没有贵过的老百姓，不得不把自身的全部权利和希望寄托于父母官，顶礼膜拜于好皇帝。
一个绝大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的古老民族和古老帝国，凭什么能延续几千年，而且凝聚的力量远大于分裂的力量？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这么多的人，在这么长的时间，患难与共，同舟共济？
这其中有地域的原因，文化的因素，及其它各种影响……但是能维系几千年的大一统帝国，必有其更具特色、更深层次的东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探秘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来，腐而不朽，垂而不死，死而不僵的深层次原因，发现了两个更为有意思的现象。一是隋唐开创的科举制，在理论上给了所有读书人通过科考而非钱财、出身、关系、背景以出线（学而优则仕）当官的可能性。此举不仅开了世界最早还官帽之权于民的先河，也开了西方文官制度的先河。二是秦汉完备的监察制度，使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达到一个几近完美的程度。皇帝握有立法权，金口玉言，王言即王法；丞相及地方行政长官掌有执行权；独立于行政系统的监察系统，即从中央的御史大夫到地方监察官行使监督权。封建社会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维护了封建社会权力机制的正常运行，使贪官污吏及不合格的官员能及时有效地清除出去。人口有比较客观公正的科举制，出口有相对独立的监察制，从而确保了多数朝代都能维持二三百年。即使维持不下去，政权被农民起义推翻，新组建的政权也会照样采用科举制度和监察制度，以保证其权力机制的正常运行。
这就是制度的力量。也即权力结构的力量。
而清王朝的灭亡，则在于其立法权不能顺应时代的改革要求，皇权独大且改革太慢。虚君共和迟迟不能推行，再加上科举制度偏重八股，监察制度剑走偏锋，君主立宪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却很难有实质性进展。
于是，以改良的方式走向共和之路严重受阻。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势在必然。
于是，武昌起义枪响，辛亥革命爆发。
纵观秦汉、隋唐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史，监察制度和科举制度在维系这大一统的封建帝国，防止分裂割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极具特色的两大制度，基本上也与中国封建社会相伴始终。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意识到这点，不仅在西方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上，明确提出了五权分立，加了监察、考试两院；而且将走向共和的历程，明确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并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
过了差不多一百年，被坊间称作新三民主义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由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对以人为本的最好诠释。
改革开放三十年，既是我国经济实力增长最快的三十年，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三十年，还是广大干部群众权利意识觉醒和复苏最广泛的三十年。第一次解放思想，在经济上实现了最广泛的还权于民。农民有了自己的地，困扰多年的吃饭问题，很快得以解决。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在深入基层调研中，引用了老百姓“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话。对这句话稍作分析，即可明白，“端起饭碗吃肉”说明经济上还权于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放下筷子骂娘”，影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群众权利还未实现。据此，胡耀邦前瞻性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和复苏，而我们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及时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1988年3月2日，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上，来自台湾代表团的黄顺兴，在麦克风前的一句“我反对。”发出了1954年以来全国人大第一次公开出现的不同声音。人大代表权利意识的公开表现，折射了人民群众权利意识的复苏。
身处改革开放的第一线，从大量案例中，既可以最早并直接感受到“权利时代”的到来，也可以深刻并真实地感受到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我以为，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已大体市场化了，而政治体制（特别是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却基本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多年来不少地方和单位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没有做到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因此，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不少地方和单位，越来越表现为权力的代表性滞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快更好地把我们带人权利时代。我们如果希望不当时代的落伍者，就必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认真回应权利时代的挑战。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
真切感受到权利时代的到来，有利于在反腐败问题上形成共识。那就是，中国三十年的反腐败，在经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的历程中，权利反腐已成弦上之箭。
马斯洛理论把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的五种，而这五种需求可分为两大层次。前三种属于低层次需求，后两种属于高层次需求。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大多数人的低层次需求基本满足，而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复苏，则是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在此阶段的必然反映。当然，任何一种需求都不会因为更高层次需求的发展而消失，而是相互依赖和重叠。只不过高层次需求发展后，低层次需求虽然存在，但是对行为的影响力则大大降低。
网络集合公众意志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是典型的“权利反腐”。这种民间的“权利反腐”与体制内“权力反腐”将共同构建中国特色反腐败的完整体系。
从反腐蚀到反腐败的三十年，我们猛然发现，组织部门对“一把手”的优中选优不可谓不精，宣教部门对“一把手”的各种教育不可谓不细，各级党委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不可谓不严，纪检监察机关对“一把手”的查案力度不可谓之不大……可是党政“一把手”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却持续上升，乃至占同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40％左右，一些地方和单位甚至超过一半多。
这是因为，在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强力推动下，我们虽然已进人了权利时代。但是，受“一手硬，一手软”的影响，政治体制改革还未实质性推进，对权力的有效制衡还未真正形成，群众的权利意识还未充分表达。正是这些地方和单位“主人”的权利严重小于“公仆”的权力的状态，“权力之虎”不仅尚未被真正关进“权利之笼”，而且还可以随时随地发威伤人。最近网络关注度极高的“罗彩霞事件”，就是“权力之虎”严重伤害权利人的经典案例。
身处权利时代，需要执政党、全社会又一次广泛深入的解放思想。农村改革的成功，关键就在于经济上还权于民，从而为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厚底。新世纪新阶段的解放思想，既需要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