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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修筑的这条公路旁永远默默长眠了。
由于道路泥泞，100多公里的路竟走了4个小时，快要到达经理部时天已经黑了。当我们的前方出现一片灯光时，司机告诉我，我们已到达了经理部，当地人称之为“西拉温”，是“中国村”的意思。
西拉温位于在建公路的中心部位，原先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筑路工人的先遣队用推土机推出了一大片平地，在上面建起了营地。营地分成三个区域：监理工程师使用的现场办公房和住房；中国工人的住房和施工设备检修厂；黑人工人的简易住房。
三个区域三个标准，这是世界上三种不同生活水平的缩影。
英国监理工程师的现场住房是按承包合同上规定的标准修建的，每个监工（中国工人通常称监理工程师为监工）有一套100多平方米的高标准套房，并配以地毯、空调、冰箱、彩电、录象机、洗衣机、电灶和其它高档家具。监工大院内，还修建了一个游泳池，供监工和他们的夫人使用，为监工大院服务的黑人花工和清洁工也由承包商S公司雇佣提供。80年代初，一应俱全的家用电器和高档家具配置在中国都还不多见，更不用说在这被现代文明遗忘了的非洲草原上了。监工大院与它周围的环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除了为监工服务的佣人和花工外，黑人是不能随便进这个院子的。游泳池修好不久，一个黑人好奇地进入院子去看一看他曾经参加修建的游泳池，正好一个监工夫人在游泳，那位高贵的夫人竟对黑人说：“这儿不是你来的地方！”黑人只好泱泱离去。
西拉温的主要部分是中国筑路工人居住的临时住房，这是用木板和铝合金波纹板搭建的活动工棚，随着施工道路的不断延伸，一部分活动工棚要拆卸后运到其它营地去搭建。尽管索马里的气候很热，但活动工棚没有配置空调，工人对此也觉得理所当然，因为第一个承包项目是创业的项目，容不得施工人员在生活上有太高的要求。每间工棚可放置两张单人床，因为从中国运去的活动办公桌不够分配，所以只给管理人员配了桌子。但蚊帐却是每人必备的，尽管如此，热带草原上的蚊虫仍千方百计穿透蚊帐把疟疾和登革热传播给中国工人，一到雨季，营地医务室的5张病床全部躺满了输液的病号。
离中国工人工棚不远的地方，有几排专为黑人工人搭建的大工棚，但床铺是黑人自己带来的，大小高矮不一，显得杂乱无章。他们不挂蚊帐，并不是蚊子不咬黑人，而是他们买不起蚊帐。黑人也不用我们使用的那种牙刷，每天早晨，他们从树上折下一节铅笔粗细的树枝，剥去树皮，用牙齿将一头咬松，就代替了牙刷，树枝分泌的清香树汁就起到了牙膏的作用。黑人工人的行李十分简单，四季如夏的热带气候免却了随季节更换衣服的必要，一张席子，一条旧床单，一两件换洗衣服和一个盛水的塑料壶就是大多数住在工地上的黑人工人的全部家当，即使住在工地附近自己“家”中的黑人，除了一间用树枝和稻草或旧塑料布搭建的半圆形房子外，也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在这里，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无产者”。
三个不同区域的人各自按他们自己的习惯吃饭。
监工由他们带到工地一起生活的夫人或雇佣的黑人保姆做西餐，日常吃的西餐并不复杂，在一个盘子里放着肉食，蔬菜色拉，和土豆片等，米饭并不是西方人每天必吃的东西。
中国工人由中国炊事员做集体伙食，在索马里可以买到除猪肉以外的各种荤菜，蔬菜却很缺，有些就得用从国内带去的种子自己种，包括酱油在内的调料都得从国内运去。中国人在做饭上花的时间最长。但无论是来自西方国家的监工，还是当地黑人都承认中国人做的饭最好吃。
经理部给黑人工人雇佣了几名黑人妇女为他们做饭。黑人典型的工地午餐是生骆驼奶和米饭，在空地上用三块石头支起一口大铁锅煮好米饭，再把生骆驼奶倒进饭里和匀，分盛在几个脸盆里，十几个黑人一组围蹲在一个脸盆周围，用右手比成瓢状舀“奶饭”吃。
非洲打工记第四回 人财物监工统管 霉香肠就地深埋
第四回 人财物监工统管 霉香肠就地深埋
我所在的索马里阿巴公路项目是由世界银行和阿拉伯基金会共同提供贷款的国际承包项目，采用国际承包界通用的“菲迪克”条款进行项目管理。四名监工（监理工程师）来自英国的H咨询公司。第一次接触第三方监理制的中国承包商对监工十分敬重，因为监工手中掌握着支付大权。在没有见到监工前，我就对他们有几分敬畏，把他们想象成夏衍的小说“包身工”中的“拿摩温”。后来，我才知道这些监工都是高学历的资深工程技术管理人员。
四名监工中，米勒先生是头目，按合同文件上的说法，他称作驻地工程师，或称作监理工程师的代表，真正的监理工程师呆在英国，只在工程进展过程中出现重大问题时才到施工现场来。工地上的其他3名监工只能称为驻地工程师的助理。
50多岁的米勒先生是经验丰富的监理老手，他对承包商既严格要求，又和蔼可亲。他知道接触外部世界不久的中国人英语听力普遍较差，所以他即使跟翻译说话也慢条斯理，使我感到很容易听懂他的话。他对项目的现场监理全面负责，手中不但掌握给承包商工程款的支付大权；而且还掌握项目的人事权，如果承包商的项目经理不称职，他可以命令承包商撤换项目经理，被撤换的项目经理不能重新在该项目作其它工作；用于项目的施工设备尽管是承包商自己用工程款购买的，，未经米勒先生批准，也不准运出现场挪作它用；真是名副其实的人财物大权独揽。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保证他们所监理的项目能按合同要求的工期和质量完成。在施工现场，不象在中国的建设项目那样会议多，现场会每月只开一次，每次2。5小时，由米勒先生主持。参加会议人员只限于四位监工和承包方项目经理，项目总工程师，和翻译，以及必要时一名业主代表，绝不让无关人员参加会议。会上，主持人按工程进度、材料进场情况、工程质量、费用支付和存在问题分项提出讨论，各方发言及会议结论均作好详细记录，会后将记录稿交双方或三方认可签字，然后由三方（业主、承包商和监工）按会议决议执行。每月一次的会议记录由三方分别存档，作为合同执行过程中万一出现违约事故时追查责任的依据。
四名监工中，年轻的科威先生负责施工质量的监理，经理部安排我给科威先生当翻译。每天上午，科威先生自己驾驶一辆越野吉普车带着我在200多公里的公路上巡视检查，发现有不符合施工规范要求的地方，立即向施工人员发出返工或修补的命令，我的任务是忠实地把科威先生的话翻给中国施工人员听。下午回到现场住地后，科威先生还会把他发布的口头指令写成书面指令交给我译好送交项目经理，过后，他还会检查施工人员对他指令的执行情况，容不得半点马虎。但科威先生并不象我原先想象的那样可怕，对我倒是十分宽容。尽管在数年前参加的英语口语培训班上，兰老师对我的口语评价还不错，可是当我面对真刀真枪的口译任务时，我才感到我的词汇量和听力是那么的不够用，有时科威先生要重复说上两三遍，我才把他的意思听懂，当我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时，科威先生对我说：“你比我强，我连一点中文都不会说，大胆译吧，我们能沟通。”科威先生的鼓励帮我度过了初涉口译阶段最困难的头3个月。我庆运自己遇到了好人。
监工尼克先生负责工程量的计量和工程费用的计算，他能熟练操作电脑，80年代初，在电脑操作技能还很不普及的中国人眼中，尼克先生很能干。甚至工地上没有哪个中国技术人员敢去动一下他使用的电脑，害怕弄坏了赔不起。尼克夫妇把刚出生的儿子也带到现场住地生活。使荒凉的筑路工地多了几分生活气息。
监工舍本先生负责对进口施工设备的操作提供技术指导，他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中国工人很喜欢他。国际承包项目都是机械化施工，没有过去我在中国看到过的筑路工地上人海战术的场面。舍本先生也是四个监工中唯一没有把夫人带到现场住地来住的人，他就请了一个黑人姑娘当保姆。
监工对承包商的事管得很宽，国内给经理部运来了猪肉香肠，由于运输时间过长，运到工地时有一些已开始出现霉点，但大家还舍不得丢掉，因为在索马里这个穆斯林国家是买不到猪肉吃的。挂在食堂的几百斤变质香肠被监工发现了，监工立即发布了就地深埋销毁变质香肠的书面指令，经理部只有立即执行。经理部的厕所脏了，监工也要管，一切有可能影响工程顺利施工的事，监工都要管。
非洲打工记第五回 灯光引来蟋蟀虫灾 路面挖坑只为取水
第五回 灯光引来蟋蟀虫灾 路面挖坑只为取水
非洲之角的热带草原是被现代文明遗忘了的角落。这里人烟稀少，荒芜的草原上点缀着稀少的农舍，这些农舍是用树干和树枝搭起来的半圆型简陋棚子，外面盖以干草或破塑料布。人们赖以生存的手段就是放牧和少量刀耕火种式的农业，雨季前可以看到草原上烟火缭绕，这是村民们在焚烧野草，为雨季到来后的播种作准备，但由于非洲人不打鸟，播下的种子大部分会被鸟吃掉，所以收获甚微。朱巴河和谢伯利河是索马里境内仅有的两条河流，一到雨季，河流中鳄鱼出没，有时河里也会看到成群的鱼，中国工人初到这里时，河里的鱼居然不怕人，在河边用手都可以逮到活鱼。后来逮鱼的人多了，鱼也变得精灵了。
索马里没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分，只有雨季和旱季之差别，一年到头气温都在30到40多度之间变化。地处南半球的索马里一月份是最热和最干旱的季节。灼热的太阳照得使人睁不开眼睛，在露天作业的中国筑路工人皮肤被晒得与黑人相差无几。头顶瓦罐的索马里妇女为了去买一罐水，要跋涉几十里路。阿巴路经理部根据中国大使馆的指示，腾出了一辆水车，从工程专用深井中抽水后给索马里村民无偿送水，村民在水车旁毫无秩序的抢水场面就象一场争取生存的搏斗，抢夺的结果使大部分水泼翻在地。
更使人受不了的是这里的卫生条件。
由于没有足够的天然和人工蓄水手段，在一年两次的旱季中，索马里大多数地区都要经受干旱的煎熬。在雨季到来前夕，牛羊或骆驼几乎找不到一点可维持它们生命的水源和青草，当这些可怜的生灵在烈日下行走时，一些坚持不了的在路上倒下后再也爬不起来。索马里的牧民没有收埋牲畜尸体的习惯，它们死在什么地方就让它在什么地方摆放，若有鸟群来啄食掉，在地上留下的只是一堆尸骨。要是来不及啄食掉雨季就降临的话，渴死的牲畜在雨水中一泡，生出无数的苍蝇，将病菌四处传播。工地食堂的炊事员尽管下了很大力气搞好卫生，但对快速繁殖的苍蝇仍防不胜防。我们经常可以从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