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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主的北约战机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邵云环等三名中国记者遇难。这一事件对凤凰卫视的未来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启示。首先，如此重大的新闻事件突然发生，中国官方和主流媒体尚未作出反应，凤凰卫视却能够迅速而全面地报道，开始在观众中建立起“大事发生看凤凰”的声誉。
但这对凤凰本身的应变能力也是极大的考验。那天是星期六，凤凰的“主力部队”，包括刘长乐、王纪言和大部分主持人，都已到了湖南长沙，准备与湖南电视台共同举办一台娱乐晚会，原定当晚九点半，在新闻节目《时事直通车》之后播出。中国驻南使馆被炸的消息传到长沙，已是下午时分，刘长乐和王纪言立即决定取消播出那台晚会，改为有关“使馆事件”的特别节目，并定下了题目：“中国人今天说不！”
要填补因取消晚会而出现的时间空档，特别节目就要长达两个小时。问题是，身在长沙的凤凰同事当晚不可能插翅飞回香港，所有的事情必须由留守香港的那几个人承担。于是，一场由长沙遥控指挥的电视新闻直播节目，就极为仓促地筹划出来。
当天编译的新闻报道肯定不够这样的时间长度，那就增加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求各地记者和特约记者（如成都分公司的会计）全数上街采访，同香港作现场电话连线；再就是在新闻报道之间插入我和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香港大学教授陈婉莹等特邀嘉宾的即时评论。这在凤凰卫视，更不用说当时的中国电视业界，都是前所未有的做法。只是时间紧迫，形势逼人，更因国家有难，不得不大胆一试了。
“使馆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正好是母亲节，我们为节目定下的基调就是：“在母亲节的那一天，美国总统克林顿送给中国母亲的礼物，却是夺走了母亲的孩子，又夺走了孩子的母亲。”结果，当晚的《中国人今天说不！》节目播出，反应出乎意料之强烈，高层从长沙传话“看来明天还得说”。这一说就连着近一个星期，随着新闻事件本身高潮迭起，我们的评论也越来越受到各方关注。第二年夏天我在峨嵋山遇见一位四川的大学生，她说，当时他们在大学里收看《中国人今天说不！》，气氛就像看球赛一样热烈，同学们不断喝彩叫好。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嘉树教授则告诉我，他们的一些学生为了看这个节目，“凑份子”到星级饭店开房间。后来，一位主管东亚事务的美国官员对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说：“那时候对我们真正有杀伤力的媒体，就是凤凰卫视，因为你们不是谩骂，而是说理，这是最可怕的。”
过了三个多月，凤凰卫视的第一个新闻评论节目《时事开讲》开播了，《中国人今天说不！》就是它的预演。从此开始，凤凰发现了新的言论空间，时事评论和新闻一样，都成为凤凰节目的新支柱。从那时开始，我这个毫无专业训练的电视“新丁”，也成为凤凰卫视首位专职的时事评论员。
【凤凰人】王纪言
《中国人今天说不！》的系列特别节目，以5月15日晚在深圳“世界之窗”的同名大型演出做终结。那场晚会，如果不是“院长”接过指挥大权，真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子。
凤凰台里，都叫王纪言为“院长”，因为我们有不少同事出自北京广播学院（现改名为中国传媒大学），王纪言来香港凤凰之前，就是“广院”的副院长。
那天的晚会是凤凰与深圳方面共同举办，我们下午到了深圳“世界之窗”内的演出现场，感到头绪纷乱，双方各有主张。天色渐黑，离预定开场的时间越来越近，不能再如此乱下去。这时，王纪言手拿一份节目方案，把所有参加演出的人员召集过来，一、二、三、四……一条条指令发下去。我记得最后他说，没有时间再讨论和排练，每个人就这么去做，不要怕出差错。师永刚在《解密凤凰》中记下了王纪言的“战前动员”：“灯光灵不灵，主持人说什么，到现在，我也还不知道。上了现场，声音推不上去，不要怕，镜头没有切过去，也不要怕。记住，你是现场唯一的主角，一定要控制现场。”
居然，这样的一场大型晚会，就一环扣一环顺利推展下去。外人如果只看凤凰直播的画面，还以为事先一定排练多次，绝不会相信开场前一个小时还乱成一团。
有了那些日子的见识，我开始相信凤凰团队的应变能力极强。不管时间多么紧迫，不管人手怎样不足，谁都不会说“不行”，连我们这些年近花甲的评论员老头都如此。
空中采访“双亚”吊辜
2000年凤凰卫视《千禧之旅》摄制组来到尼泊尔时，有人问他们是哪里的中国人，他们自豪地回答说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人”。曾瀞漪也加入了《千禧之旅》，她走的是十分辛苦翻越唐古拉山脉那段，我至今还记得她一面播报一面大口喘气的样子。
曾瀞漪台湾南投出生，长年在香港工作和居住，已是香港永久居民，又嫁给了一位来自大陆的山东籍文化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实际上，她和她的家庭，正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人”。而她采访最多有关两岸关系和台湾的新闻，也正是这几年世界上所有中国人最关心的事情。
我已算不大清楚，究竟有多少次同曾瀞漪一起去台湾采访。我们的分工却很明确，她负责大部分采访和制作，我主要是作评论和约定采访对象。此外，每天晚上完成一天的工作后，她要负责带我们去品尝各种台湾小吃，我负责邀集台湾媒体朋友来聊天，帮助我们解读复杂的台湾政情。
平时在香港，我们谈得最多的，一是两岸关系的最新发展，二是哪些新闻可以在她主持的财经节目里作为重点。一些采访建议，如2002年直播佛指舍利赴台湾，2005年追踪报道“双亚”赴台吊唁辜振甫，都是这样聊出来的。
2005年初辜老去世，汪道涵委托海协会的孙亚夫、李亚飞两位代他到台湾致意。经刘长乐拍板，我和曾瀞漪在香港机场搭上了“双亚”赴台的那架飞机，他们坐头等舱，我们就占了后面商务舱的第一排位子。上机时，我们已经同他们打了招呼，希望能作独家专访，他们表示可以。
香港到台北其实不远，飞行时间才一个多小时，等他们用餐后来到我们这里时，飞机已开始下降。不管怎样，我们就在机门旁边的过道里，把摄像机开动起来。曾瀞漪手持话筒提问，我则负责稳住情绪有点紧张的华航空中小姐，以免采访受到干扰。等到采访结束，飞机的起落架也快放下了。
几天后，“双亚”返回大陆，曾瀞漪又随机同行，再次作了独家专访。她又想到他们二人到一次台湾真不容易，时间却那么仓促，就买了一些台湾的土特产送给他们。不久过春节，老板刘长乐在香港全体员工的大会上演讲时，特别表扬了曾瀞漪的这件事，还要财务主管给她报销。
这些年曾瀞漪很努力，不断在寻找自己的定位。尤其在生了儿子之后，我发现她越来越心平气和了，可能因为她已找到自己的定位了。
《杨澜工作室》留下的影像
1997年底，“院长”王纪言打电话到我家中，说凤凰卫视明年要开一个人物访谈节目，由美国回来的杨澜主持，问我能不能加入凤凰，做这个节目的顾问。我答应了。离开《亚洲周刊》已一年多，离开《中天频道》也大半年，我又开始“打工”了。2005年凤凰与北大学生同办的九周年台庆晚会，我把我们这些评论员老头进入凤凰，比作“下岗工人再就业工程”，引来哄堂大笑，但实际情况的确如此。
杨澜的节目就是《杨澜工作室》，仅王明青一个助手，我主要提供访谈对象的线索和背景资料，特别是香港方面的人物。有一次她要采访金庸，我把《明报月刊》上面连载多期的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话录，都找出来给她，害得她读到半夜。
《杨澜工作室》做了两年，最后因杨澜离开凤凰而结束。其间采访了上百位人物，有些我也参加了，留下了一些照片，以巩俐和范曾的那两组比较“耐看”。采访巩俐是在她香港的家里，很是随便，她还光着脚。采访之外的镜头更加有趣，那是两个女性之间的交流，不时一阵大笑，那只雪白的大狗又在她们身边打转。
最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7月我们去台湾的采访。杨澜是大陆公民，赴台的手续相当麻烦，最后终于批了下来，当然要认真策划。高信疆先生是我在《明报》和《亚洲周刊》时的“老板”，多亏他热心帮忙和张罗，我们在台湾的短短几天之内，才有可能接连采访了多位重量级人物。
最有趣的当然是杨澜对李敖的采访，地点是台北李敖的东丰街书房。两年前经高信疆先生介绍，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拜访李敖的，这次也由高先生帮着联系，他一口就答应了。可以说，这一期的《杨澜工作室》让中国大陆观众第一次看到了“活的”李敖，在各种媒体对李敖的专访中，也少有这么精彩的。后来我用了好几天，把采访的主要内容整理出来，刊登在《亚洲周刊》上面。顺便提一下，李敖虽然说的是北京话，但有点大舌头，又引用了大量的典故，整理起来相当辛苦，一不小心就错误百出。
小莉结婚
写这件事，因为吴小莉是凤凰卫视的开台元老，是凤凰的头牌新闻女主播，又是凤凰建台以来第一个结婚的女主播，后来也是第一个怀孕生孩子的。2000年7月22日，小莉和周秉钧在香港举办婚礼，凤凰同事大多到场庆贺，老板刘长乐脸上喜气洋洋，好像出嫁的是自己的女儿。
结婚后的小莉仍然事业至上，不过在同她闲谈时，多了先生、孩子等家庭生活话题。晚上下班时，常有专车在楼下等着，司机就是周秉钧。小莉经常出差，只要有可能，她的先生也常会陪同。小莉婚后两个月，她和我就到上海参加国际电视节，分别采访了黄菊和徐匡迪，并拍摄了关于上海发展的专题。那一天秋风很劲，我带着她兜了半个上海市区，边走边拍摄。中午时分，在我老家附近的吴江路，我特别要她尝一尝闻名上海的“小杨生煎包”，她是否还记得包子的味道？
小莉很看重凤凰的几位评论员“老头”，她的“家有三宝”之说，上了《人民日报》，倒叫我们有点诚惶诚恐了。另一方面，小莉也感受到“老头”的压力；我一次在清华大学“开讲”时曾自夸“凤凰就数我们几个老头最用功”，没想到这句话她记在心上，变成新的激励。早知如此，我就不讲了，因为她已经够用功了。
我采访徐匡迪当中，有两句没有报道的题外话。一是他问我是台湾哪里人，我笑着说我是上海人，你应该是我的“父母官”。也许，他在凤凰卫视的评论节目中看到我经常讲台湾的事情，误以为我是台湾人了。后来我们评论员自己开玩笑说，福建来的杨锦麟是“台湾本省人”，我则是“台湾外省人”。
徐市长确实经常看《时事开讲》。他告诉我，每天晚上忙完了，回到家里吃点东西，放松一下再睡觉，正好看《时事开讲》。听了他的话，我很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原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