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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我儿子现在对付我的手段，很像我小时候对付自己的父亲。儿子总是不断地学会如何更有效地去对付父亲，让父亲越来越感到自己无可奈何；让父亲意识到自己的胜利其实是短暂的，而失败才是持久的；儿子瓦解父亲惩罚的过程，其实也在瓦解着父亲的权威。人生就像是战争，即便父子之间也同样如此。当儿子长大成人时，父子之战才有可能结束。不过另一场战争开始了，当上了父亲的儿子将会去品尝作为父亲的不断失败，而且是漫长的失败。
我不知道自己五岁以前是如何与父亲作战的，我的记忆省略了那时候的所有战役。我记得最早的成功例子是装病，那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我意识到父亲和我之间的美妙关系，也就是说父亲是我的亲人，即便我伤天害理，他也不会置我于死地。我最早的装病是从一个愚蠢的想法开始的，现在我已经忘记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我装病，我所能记得的是自己假装发烧了，而且这样去告诉父亲，父亲听完我对自己疾病的陈述后，第一个反应——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反应就是将他的手伸过来，贴在了我的额头上。那时我才想起来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竟然忘记了父亲是医生，我心想完蛋了，我不仅逃脱不了前面的惩罚，还将面对新的惩罚。幸运的是我竟然蒙混过关了，当我父亲明察秋毫的手意识到我什么病都没有的时候，他没有去想我是否在欺骗他，而是对我整天不活动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怒气冲冲地训斥我，警告我不能整天在家里坐着或者躺着，应该到外面去跑一跑，哪怕是晒一晒太阳也好。接下去他明确告诉我，我什么病都没有，我的病是我不爱活动，然后他让我出门去，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两个小时以后再回来。我父亲的怒气因为对我身体的关心一下子转移了方向，使他忘记了我刚才的过错和他正在进行的惩罚，突然给予了我一个无罪释放的最终决定。我立刻逃之夭夭，然后在一个很远的安全之处站住脚，满头大汗地思索着刚才的阴差阳错，思索的结果是以后不管出现什么危急的情况，我也不能假装发烧了。
于是，我有关疾病的表演深入到了身体内部。在那么一两年的时间里，我经常假装肚子疼，确实起到了作用。由于我小时候对食物过于挑剔，所以我经常便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我的肚子疼找到了借口。每当我做错了什么事，我意识到父亲的脸正在沉下来的时候，我的肚子就会疼起来。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能体会到自己是在装疼，后来竟然变成了条件反射，只要父亲一生气，我的肚子立刻会疼，连我自己都分不清是真是假。不过这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父亲的反应，那时候我父亲的生气总会一下子转移到我对食物的选择上来，警告我如果继续这样什么都不爱吃的话，我面临的不仅仅是便秘了，而是身体和大脑的成长都会深受其害。又是对我身体的关心使他忘记了应该对我做出的惩罚，尽管他显得更加气愤，可是这类气愤由于性质的改变，我能够十分轻松地去承受。
我装病的伎俩逐渐变本加厉，到后来不再是为了逃脱父亲的惩罚，而是开始为摆脱扫地或者拖地板这样的家务活了。有一次我弄巧成拙了，当我声称自己肚子疼的时候，我父亲的手摸到了我的右下腹，他问我是不是这个地方，我连连点头，然后父亲又问我是不是胸口先疼，我仍然点头，接下去父亲完全是按照阑尾炎的病状询问我，而我一律点头。其实那时候我自己也弄不清是真疼还是假疼了，只是觉得父亲有力的手压到哪里，哪里就疼。然后，在这一天的晚上，我躺到了医院的手术台上，两个护士将我的手脚绑在了手术台上。当时我心里充满了迷惘，父亲坚定的神态使我觉得自己可能是阑尾炎发作了，可是我又想到自己最开始只是假装疼痛而已，尽管后来父亲的手压上来的时候真的有点疼痛。我的脑子转来转去，不知道如何去应付接下去将要发生的事，我记得自己十分软弱地说了一声：我现在不疼了。我希望他们会放弃已经准备就绪的手术，可是他们谁都没有理睬我。那时候我母亲是手术室的护士长，我记得她将一块布盖在了我的脸上，在我嘴的地方有一个口子，然后发苦的粉末倒进了我的嘴里，没多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睡在家里的床上了。我感到哥哥的头钻进了我的被窝，又立刻缩了出去，连声喊叫着：“他放屁啦，臭死啦。”然后我看到父母站在床前，他们因为我哥哥刚才的喊叫而笑了起来。就这样，我的阑尾被割掉了，而且当我还没有从麻醉里醒来时，我就已经放屁了，这意味着手术很成功，我很快就会康复。很多年以后，我曾经询问过父亲，他打开我的肚子后看到的阑尾是不是应该切掉。我父亲告诉我应该切掉，因为我当时的阑尾有点红肿。我心想“有点红肿”是什么意思，尽管父亲承认吃药也能够治好这“有点红肿”，可他坚持认为手术是最为正确的方案。因为对那个时代的外科医生来说，不仅是“有点红肿”的阑尾应该切掉，就是完全健康的阑尾也不应该保留。我的看法和父亲不一样，我认为这是自食其果。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4期
意大利学生凡玛朵
作者：何杰
她的名字叫凡玛朵，大家叫她麻烦多。我叫她凡玛，省事。教她可是心分八瓣也不够使的。一个女孩子既不漂亮，又不文静。不漂亮也罢，爹妈给的。安稳点儿总可以吧，不，她几乎一刻也不停地给你制造麻烦。
她的调查表写着父亲是意大利籍，母亲是美国籍。住意大利，又在美国上学。得！无拘无束加傲气，她都有。你和她谈话，她用两个鼻孔对着你。头总是高昂着。她的鼻子翘翘着，周围像撒了茶叶末一样，长了一层小雀班。脸上的每一个部位，连那个小雀斑仿佛都在宣布：“不屑一听”，要不就是“嗤之以鼻”。她个子不高，却叫你永远感觉她在君临天下。
上课，学生守则的第一条，就是着装整齐。她穿一双50年代的木呱嗒板来了。坐下吧，还不。她“呱嗒呱嗒”走到大家眼前，抬起脚说明：“看，比荷兰的木鞋科学。脚自由。”是呀！我小时也穿过，倒没注意它的宝贵。新鲜的视角！当然不能批评她啦。只是弄不清她从哪淘换来的？
过两天，她又来了新花样。仲夏三伏天，穿游泳衣在水里都热，我们的“麻烦多”竟穿了一件男人的中式对襟夹袄。紫蓝色的绸缎面上面是团形的寿字图案。我怀疑是从寿衣店买来的。一问，还真是。我埋怨卖衣服的人，怎么也不告诉人家，人家是外国学生。凡玛立即解释，老板告诉她了。那我就不明白了，凡玛，怎么活着，你就穿在身上了呢。凡玛朵不以为然，脸上的每个零件又都在炫耀：
“看我多美！”
凡玛朵说：“它是漂亮。死的、活的都是人。穿它非常漂亮。美啊！”凡玛朵眯起眼睛，大有陶醉之感。
想想看，你上课，眼前竟坐着这样一位美人，你有什么感觉？知道什么叫文化休克吗？我就差点休克。中国人关于死的忌讳是砌造了五千年的传统观念，叫我一堂课就跨越过去，那真是奇事。然而我也不知道我的哪根弦叫她牵动着，我竟然同意为她说情，允许她参加日本文教大学的语言实践课（旅游，我是陪同教师）。日本文教大学短期班都是女生，亚洲人，加一个欧洲人。领队说：
“羊群里出骆驼，而且她是猴骑骆驼——高去了。”
我只有开着玩笑宽慰他：人家个儿也不高呀，不过是群小毛鸭子中出了只小斗鸡。老有城府的领队给了我一队删节号“呵呵……”一上路，我就知道那删节号的丰富内涵了。
上车，宣布了旅游路线、活动时间、地点、旅馆名称、联系办法。我逐个发下日程表。没发到她那儿，小斗鸡就和我奓开了翅膀：
“为什么到洛阳不下车？洛阳是文化古城。”没办法，我带来的兵。自讨苦吃！我这么着，那么着一通安抚，总算无事。车过洛阳，一看窗外，我的心一下就悬到了嗓子眼。车启动了，站台上却还站着一个我的兵。凡玛跷着脚把一声“放心”从窗外扔给了我：
“放心——后天我去西安宾馆找您——See you again！”
这回轮到领队开导我了：“她找我啦。放心，她几万里都飞啦。”接着给了我一个“哼”字就闭上了嘴，但我分明读出：看您的宝贝弟子！就她事多。我行我素！
第三天，她赶到了。上帝保佑！我的心落了地。
参观完秦始皇陵，学生集合了，却不见领队，也不见凡玛。等了好一会儿，俩人来了。领队气呼呼地，凡玛喜气洋洋。一问，原来有个小贩把他卖煮山芋的小铁炉摆在了去秦始皇陵的砖道上。凡玛一定要他搬离砖道，他们这才过来。凡玛眉眼飞扬地向我炫耀：
“我胜了。山芋老板说我是狗拿耗子。哈，我是有责任的狗，我是优秀的狗。”说完，扭扭地走了。她那一扭一扭的背影都在表明，她美得像得了个什么大奖似的。
无可奈何。凡玛的思维真是猴吃麻花——满拧。其实当时我并没明白凡玛和小贩争吵的原因，只觉得自己这个语言老师失职。
要进兵马俑博物馆，领队的弦拧得更紧了。他转达馆里要求：“不准大声喧哗，不准拍照，违者罚款！”接着一番叮嘱。前脚说完，后脚进馆，忽然就有人大声的“oh！oh！”起来。大概因为在大厅中有回声，那声音大得简直叫你震惊。领队急忙召唤我：“又是您的‘麻烦多’！快看看去！”
“Oh！oh！great！wonderful！（伟大！奇妙！）unimaginable！（不可思议）”看着，看着，她竟然忘情地“咔嚓咔嚓”地照起相来。我忙制止她，但晚了。一个保安气势汹汹赶来，一把按住凡玛的照相机。
保安说这是规定，没办法。凡玛不说话，更不求情。她慢慢打开相机取出胶卷盒，我以为她要交出胶卷。谁知她“啪”的一下交到保安手中的是相机。胶卷，她先举到保安眼前，然后放到自己的胸衣里。哈！鬼精灵。这回她说得可是很温柔：
“回去我要说中国！我要展览中国！非常非常的惊奇。对不起，胶卷给我留下吧，相机你罚去。Sir！”我的心感动了。我想保安也一定和我一样：心暖暖的，保安，这个陕西大汉似乎有着女人心肠，看来是笨嘴拙舌。他只瓮声瓮气地说：
“都给你，都给你。展览吧，展览吧。”走了。
那天一直到回饭店，我都很不平静，为自己祖先磅礴壮观的伟大杰作，为我中华文化的魅力，当然也为我那个浑身带棱带角的弟子。然而，没有一会儿，领队气呼呼来了：
“您的大弟子这回不但自己又颠儿了，还拉走五个。去小吃街了。多专亏纯子报个信。饭都订了。您看费事不。”
等吧，十一点回来了。个个吃得油光焕发。六个孩子争着告诉我，她们吃了什么。羊肉泡馍、刀削面、拉皮儿、辣羊蹄……我的意大利弟子手提一个血灌肠。她把那肠儿在我眼前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