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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大家都看过一部描写战争的电影，这也是前苏联的一部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它写的是人和战争的关系，在这部电影当中，它也是采取两个维度，一方面它是坚持历史理性的，认为这一群姑娘她们为了保卫祖国，为了反对法西斯，英勇善战，跟法西斯斗争到底，最后她们全部牺牲了，这种牺牲是值得的，这是历史理性的维度，作家呢，这个编导呢，加以肯定，可是另一方面呢，这部作品呢，也给我们一种淡淡的忧伤，就觉得这么多漂亮的姑娘，她们本来拥有幸福的，和平的生活，而且她们每一个都长得很漂亮，她们有美丽的青春，她们有美丽的爱情，但是战争把青春、美、爱情甚至生命全部毁灭了，毁灭以后，不可能再寻找回来，所以那个电影是以活着的男连长去给她们扫墓开头，这表达了一种忧伤的情绪，尽管是一种正义的战争，但是，它也给人带来一种毁灭，那么这里呢，就显示出他们重视人，关怀人的幸福和生命，这就是有一种人文关怀的维度，像这样的作品，我觉得呢，我们还太少，在整个20世纪我们中国有多少次战争，但是呢，像这样一种作品，能够比较真实的写出人的在战争中的那种复杂的感情的作品，我觉得不够，这是文化诗学的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文化诗学”开辟了文化的视野，发现文化艺术作品的文化内涵，那么文化视野的内容呢，包含了许多方面，比如说对作品，我们要进行一种价值的阅读，就是西方学者提出来，阅读文学作品有两种阅读，一种叫做品质阅读，一种叫做价值阅读。品质阅读主要是衡量这个作品的艺术性的高低，而价值阅读主要是要揭示作品所隐含的文化的价值。如果我们对作品进行一种价值阅读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作品里面一些很新鲜的东西。
这里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北大的教授老教授季羡林先生，他就是用一种儒家的文化，去解读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朱自清的《背影》，那么他的发现跟我们不同，按照我们一般人的解读就说朱自清的《背影》写出父子之间的深厚感情，但是他用儒家思想解读以后呢，他说这篇作品主要写的父慈子孝，他读出来的是父慈子孝，像“孝”这个东西，英文连翻译都翻译不出来的，这是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这个要翻译呢，大概可以翻译成这样，对父母的虔诚，很罗嗦，英文里边没有这个词，只有儒家文化有这个词，因此我们用儒家文化解读这篇作品，我们就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要把作品放到原有的历史语境中去加以解读，这一点呢，也是文化诗学的一个要求，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说这么一句诗，你们觉得这像诗不像诗，“群鸡正乱叫”，大家一定觉得这不是诗，这算什么诗，这就是因为你没有把这句诗放到原有的历史语境，所以你觉得不是诗，我告诉你们，这句诗是杜甫的《羌村三首》第三首的头一句，“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羌村三首》写在什么时候呢，那是写在“安史之乱”即将结束，杜甫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经历过那种血与火的安史之乱，看到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残酷的斗争，现在他回到了自己的故园，他看到的已经不是人在斗，是鸡在叫，群鸡正乱叫，这个画面呢，是最精到的表达了杜甫对和平生活的那一种神往，他已经享受到了和平生活的一种温馨，像这句诗表面看着好象没有多少意思，但是如果你放到原诗里边去，又把原诗放到“安史之乱”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当中，去加以解读，我们就会解读出许许多多东西来，所以我觉得文化诗学提倡解读的时候要有语境，要语境化，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就是文学艺术我们还要着重考虑文学艺术与别的文化形态的一种互动，要研究这种互动的关系，按照德国当代著名的一个符号学家叫卡西尔，他的符号学的文化概念，那么文化的样式在他看来主要是有六种，那就是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实际上我认为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等，那么“文化诗学”呢，可以研究文学与语言，文学与神话，文学与宗教，文学与科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哲学，文学与伦理，文学与道德，文学与教育，文学与民俗，等等的相互的关系，这样，我们就能够发现作品的新的意义，我认为文学艺术不可能是完全封闭的一种系统，这一点呢，鲁迅早就说过，他说文学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所以企图摆脱社会文化的这种文学艺术研究呢，也就是孤立的文学艺术研究与批评呢，我觉得呢，总是有缺憾的，所以文学艺术研究批评，需要文学艺术之外的这种参照系，例如文学它是一种文化，历史呢，也是一种文化，那么这两种文化是一种互动的，那么我们进行一种互动的研究呢，就会发现许多有意义的，有趣味的方面，比如说目前流行不少历史题材的小说和电视剧，那么不少历史学家呢，就经常批评这些历史题材的小说，或者电视剧，里面呢，有很多是跟历史事实不符的，我们看了这些批评以后呢，就感到触目惊心，这些小说家，这些编导连起码的历史知识都没有了，怎么能这么乱写了，实际上呢，我不相信这些作家这些编导，连起码的历史知识都没有，他们就敢去写历史小说，就敢去编导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其实文学创作它是属于一种审美文化，它是人类的一种审美活动，我们所写的作品，能不能够称为文学作品，关键就看他笔下所写的生活，是不是以情感来评价生活，关键是看这些作品是不是以情感来评价生活，是不是富有诗意，俄国的一个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他曾经说过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创作的主旋之一，就是感受到诗意和没有感受到诗意的这种区别，我觉得他说得是很对的，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也不能为了忠于历史，就完全客观的不动感情的完全的照搬历史事实，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其中的历史，都是经过作者的感情过滤过的历史，他已经不是历史的原貌，譬如说大家都很熟悉《三国演义》，《三国演义》长篇小说，以及后来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那么就不是完全照搬历史，如果照搬历史事实这个创作就不会成功，三国演义包括小说和电视连续剧，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就在于它有很充分的一种情感评价，三国时期的历史，在剧中只是一个历史的框架，一个时间的断限，历史事件被重新改写，历史人物被重新塑造，它已经不像一般的历史书那样，去忠实的叙述历史，编剧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以极大的热情去虚构一些场景，以爱憎的感情去塑造人物，比如说“空城计”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三国演义》里有一段“空城计”，我告诉你们，“空城计”你查一下《三国志》那个历史书就知道，是完全没有的，是子虚乌有，而诸葛亮屯兵陕西汉中阳平的时候，也就是演“空城计”这个场景的时候，司马懿呢，还在湖北的荆州担任都督，根本就没有机会跟诸葛亮对阵，所以这个小说和电视剧的作者呢，在这里完全是虚构的，在这里呢，不过就是一种情感评价，也就是说美化诸葛亮，赞颂诸葛亮的这种智慧，来通过这么一个场景来赞颂赞美诸葛亮的这种智慧，中国古代有一个文学理论家刘勰，在他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叫《文心雕龙》里面说过一句话，叫做“情者文之经”我觉得这句话可以说一语道破了，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的审美的诗意的特性，所以对于文学艺术这种文化，你硬要用历史文化的真实性去要求，这是不合理的，历史题材的文学作者并不是像某些历史家所所说的那样，他们没有起码的历史知识，这一些历史题材的这些作者，他们呢，往往是要借历史来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情感的评价，某一种看法而已。
那么“文化诗学”的第三点要求，就是重视通过作品，比如说语言，来寻找作品的意义，那么和过去旧的文艺社会学不同，“文化诗学”不是仅就作品的内容，抽象出来谈作品的思想感情，它十分重视文学语言的作用，语言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语言它所能达到的边界，也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所能达到的边界，这个语言它是一种手段，同时它又是一种生活，当生活里面出现一个新的词汇的时候，就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所以，这个语言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十分重视作品中语言的一种运用，譬如我们读小说，我们可以把许多故事情节都忘了，但是一些话一些人物的话，我们都不会忘，比如说在《三国演义》里面，曹操说的“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就是把一个奸臣的嘴脸暴露无遗。
比如说鲁迅的《狂人日记》里边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那么我们也要进行细读，《狂人日记》里面有一句话，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中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那么这句话我们要加以细读，不能够像过去旧的文艺社会学那样，它表现的就是旧礼教要吃人，不能够这么一笔带过，我们要问，为什么鲁迅要在这里写，这历史没有年代，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历史是应该有年代的，为什么说这历史没有年代呢？那么我们就会想到，鲁迅想到的是中国封建统治两千年很长，漫长的历史，不是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的事，因此说，没有年代，漫长，在漫长的年代里面。另外，鲁迅为什么要写“歪歪斜斜”，每页码斗争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为什么“仁义道德”几个字是歪歪斜斜的，写出来的，“歪歪斜斜”又是什么意思，歪歪斜斜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种敷衍的，不认真的，所以才是歪歪斜斜写出来，也就讲它那个“仁义道德”封建统治者所讲的“仁义道德是”是敷衍人民的，敷衍老百姓的，不是真的，是假的，所以后面还有一句话，说我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中看出字来，字缝中，为什么是从字缝里面看出来的，为什么不是直接看出来的，是从字缝中看出来的，我们就知道，表面上他还是讲的仁义道德，是透过这个字缝，透过字缝也就是里面真正它讲的是“吃人”，这是对封建社会的罪恶的一次宣判，所以像这些句子，我们都要经过我们的一种细读，经过一种细读，所以这个“文化诗学”呢，它是重视通过语言来揭示意义的，这是“文化诗学”所坚持的，“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必将推进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为文学的发展做出贡献，我想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问：童老师您好，我想问您一下，您认为在西方文艺界倡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