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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同其他人相互激荡共振是他写作时显示屏的一座图标。卡夫卡同时代的捷克作家恰佩克，他就写过《罗索姆万能机器人》和《昆虫游戏》等书，很明确地表现了人类在科学技术改变世界壮举之下的渺小和恐惧，一种精炼化、艺术化、甚至程式化了的“末世情怀”（Eschatology）。这种情怀在同时代人当中传递、激荡而弥漫，往往就成了一种正面和反面都可以应用的万能公式。所以，在恰佩克那里是万能机器人，在卡夫卡的《变形记》里就成了超级甲虫，而在比利时梅特林克的书房里，还会摇身一变而成了蜜蜂（看一看他的《蜜蜂的生活》），甚至花卉（读一读他的《花卉的智慧》）……事实证明，文化人敢于逾越雷池哪怕一步，向其他人的领域靠近而不怕尖刺，就会有“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成就。深受绘画影响的乌克兰导演巴拉让诺夫，他把镜头当作独立的绘画来拍了电影《故人影难忘》（Тенизабытыхпредков），作品一出就引起轰动。所以，文人们作为运行艺术的“主机”，他们之间的心灵通讯，同余光中先生所说的不同“艺术经验”之间的“转化”，两者恰好互补，正组成了阿波罗车驾下面的两个轮子，让文人可以驾雾腾云！
卡夫卡式的“变形热潮”更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清风，它同布拉格和维也纳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变形之怪，是深深植根在布拉格的科学传统和反传统的反思苦果，也是文人在相对论世界、在科学发现所揭示的自然真相面前的一种人文杞忧。布拉格，“欧洲的魔术之都”，曾经是炼金术的中心和犹太密宗的渊薮，但是这里也生活过杰出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和第谷。而且，科学和反科学有时候会披着同样华丽眩目的外衣，同样招摇过市。这样，才会在恰佩克心里顺理成章地激发机器人的幻想，也才促使卡夫卡把正常的“城堡”狂想为超自然力量的俯视狰狞。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其实是现代文学里游园惊梦的常客，也是文化沙龙节目过后夜里经常性的梦魇。根本原因是现代科学在分析自然世界，分细了、微分了还要进一步肢解，于是现代文化也在分解、乃至肢解人类本身。在这里，文化受着科学莫大的精神冲击，还顺带接受精密的技术培训。如果连这些背景的基本知识都不具有，要“解读”、要“理解”卡夫卡那才是缘木求鱼！如果真要像某些帮腔论文里说的“凿穿壁垒”，那不过是科学“凿穿”了文化人的千古陈年“壁垒”而已！
我回头来更有点儿疑疑惑惑了，现在有些大块批评文章的写家，是不是西方文化界常常警惕的“虚构写家”（fictioneer）？
世界是三维的，文艺也是三维的，有第三维的科学思想做支撑。写家们虽然虚构得天马行空，却又跳不出二维空间，奈何？某某人“解读”就说成“某某人”的卡夫卡，也无不可；我承认理解就是逼近。但是，也要像xy=a那样逼近数轴，而不要像y=x2与君生别离。这逼人想起法国哲学家邦达的一本书，名字是《知识分子的出卖》。是有人在出卖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在通过自己的所谓“分析”、“解读”、“破译”等等，在“出卖”所讨论的文学作品和作品的作者和主人公？
知识分子=反省自己的人！
我们于是看到了两类文化人，一没有科学思维，二从不进行反思，是为中国特色。而且往往两者集于一身。皇皇大作一篇篇、一本本抛出，但由于缺损了必要的指路牌，就必然跌进“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的黑洞！与此双峰对峙的是，偶尔有那么一、两个“大人物”挤了几滴自我反省，小民们便山呼万岁、顶礼膜拜。这就证明了活得实在不正常。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盛赞这种“仁义”，恰恰说明“道”之不存。当年鲁迅先生谈到中国人的“特别”之处，就曾经说：这是“因为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其实中国人的记性比起西洋人好得远，说到底无非是弗洛伊德的“动机性遗忘”而已！
害怕反思如同畏惧爱滋，其实大可不必，反思也决不像海阔天空吹法螺那么丢人显眼。对于自然和宇宙的亘古质疑，同对于文人自身的不断质疑，实在应该看成是一把剑的两个刃，用来解剖，也用于创造，解剖也是为了创造。思想恰像光源，既照见了暗行夜路，又照见文化人本身；如果文化人不愿意恶相狰狞过闹市，也当然应该照一照以便修饰仪表才是。对于夸夸其谈“甚至生命的分裂真实地表达出来”的“自我”，反思是一阵痛苦万端的“悖论”：我只反思那些不反思自己的文人。请问，我反思自己吗？答案便是没有答案！
其实，反思更应该是知识分子定义的一个关键部件。加缪就说过：“知识分子=反省自己的人”。今天的许多文人让我不禁想起“小器”二字，小器实为文人大忌。人小器有个自然科学的孪生兄弟，叫做“热容”太小。酒精的热容就小，在室温的那点儿热度下都会挥发得忘乎所以；大海的热容就大，加温到九十九度也决不会腾云驾雾飘飘然。《抱朴子》里把“器小志近”者称为“庸猥之徒”，相信是文人决不愿意与之为伍的。不过，这也就自然而然引出了下面的话题。
“负情商”文化
上面说的全是文化在“智商”上的症结，下边应该看看“情商”（EQ）。看来，文化也要好好向科学的情商学习。因为科学崇尚深刻宁静，抵制浅薄浮躁。用这一条我们可以牛刀小试，观察一下近来中国文坛的某些喧哗闹腾的有趣现象。为了比较，先从几句科学情商的溢美之辞开始。杜工部诗云：“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生”──
真正的科学家，一定少有欺世盗名之心，拒绝扭捏作态之态，否则成不了大器；科学逼得你忠诚老实：“头脑像降落伞，只有张开才能起作用”。科学家要神秘的自然向他们袒露情怀，自己岂有不袒露真情事实的道理？某北欧物理学家得了诺贝尔奖，家乡报纸马上登出头版头条消息曰：“当年物理学不及格的人居然得了诺贝尔奖。”此公衣锦荣归时报告做得坦然诚实：“本人当年物理学不及格是事实。但是报纸还有遗漏：我的数学也是刚刚及格！”
真正的科学家，一定革除急功近利之意，远离浮躁躐等之举，否则跨不进堂奥；科学迫使你静心冥思。科学要同那些以上亿光年为空间尺度，以百亿年为时间尺度的现象为伍，科学家自己岂能鼠目寸光？科学埋头于天地纳入芥子之微，还会有什么人生琐屑能够分其心志？科学整天生活在n维空间、和抽象得比真空还要稀薄的空灵透剔运算之中，怎么还会希望什么远方的鸿鹄将至？
真正的科学家，一定警惕哗众取宠之念，躲避曝光露丑之事，否则修不成正果；科学硬叫你修身养性。科学知道，水银灯的光亮其实不是真正的光源，做媒体“明星”不是文人学者本分。科学总是淡然怡然悠然坦然，文化也不应该都是一蓬喧闹的轻烟似的“格格”，“追星”永远追赶不上“追心”！美国黑人歌手戴维斯不是说吗：“做了明星，反而使我在有些地方更容易自取其辱”。文人中的白马王子司马相如早就说过：“苟能修身，何患不荣？”歌德更斩钉截铁地说：“平静出天才！”这些话真应该像曼倩先生说的那样，“着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可释”！
在美国工作的奥地利物理学家梅特纳，就是一个悲壮凄美的典型，她曾经给爱因斯坦称为“我们中的居里夫人”。可这个“居里夫人”可没有前者幸运。她眼睁睁看着同事哈恩领取一九四四年诺贝尔化学奖，领取太阳光焰般的荣誉和烫手的巨额金钱。而得奖的“核裂变”理论，恰恰就是他们两人几年前在德国的共同科学研究成果。梅特纳逃离了“第三帝国”，在哈恩这种人看来她也就逃离了荣誉。梅特纳以一个科学家的豁达冷静对待这件事，只有她的美国同事都为她忿忿不平。直到一九九六年，一个女性“好事者”赛姆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出版了一本厚达五百页的专著《梅特纳的物理学生涯》，才披露了其中的秘密隐情，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是已经不能阻止哈恩掩耳盗铃地独吞诺贝尔……
文人典型的人生心态应该是崇尚自然，热爱艺术，与世无争。屈原就说过：“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骛争食乎？”英国诗人蓝朵也泱泱大度：“我不跟人争，因为没有人值得我去争。自然，我爱；自然之后，就是文艺。”各种媒体对报道对象的常备礼品是“著名”二字，热切需要此二字的人士也甘之如饴。且听大科学家怎么说，李政道先生曰：“如读者不知此人，这‘著名’二字就是虚的，反之则是多余的”！
不过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前不久有一部“十批判书”，其中有一篇肆意“颠覆”钱钟书先生之作。揭开来看一看，原来其中仅有的可读部分却又是从别人那里抄袭而来，其文风一至如此。伯强何处？惠气安在？至于有两篇在家乡的文学杂志《芙蓉》上淌着泪的“悼词”，更是昧着良心的诛心之论。二十世纪我们尊敬的重要文学家，在他语词的炼狱里个个该杀；说是“悼词”，倒好像“赤吾族矣”的判决书。以我之鲁钝，实在很难理解这位教授的心态，或者不如说是失态？！文章里还有一些初等的“技术性”问题。例如，作者单单捧出语言学专门名词“语感”（Sprachgefühl），作为评判作家语言的惟一法宝，但是对这个词在语言学上的基本含义都根本没有弄懂。于是乎，文学创作和影视银幕上的胡编乱造，同这种文学批评文章的夸诞虚妄一起合奏和响，交相辉映，实在成了目前中国文坛一大景观！有时候真让人觉得，现代化三字好像也像其他星系一样，愈来愈离我们远去。因为现代化原应是一个精神过程，一个提高素质的过程，而素质又由文化决定。文化如此，素质安藏？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士在诺贝尔文学奖仪式上说：“我们美国教授要他们的文学清朗、冷峻、纯洁，而且非常死气沉沉。”我们的教授们、文学批评家，则要他们的文学去晦涩、去炽热、去肮脏，再加上端在市场盘子里拼命去漫骂侮辱，否则，他们就要祭起“悼词”咒死你！于是，世上有两种方法，可以叫平常人对文字本身产生憎恨厌恶，一是径直去憎恨文字，二就是逼人去读这种批评文章！
中国文化界、文化人俊彩星驰，不甘寂寞。文化特别想做目前还是新鲜事儿的司法诉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