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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元年二月，起义者头裹黄巾以作标志，在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
领导下起兵反抗，7州28郡同时起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组织和准备较严密
的农民战争——黄巾起义爆发。
起义爆发后，按地域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是波才领导的颍川 （河
南禹县）黄巾；二是张曼成、赵弘、韩忠、孙夏等人相继领导的南阳（河南
南阳）黄巾；三是彭脱等人领导的汝南（河南汝南）、陈国（河南淮阳）黄
巾；四是卜已领导的东郡黄巾；五是张角、张宝、张梁兄弟领导的钜鹿黄巾；
六是戴风等人领导的扬州黄巾；七是在今天的北京地区的广阳黄巾。其中，
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领导的队伍在北方形成革命中心；张曼成自称神上使，
其义军是南阳的革命主力；波才、彭脱等是东方的革命主力。起义者从北东
南三个方向威胁京师洛阳。
为了对付义军，东汉王朝首先加强都城洛阳的防守力量，于三月命外戚
何进为大将军，将兵屯守洛阳都亭，守备甚严，同时又在函谷、太谷、广成、
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8个险要处增设八关都尉，以加强洛阳的
外围防御。为调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以应付危局，东汉政府又大赦天下党
人，诏敕州郡加强守备，修制器械。随后调兵遣将，“远征三边殊俗之兵”
镇压黄巾军。
张角吸取以往起义军被统治者各个击破的教训，采取“内外俱起，八州
并发”，同时出击的战略，在各地一起打击封建统治者。官军则采取重点进
攻，同时令各地世家豪族挖堑筑堡以配合行动。四月，两军在京师洛阳附近
的颍川交战，皇甫嵩、朱军率官兵4万向波才的黄巾军猛扑，义军击败来
犯官军，并将黄甫嵩围于长社 （河南长葛东北）。但因波才缺乏战斗经验，
使义军“依草结营”，致使皇甫嵩军深夜纵烧义军营地，再与朱联合进击
义军，后又有骑都尉曹操率援军参战，使波才义军寡不敌众，在阳翟 （河南
禹县）失败。官军乘势向东，击败汝南、陈国的黄巾军，因此使东汉朝廷摆
脱了京师之围，并能腾出手来对付其他义军。八月，皇甫嵩“又进击东郡黄
巾卜已于仓亭”，义军失利，卜已被俘。
在河南重镇宛城（河南南阳），义军张曼成部自三月以来便以重兵攻城，
遭南阳太守秦颉抵抗。双方激战，相持百日。六月，秦颉趁颍川义军失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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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勾结当地富豪武装疯狂反扑，冲破义军包围。张曼成战死，赵弘继任统
帅，率10余万兵攻克并据守宛城。不久，朱在镇压颍川义军之后南下援助，
与秦颉等地方军合围宛城义军。义军英勇战斗，多次击退官军，坚持3个月。
之后，赵弘阵亡。赵忠被义军推为统帅，众义军继续奋战。朱久攻宛城不
克，乃施一计：鸣鼓佯攻西南，诱义军奔彼全力以赴，自己则率兵乘虚攻破
义军东北，迫使义军退保小城。官兵连攻小城不克，又佯装撤围，同时却暗
布伏兵。义军中计出城，追击敌人，结果被伏兵攻击，万余将士阵亡，赵忠
降后被杀。义军余部又迅速退守宛城，以孙夏为师，但很快被击败。十一月，
宛城陷落，南阳义军失败。
起义斗争中心迅速转至河北地区。张角三兄弟发起全国起义之后，攻克
广宗 （河北威县东南），占据下曲阳（河北晋县西），控制了河北腹地，威
震汉廷。三月，汉灵帝命涿郡大姓卢植猛攻广宗，被义军击败，不得不改派
率领羌胡军队的董卓镇压义军。然而，董卓仍未能取得速胜。八月，汉廷改
派皇甫嵩进攻钜鹿。由于颍川、汝南、东郡义军的失败，张角兄弟处于不利
境地，遭到官军主力的全力围攻。不久，张角病逝，张宝继任统帅，坚持斗
争，使官军久攻广宗不克。皇甫嵩“乃闭营休士，以观其变”，义军由此放
松警惕。官军乘机“潜夜勒兵”，包围义军营地，并对之突袭。义军仓促应
战，以凌晨战至傍晚。张梁牺牲，3万义军战死，5万义军投河以示不屈，车
重3万余辆被焚。十一月，皇甫嵩攻破下曲阳，张宝等10多万义军被杀害。
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被统治者镇压下去。
黄巾起义组织周密、规模巨大、实力雄厚，但最终仍归于失败，原因在
于：义军在全国同时起义后，各自为战，未能积极配合，会师一地，集中兵
力对付统治者的军队，以致被各个击破；义军中缺乏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将
才，因而义军攻下一地之后，多据守城池而不积极寻机攻敌，遭到官军围困，
最终耗尽力量；军事经验不足，因此被官军火烧营地，并为官军的佯退和闭
营休战等所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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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秦汉的军事思想
秦汉时期战争频繁，规模巨大，双方投入的人力和耗费的财力都是空前
的。为了打败对方，夺取胜利，当时的某些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悉心研
究，著书立说，阐述自己的治国、治民、治军思想，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
验。
（1）秦代军事思想
秦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吕不韦于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左右写成《吕
氏春秋》一书，该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3部分，其中在
《十二纪》的《孟秋纪》和《仲秋纪》中，各有4篇专论军事，阐述了作者
对军事问题的认识，作者希望自己的著作成为秦国以至整个天下的指导思
想。
作者在书中论述了自己对战争问题的基本认识，以为战争不可避免，具
有必然性，并提出“义兵”说，即主张用兵出于行义；在战略思想上，作者
认为用兵上策以政治优势或伐谋、伐交手段制服敌人，万不得已必“用枪鼓
干戈”时，也应以政治配合战术，争取民心，鼓舞士气，三军一心，方可所
向无敌；在用兵方法上，作者继承了《孙子兵法》中的一些思想，主张“执
不可胜之术，以遇可胜之敌，若此则兵无失矣”①。只有拥有一支装备精兵、
训练有素的军队，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在战斗中，统帅应智勇双全，
灵活机动，随机应变，化不利为有利。
（2）西汉军事思想
自秦至西汉，经历了反秦斗争和楚汉战争，以后，汉和匈奴之间又进行
大规模战争，汉最终取胜，这与汉以正确的军事思想为指导分不开。
在反秦斗争和楚汉战争期间，张良以《黄石公三略》（简称《三略》）
为军事指导，扶助汉高祖刘邦打败对手并夺得天下。
《三略》是由黄石公保存的西周姜太公的《太公兵法》一书，因它有上
中下3篇谋略故名。 《三略》着重阐述政略，且常引用古代军谚和兵书中的
言语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还注重阐发君臣关系之理，受到历代军事家和政治
家的重视，从宋代起即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其内容涉及三大关系，即
将帅与部下的关系、国君与将帅的关系、国君与文武大臣的关系。只有处理
好了这三大关系，方能很好地治国治军，书中详细论述了处理这些关系的高
招。
首先，将帅若想治好军、打胜仗、获功名，必须做到下述5个方面：一
是“通志于众”，“志”即崇高思想。将帅应使全体官兵明白，他们作战是
为了一个崇高思想。这样，官兵目标明确，定会积极作战，其战必胜；二是
体察下情。将帅应了解部下，根据部下所长，使其充分发挥作用。该书作者
将部下分为危者、惧者、叛者、冤者、诉者、卑者、强者、故者、贪者、欲
者、畏者、谋者、谗者、毁者、反者、横者、满者、归者、服者、降者 20
种，并提出了一套驾御他们的办法；三是赏罚分明。将帅应严格治军，以礼
与禄作为对部下的精神与物质方面的奖励，同时亦要严惩违令者，“将无威，
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①；四是同甘共苦。将帅应作到下述军
谚所说的准则，即“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
将不言饥”②。以此将帅一心，战胜敌人；五是去奸用贤。将帅应善用贤人，
去除奸侫，否则将陷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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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君与武将之间，更应遵循一些原则。一是作战期间，国王应给武将
以充分的自主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这样才能获得胜利。战争结束
之后，国王应尽快收回将帅手中的兵权，以免其拥兵自重，不利王权；二是
注重自身道德与威严的树立，国君与将帅均应如此。因为，国君无德则“臣
叛”，无威则“失权”；臣下无德则无以“事君”，无威则“国弱”。但威
不可太多，“威多”会导致身败名裂。此外，国君还应善施权术，即会用计
策，否则便不能“决嫌定疑”、“破奸息寇”并获得成功。
在国君与文武大臣之间，国君应实行清静政治，而不应好大喜功，这样
才能招来更多的忠臣，否则会激起民怨，致使君臣不和。国王还须政令严肃，
不使“邪臣”有得势之机；要惩恶扬善，用贤避邪，如此方能得天下并治天
下。
西汉初期，汉常受匈羌袭扰。汉虽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但仍未阻
止匈奴的侵袭。汉文帝时，丞相晁错上《言兵事疏》，其中认真分析了当时
汉匈的军事力量对比，指出了匈奴的三大特长（行动敏捷、能骑善射、耐饥
渴疲劳），这是汉军无法与之相比的；同时也提出了汉军拥有的五大优势（平
原战车、劲弩长戟、混编军阵、材官骑射、马下肉搏），这也是匈奴不曾具
备的。因此，汉胜匈奴完全可能。为战胜匈奴，汉应采取“以蛮夷制蛮夷”
之策，同时选择良将安边立功，再具备“得地形”、“卒服习”、“器用利”
三条件①。此主张后为武帝所用。
宣帝时，西羌诸部骚扰汉境，后将军赵充国率兵逐先零羌之后又降各部
羌人万余人，并上《屯田制羌疏》，以“慎战”和“贵谋而贱战”之思想为
理论基础，提出“罢骑兵屯田”②，使羌瓦解而去之。这在当时是正确的。
武帝建元年间，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伍被等写成《淮南子》
（亦称《淮南鸿烈》）一书，其中有专章（《淮南子·兵略训》）论军事，
提出了一系列的军事理论。
该书对战争的起源和性质提出自己的见解。人类因物质利益不均而战，
争战不可免，但战争性质有“得道”与“失道”之分，失道之兵弱，得道之
兵强。
作者以为，政治得失决定军事胜负，得道者得民心，失道者失民心；主
张先谋略而后战，在君王、将帅、民心、军需、士卒等方面具备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