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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浪迹天涯，到过许多地方，从事过许多卑贱的工作。流浪生活使卢梭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深入体察专制制度的罪恶。由于衣食无着，卢梭被送进意大利都灵的宗教收容所。天主教会软硬兼施，使卢梭改变了对新教的信仰，成为一名天主教徒。尽管如此，卢梭对天主教的黑暗，从内心深处感到厌恶。
卢梭在店铺当了一段时间的伙计，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被主人赶走。后来，卢梭到了一名贵族家中当随从，由于熟悉古法文，贵族对卢梭备加青睐。卢梭并不愿意攀附权贵，以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他宁愿选择到外面的世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流浪。卢梭进过宗教学校，由于无法忍受那种“监牢式的生活”，终于决定远走高飞。
在流浪的过程中，卢梭亲眼目睹了广大农民的悲惨境遇，他曾经这样说：“无论哪个穷人，只要他不幸而有一颗好心、一个美丽的女儿和一个强横的邻居，他就倒霉透顶了。”卢梭“对于不幸的人民遭受痛苦的同情和对压迫他们的人所抱的不可遏止的痛苦”，促使他去深入思考贫富对立问题。在卢梭看来，统治者仗势欺人，“强权即公理”，一个个都虚伪到了极点，而在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不断遭受凌辱的劳动人民当中，纯朴的情感处处可见。这一切促使卢梭在自己的心灵深处萌生了一种蔑视权贵、自强不息的平民精神。
在那些漂泊不定的日子里，卢梭经人介绍结识了华伦夫人。此后，每当卢梭遇到困难，华伦夫人总是向他伸出热情的双手。1732年，卢梭在度过了一段漂泊生活以后，再次回到了华伦夫的身边。两人以母子相称，共同生活在一起，华伦夫人管卢梭叫“孩子”，卢梭则叫她“妈妈”。
卢梭和华伦夫人在安纳西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迁居尚贝里。华伦夫人把卢梭送进神学院学习了几个月拉丁文，回到家里以后，又让他学习了半年音乐。接着，卢梭又到了萨瓦、瑞士、法国等地，给别人当音乐教师。
1732年，卢梭结束了流浪生活，回到了尚贝里。随着卢梭和华伦夫人之间的感情与日俱增，两人开始了诚挚的爱情生活。由于卢梭重病缠身，为了有利于他的康复，1736年，两人移居到阿尔卑斯山麓一个名叫夏默特的小村庄。
自从有了这个良好的自学环境，卢梭开始广泛学习各门科学知识，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他曾经这样说：“死亡的逼近不但没有削弱我研究学问的兴趣，反而似乎更使我兴致勃勃地研究起学问来。”卢梭对数学、天文学、历史、地理、生物、哲学、文学和音乐等各门学科都进行过专门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卢梭系统地钻研了笛卡尔、洛克等人的著作，问世不久的伏尔泰的 《哲学通信》更使卢梭爱不释手，他说：“这部作品引起了我对学术的极大热情”。自学之余，卢梭还参加田园劳动，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享受劳动的愉悦。
1741年，卢梭带着他新发明的“简易记谱法”，来到了巴黎。卢梭试图在音乐界引起一场革命，谁知他把“新式记谱法”呈给法兰西学院后，学院的那班老朽并不承认他这项发明创造。
卢梭大失所望，于是去法国驻意大利使馆当了一名秘书。他在那里干了十八个月，因与大使关系不和，不得不回到巴黎。
在巴黎，卢梭一边替人抄写乐谱，一边进行歌剧的创作。他创作和改编的歌剧《风流诗神》和《拉米尔的庆祝会》都是当之无愧的成功之作，但是由于贵妇的压制，它们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反响。
1744年，卢梭结识了一位名叫戴莱丝·勒瓦瑟的女仆，不久两人同居。戴莱丝没有文化，但是善良、纯洁。两人相依为命，在同居25年之后，正式结婚。卢梭同戴莱丝一共生了五个孩子，卢梭以经济拮据为由，把他们全部送进了育婴堂。此后，卢梭的对手经常利用这件事来攻击卢梭，指责他“不够做一个起码的父亲”，卢梭本人也为此抱憾终生。
在巴黎的日子里，卢梭出入上流社会的沙龙，结识不少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如丰特涅尔、孔狄亚克、霍尔巴赫等人。卢梭同狄德罗过从甚密，后者对卢梭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应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邀请，卢梭为《百科全书》撰写了政治、音乐方面的条目。
1749年夏天，狄德罗发表了《给明眼人读的论盲人书简》，政府以“违反出版法”的罪名将他逮捕入狱。卢梭非常气愤，上书当局，表示强烈抗议，还声称愿意同狄德罗一起坐牢。一天，卢梭从巴黎步行去范赛纳监狱探望狄德罗，从随身携带的 《法国信使报》上面看到一则第戎科学院公开征文的消息，征文的题目是“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卢梭突然产生了巨大的灵感，各种想法纷至沓来，以至于泪流满面，不能自已。在狄德罗的热情鼓励下，卢梭写了《论科学与艺术》这篇论文前去应征。这是卢梭的第一篇重要的理论著作，卢梭认为，人天生是自由平等的，自然是美好的，科学与艺不仅不能给人类带来任何好处，反而造成了道德的沦丧。卢梭虽然是在谈论科学与艺术，矛头却直接指向了封建社会的全部意识形态，文章论点独特，文笔优美，并且顺理成章地获奖了。
《论科学与艺术》获奖以后，卢梭声誉鹊起。与此同时，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卢梭不得不同反动势力进行了一场论战。
1753年，第戎学院再次进行有奖征文，这次征文的题目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人类的不平等是否为自然法所认可？”卢梭再次应征，虽然没有能够获奖，但是出版以后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这就是卢梭的名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在这部新作中，卢梭进一步发展了《论科学与艺术》中关于“文明”与“自然”对立的观点，通过对人类文明进程的考察，从政治和经济上揭示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卢梭大胆地指出，私有财产的出现，使人类社会产生了“穷人和富人”，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和种种社会罪恶的根源。卢梭雄辩地论证了通过暴力革命椎翻封建专制制度的合理性，指出“以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行动，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理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同样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推翻他。”
卢梭这种惊世骇俗的激进思想，不仅使统治阶级恨之入骨，就连“百科全书派”的朋友们，也因为见解不一致，转而反对卢梭。伏尔泰收到卢梭送给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之后，在致谢书中对卢梭进行了毫不容情的嘲笑，说：“还没有人为了要把我们描绘成野兽而运用过这么多的智力；当别人阅读您的作品时，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想趴在地上爬行的渴望。但是，不幸得很，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已忘记了这种走法，而现在再学，我感到不可能了。”
马克思曾经这种称赞卢梭：“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卢梭不仅在自己的论著中表达了激进的政治思想，而且在日常生活中，随时表现出独立不羁、不与贵族阶级同流合污的清风亮节。1753年，卢梭创作的歌舞剧《乡村卜师》上演时，宫庭邀请他出席，卢梭故意不修边幅，以示怠慢。路易十五要亲自赐给他年金，卢梭为了洁身自好，拒绝接受。
卢梭对“巴黎的繁华和上流社会的奢侈”深恶痛绝，于是在1754年秋天，同戴莱丝一道回到他的祖国日内瓦，日内瓦国民议会热烈欢迎他的到来。卢梭重新扳依了以前放弃的新教，恢复了共和国城邦的公民权。
从1756年，卢梭来到巴黎郊外的蒙莫朗西隐居。当时，一位税务承包商的太太埃皮奈夫人为他建立了一座林中楼阁，卢梭为它取名为“退隐庐”。卢梭在这里住了一年零八个月。由于卢梭身上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和敏感、多疑的性格，他同狄德罗、格里姆等“百科全书派”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因为对戏剧的见解不一，卢梭同伏尔泰、达朗贝尔等人进行了激烈的争吵。
1757年，卢梭同埃皮奈夫人关系破裂，主人对他下达逐客令，卢梭不得不迁居蒙莫朗西森林附近一座简陋的房子里。不久，蒙莫朗西的领主、卢森堡元帅夫妇为卢梭提供了一座住所，卢梭在那里一直住到1762年。
在蒙莫朗西森林，卢梭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作品。1758年，《给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发表；1761年，长篇小说《新爱洛绮丝》出版；1762年，政治论著《社会契约论》和教育小说《爱弥儿》问世。
《爱弥儿》在荷兰出版以后，巴黎最高法院立即下令焚毁作品，逮捕作者，议员们甚至扬言：“光烧毁书没有用，一定要烧死作者。”
为了免遭迫害，卢梭匆匆逃往国外，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活。
卢梭首先来到瑞士，打算在伯尔尼邦的小城伊尔东避避风。结果瑞士当局宣布要逮捕他，并且下令焚毁《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各国的反动分子对卢梭发起了围攻，卢梭曾经这样说：“全欧洲掀起了诅咒的叫声向我攻击，其情势的凶险，是前所未见的。我被人看作基督的叛徒，一个无神论者，一个疯子，一只凶暴的野兽，一只狼。”
接着，卢梭来到普鲁士的属地莫蒂埃，在那里隐居了两年。卢梭穿上亚美尼亚人的长袍，开始从事植物学研究。1663年，为了抗议教会对他的迫害，卢梭发表了《致巴黎大主教蒙博的信》。接着，为了抗议“忘恩负义的祖国”，卢梭宣布放弃日内瓦公民权。1644年，卢梭又发表了《山中来信》，强烈控诉封建政府的迫害和日内瓦新教的伪善。于是教会发表文告，宣布卢俊是上帝的敌人，当地的牧师还煽人们对卢梭进行围攻和谩骂。
卢梭在莫蒂埃无法容身，只好来到伯尔尼管辖下的圣彼得岛，不久，伯尔尼当局下令，要求卢梭离境。
1766年1月，应英国哲学家休谟的邀请，卢梭动身前往英国。由于长期遭受封建政府和反动教会的迫害，卢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到了英国以后，卢梭同休谟发生争吵，最后两人绝交。
1767年，卢梭偷偷回到法国，改名换姓，在特里堡住了一段时间。在这里，卢梭完成了《忏悔录》第一卷的写作，并且出版了《音乐辞典》。
1768年，卢梭在惊慌中突然来到里昂附近的布吉安。在那里，卢梭同戴莱丝正式结婚，接着返回多菲内省的蒙曲恩。1769年，卢梭开始着手写作《忏悔录》第二卷。
1770年，法国政府宣布赫免卢梭。卢梭回到巴黎，定居在普拉特里埃尔街一间简陋的公寓里，以抄写乐谱为生，同时继续写作 《忏悔录》和它的续篇 《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思》。
卢梭的晚年生活非常凄凉，一直受到反动当局的严密监视。有时候，卢梭在街上行走，贵族的车辆故意去撞他或溅他一身泥。尽管卢梭过着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他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