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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希望大地主进行大改良，已是很难，那末，当他们使用奴隶耕作的时候，要他们进行大改良就更是无望了。我相信，一切时代、一切国民的经验，都证明了一件事，即：奴隶劳动虽表面上看来只需维持他们生活的费用，但彻底通盘计算起来，其代价是任何劳动中最高的。一个不能获得一点财产的人，食必求其最多，作必望其最少，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关心。他的工作，够他维持生活就行了，你要从他身上多榨出一些来，那只有出于强迫，他自己决不会愿意的。普林尼和科拉麦拉的著作都说，古意大利的谷物耕种事业，在奴隶制度下非常衰微，对主人非常不利。耕种事业在亚里斯多德时代的古希腊并没有多大进步。所以，当论及柏拉图理想国时他说：要有一片象巴比伦平原那样极大极丰沃的土地，才可以养活五千懒惰人（当时认为卫护那理想国所必要的战士）及其妻仆。
人类好胜的心理，多以统治下等人为荣，而以俯就下等人为耻。所以，如果法律允许，工作的性质也允许，那在奴隶与自由人之间，他一定愿意选用奴隶。蔗糖与烟草的栽种，能够提供使用奴隶耕作的费用；谷物的耕种，现在似乎还不能够办到这一点。主要产物为谷物的英国殖民地，大部分工作都由自由人来操作。本雪文尼亚人最近议决释放黑奴。那种事实，使我们相信他们所有的黑奴一定不多。如果奴隶是他们财产的大部分，他们决不会赞成释放。但以蔗糖为主要产物的英国殖民地，全部工作都由奴隶担任；以烟草为主要产物的英国殖民地，亦有大部分工作由奴隶担任。西印度殖民地栽种甘蔗的利润特别大，在欧美两洲，简直没有什么耕种事业比得上。栽种烟草的利润，虽比不上栽种甘蔗，但与栽种谷物比较，却仍然较大。这两种耕种事业都能提供奴隶耕作的费用，但栽种甘蔗，比栽种烟草更能提供这种费用。所以，与白种人数相比，黑奴的数目，在甘蔗区域，比在烟草区域大得多。
继古代奴隶耕作者之后，逐渐出现了法兰西今日称作对分佃农的一种农民。这种农民，在拉丁文中叫做Coloni Partarii（分益隶农），在英格兰，这制度早已废止，所以，在英文中，我现在不知道他们叫作什么。在这制度下，种子、牲畜、农具，总之，耕作所需的全部资本，都由地主供给。农民离去或被逐去时，这种资本就须归还地主。出产物在留出被认为保持原资本所需要的部分之后，其余就由地主与农人均分。
在对分佃耕制下，耕作土地的费用，严格地说亦是出自地主，和在奴隶耕作制下没有差别。但其中，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对分佃耕制下的佣农，是自由人，他们能够占得财产，可以享有土地生产物的一定比例。生产总额愈大，他所占有的部分亦愈大。所以，他们的利益，显然在于能够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反之，一个没有占得财产希望只能维持自己生活的奴隶，就会图自己舒服，比量着自己的需要，不想使土地生产物多于自身所需。也许就是部分因为对分佃耕制对地主有利，部分因为君主嫉恨大地主，鼓励农效反抗他们的权力，终而使大家都觉得奴隶耕作制不利，于是大部分欧洲的奴隶耕作制度逐渐消灭。这样一次大的变革，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怎样发生的，在近代历史中，是最难稽考的事件之一。罗马教会，常自夸其废除奴隶的功绩。当然，我们也知道，早在十二世纪亚历山大三世时代，罗马教皇就发出了普通释放奴隶的训谕。但这训谕，似乎不过是个谆谆的劝谕，不遵守训谕的人，并不受处罚。奴隶制度依然保持了数百年。最后，因为上述那两种利害关系（他主的利害与君主的利害）共同作用起来，才逐渐把它废除。一个已被释放，又许继续保用土地，但自己没有资本的贱奴，只有向地主借用资本，才有耕作土地的可能，所以，非成为法兰西今日所称的对分佃农不可。
不过，在对分佃耕制下，土地仍不能得到大的改良。地主既可不费分文，而享受土地生产物的一半，留归对分佃农享有的自属不多。在这不多的部分中，所能节省的更是有限。对分佃农决不愿用这有限的节余来改良土地。教会什一税，不过抽去生产物十分之一，已是土地改良极大的障碍。抽去生产物的半数，一定会切实阻止土地的改良。用地主供给的资本，从土地尽量取得最大量的生产物，固然是对分佃农所愿望，但若以自有资本与地主资本混合，却决非对分佃农所愿的。在法兰西，据说，有六分之五的土地，仍由对分佃农耕作。地主常常指摘农民，不用主人的牲畜耕田，而用来拖车。因为，拖车的利润，全部归于农民，耕田的利润，却须与地主平分。在苏格兰的某些地方也残留着这种佃农，叫作由地主借给种子农具的佃户。大贵族吉尔伯特和布勒克斯登博士曾说，英格兰古代的佃农，与其称为农户，无宁称为地主的属役。这种佃农，大概与此属于同一种类。
慢慢地继对分佃农而起的农民，可以说是真正的农民。他们耕田的资本是自己的，但要对地主缴纳一定数额的地租。这种农民租田都有一定的租期。所以，他们有时觉得，投下一部分资本改良土地，对自己有利益。他们希望，在租期未满以前，投下的资本可以收回，并提供很大的利润。不过，就连这种农民的借地权，也有一个长时期是极不可靠的。今日欧洲有许多地方的情况也是如此。土地换了新主，即使租期未满，可把农人逐去，不算非法。在英格兰，甚至得依虚构的普通退祖法取回租地。如果地主使用违法的暴力手段驱逐农民，农民所能凭借以取获赔偿的诉讼章程，是极不完善的。农民并不一定能恢复占有原来的土地，他们通常只能获得损失的赔偿，而且所偿决不能等于所损。在欧洲，英格兰也许是顶尊重耕农的一个国家。但那里，亦迟至亨利七世十四年，方立改佃诉讼法。规定改佃时，佃农得要求赔偿损失，并得要求恢复借地权。此种要求，不必由一次审问而审结。这个诉讼法，施行极其有效，所以，近来，地主若要为占有土地而起诉，他常常不用地主名义，按权利令状起诉，而常常用他的佃农名义，按退佃合状起诉。以此之故，在英格兰，佃户的安全等于地主了。此外，英格兰又规定，每年纳租四十先令以上的终身租地权就是终身保有的不动产，有选举国会议员的权利，耕农既大部分有这种终身不动产，所以政治上的势力也不小，地主因此更不敢轻视他们。我相信，欧洲除了英格兰，没有一个地方的佃农，未立租地权约，便出资财建筑仓彛В慌挛刂魉岬摹Ｕ庵质钟欣谂┟竦姆煞缢祝鸬拇俳执⒏窭嘉按蠊馊俚淖饔茫残肀任桃刀⒌乃懈髦挚浯筇趵鸬淖饔没挂蟮枚唷�
保障最长租期使不为各种承继人所妨害的法律，据我所知，乃英国所特有。早在1449年，这种法律就由詹姆士二世传到苏格兰去。但当时，限嗣继承的财产的承继人，往往不许从一年以上的期间出租田地，所以，这法律的泽润未能尽量广布。最近，国会虽立法补救，但这些束缚仍太严厉。此外，在苏格兰，租地人又因没有选举议员的权利，所以不象英格兰加农那样，受到地主那么大的重视。
在欧洲的其他地方，虽亦保障佃农权利，使不受土地承继人和购买人的损害，但这种权利的保障期限仍甚短促。例如，法兰西初定租期为九年，近来才延长至二十七年。但二十七年为期的嫌太短，仍不足以鼓励佃农进行各种最重要的改良。我们知道，欧洲各地的地主，在古代原都是立法家。土地法都是为他们所设想的地主利益打算的。他们认为，为地主利益打算，祖先不应以土地长期出租，使得他们长期间不能充分享受土地的价值。贪而不公，必定眼光短浅。他们不会想到这种规定，一定会妨害改良，结果，一定会妨害他们自己的真实利益。
古代，农民对于地主，除了纳租，还须提供各种劳役。那种劳役，既不明定于祖约内，又不受任何规定支配，只要庄主诸侯需要，就得随命随到。这种全无规定的劳役，使佃农不知受了多少疼苦。苏格兰晚近把一切全无规定的劳役废止，不到几年，国内农民的境况就改善了许多。
农民的私役如此，公役又复同样横暴。公路的建筑修补（这种劳役，我相信，各处尚未废除，但横暴的程度不等），不过是一个例子罢了。在王军或王官过境时，当地农民，又有提供车马粮食的义务，那虽有代价，但代价定于食物征发官。我相信，在欧洲各君主国中，只英国一国，完全消除了食物征发的压迫。在法国和德国，那都未曾消除。
农民所负担的劳役义务，既如上述。农民所负担的纳税义务，其不规则和横暴的程度也和劳役义务不相上下。古代贵族，虽不愿在金钱方面给君主以任何帮助，但毫不踌躇地听任君主对佃农征收贡税。他们没有看出，这种苛税终必严重地影响他们自身的收入。法国今天仍有贡税，那就是古代君王苛税的一例。贡税是加于假定的农民的利润的一种税，它是根据农民投在土地上的资本估定的。所以，农民为自身利益计，尽可能装穷，结果，他耕作所用的资本必减至尽可能少的程度。至于改良土地的资本，那就以减少到零为宜。即使法国农民手中积蓄了一点资本，亦将因有贡税，不愿投到土地上来。贡税事实上几乎等于禁止农民把积蓄投资于土地。此外，此种赋税被认为会抑低任何要完纳它的人的身分，使不仅不能与乡绅平行，且不能与市民并列。而谁租借别人的土地，谁就要完纳这种税。绅士，甚至有产的市民，都不愿受这种耻辱。所以，施行这种赋税的结果，不仅使从土地方面蓄积起来的资本不用来改良土地，而且使一切资本都不用来改良土地。英格兰以前曾有十分之一税和十五分之一税，就它们对土地的影响说，似乎是和贡税同一性质的税。
在这一切害农政策之下，要耕者来改良土地的可能性很少。这一阶级的人民，尽管受法律保障，有自由，有安全，但在改良土地上，却处于大不利的地位。农民与地主比较，犹如借钱经商者与有资亲自经商者相比。固然，无论是借资经商，或是有资亲自经商，只要他们的行为一样慎重，他们的资财就都可以增进，但因借钱经商者的利润有一大部分归作借款的利息，所以借钱经商者的资财的增进，定要迟缓得多。同样，与地主比较，即使行为一样慎重，佃农耕地的改良，亦要迟缓得多；因为，在农民的场合，生产物的大部分须归作地租，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