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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使他们把资本投在通常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但若由于这种自然的倾向，他们把过多资本投在此等用途，那末这些用途刮润的降落，和其他各用途利润的提高，立即使他们改变这错误的分配。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用途。
重商主义一切法规，必然或多或少地紊乱这自然而又最有利的资本分配。但关于美洲贸易及东印度贸易的法规，则比其他任何法规，尤有这种结果。因为，这两大洲的贸易，吸收了比任何其他两个贸易部门所吸收的都要大的资本。不过，给这两个贸易部门造成紊乱的法规，却又不是全然相同的。二者都以独占为大手段，但独占的种类不同。这一种或那一种独占，似乎是重商主义的唯一手段。
对于美洲贸易，各国都尽其所能，企图独占其所属殖民地的全部市场，并完全排斥其他各国，使其不能与所属殖民地直接通商。在十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葡萄牙人企图以同样方法，控制东印度的贸易，他们声言他们拥有印度各海的唯一航行权，因为他们第一次发现这通路。荷兰人仍继续排斥欧洲一切其他国家，使不能与其所属香料产岛直接通商。这种独占，显然妨害欧洲一切其他国家，使它们不能经营本来可投资有利的贸易，并使它们不得不以比它们自己直接从产地输入时略高的价格，购买这专营贸易所经营的货物。
但从葡萄牙权力失坠以来，欧洲国家都不再要求航行印度各海的专营权了，印度各海的主要海港，现今开放，一切欧洲国家船只都可航行了。但除了葡萄牙及近来的法国，各欧洲国家的东印度贸易，都受一个专营公司的钳制。这一种独占，妨害了实行独占的国家。这国家大部分人民，不仅从此失去一种本来可投资有利的贸易，而且不得不以比全国人民都能自由经营这种贸易时略高的价格，购买这独占贸易所经营的货物。例如，自从英领东印度公司成立以来，英国其他居民，就不但不能从事这种贸易，而且须以较高的价格，购买他们所消费的东印度货物。这种独占，要使此公司，在售卖此等货物时，取得异常的利润；而且这样一个大公司处理事务，难免发生弊端，因而引起异常的浪费。这种异常的利润和异常的浪费，都得由本国购买者支付。所以，第二类独占的不合理，比第一类独占的不合理更为明显。
这两种独占都多少会破坏社会资本的自然分配，但未必以同样的方式破坏。
第一种独占，总是违反自然趋势，吸引着过大部分的社会资本，使流人享有独占权的特殊贸易。
第二种独占，随着不同情况，有时吸引资本。使流人享有独占权的特殊贸易，有时又排拒资本，使不流入这种贸易。在贫国，那当然是违反自然趋势，吸引过多的资本，使流入这种贸易；但在富国，那当然是违反自然趋势，排拒许多资本，使不流入这种贸易。
例如，东印度贸易，如果不受一个专营公司的钳制，象瑞典和丹麦那样的贫国，也许从来不会派一艘船到东印度去。这个专营公司的设立，必然奖励冒险家。他们的独占权，使他们在国内市场上能抵制一切竞争者，而在外国市场上，他们又和他国贸易者有同样的机会。他们的独占权，告诉他们，他们对大量的货物，可十拿九稳地收到大的利润，对大量货物，有得到大的利润的机会。没有这种异常的鼓励，这种贫国的穷商人，也许决不会想把小资本冒险投在象东印度贸易那么辽远和那么不确定的事业。
反之，象荷兰那样的富国，也许会在贸易自由的场合，派遣比现今多得多的船只到东印度去。荷兰东印度公司有限制的资本，使许多本来会流入这种贸易的大商业资本，不流入这种贸易。荷兰的商业资本很多，所以不断流出，有时流到外国公债，有时流到外国商人与冒险家的私债，有时流到最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有时流到运送贸易。一切近的用途都充满着资本，投入近的用途略有利润可图的资本，全都投下了，荷兰资本，必然会流向最远的用途。假使东印度贸易是完全自由的，邵也许会吸收这过剩资本的大部分。东印度提供了一个比欧洲、美洲合起来还更大更广的市场，来销售欧洲的制造品及美洲的金银和其他产物。
资本自然分配的扰乱，必然妨害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不论是排拒资本，使其违反自然趋势，不流入一个特定贸易部门，或是吸引资本，使其违反自然趋势，流入这特定贸易部门。如果没有任何专营公司，荷兰对东印度的贸易，必比现在大，而它的一部分资本，不能投在最有利的用途上，当然是它很大的损失。同样，如果没有任何专营公司，瑞典和丹麦对东印度的贸易，将比现在小，也许竟不存在，而它们一部分资本，投在不适合它们现今情况的用途上，当然是它们很大的损失。按照它们现在的情况，宁可向他国购买东印度货物，尽管出价较昂，不应该从它们小额资本中，抽出那么大部分来经营那么遥远的贸易，因为那种贸易的往返是那么迟缓，所能维持的国内生产性劳动量是那么小，而在它们国内，生产性劳动是那么需要，有许多事未曾进行，有许多事还待进行。
所以，没有专营公司，虽有个别国家不能对东印度进行直接的贸易，但不能从此推定，这样的公司，应在那里设立，而只能从此推定，这样的国家，在这情况下，不应与东印度直接通商。葡萄牙的经验，充分证明，这样的公司，一般说来并不是经营东印度贸易所必需。因为，葡萄牙虽没有任何专营公司，却几乎享有了这贸易全部达一世纪以上。
据说，没有一个商人能有足够的资本来维持东印度各港的代理人或经理人，使这些人能为他们不时开往那边的船只备办货物。除非他们能够这样做，否则寻找待运货物的困难，往往使船期贻误，而由船期延误所引起的费用，不仅会吃掉冒险的利润，而且往往会产生很大的损失。这种说法，如果能够证明什么，所证明的就是，没有一个大贸易部门，能不惜专营公司而经营，而这是违反一切民族的经验的。就一个大贸易部门说，任何一个私商的资本，也不够经营一切要经营主要贸易部门就必须经营的附属贸易部门。但在一国有资格经营某大贸易部门时，就自然有些商人投资经营这主要的部门，有些商人投资经营其附属部门。这一切贸易部门虽都有人经营，但全由一个商人资本经营的事例，却极少见。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有资格经营东印度贸易，自然有一定部分的资本，分投在这贸易的一切不同部门。其中，有些商人觉得，为自己的利益，要住在东印度，投下资本，给住在欧洲的其他商人供给货物，由他们的船只运出。欧洲各国在东印度所获得的殖民地，若能从此等专营公司的手里，移归君主直接管理，那就至少对于殖民地所属国的商人，是安全而又便易的居住地。如果某个时候，某国自愿投于东印度贸易的那一部分资本，不够经营此贸易的各个部门，那就证明，在那时候，那个国家还没有经营这种贸易的资格，宁可向其他欧洲国家购买所需的东印度货物，尽管价格大些，不可直接从东印度输入此等货物。因这种货物价格高而引起的损失，很少会等于因从其他更必要、更有用或更适宜的用途抽出一大部分资本来经营东印度直接贸易而遭受的损失。
欧洲人虽在非洲海岸及东印度占有许多重要殖民地，但在这些地方，他们却没有建立象美洲各岛及美洲大陆那么多那么富庶的殖民地。非洲及几个统称为东印度的国家，都是野蛮民族居住的。不过此等民族，并不是象可怜的无用的美洲土人那么软弱那么无抵抗力；而且，和他们居住地的自然产出力相称，他们的人烟稠密得多。非洲或东印度最野蛮的民族，都是游牧民族，连好望角的土人也是游牧民族。但美洲各地的土人，除了墨西哥及秘鲁，只是狩猎民族。同样肥沃和同等面积的土地，所能维持的游牧人数与狩猎人数，相差很大。所以，在非洲及东印度，要想驱逐土人，并把欧洲殖民地推广至土人居住的大部分地方，那就比较困难。此外，已经指出，专营公司的精神，不利于新殖民地的增长，那也许是东印度殖民地不能有多大进步的主要原因。葡萄牙人经营非洲贸易及东印度贸易，未曾设有专营的公司；他们在非洲海岸的刚果。安哥拉和本格拉以及在东印度的果阿所建立的殖民地，虽由于迷信与各种恶政，未能充分发展，但总有些象美洲殖民地，有些地方葡萄牙人在那里已居住了好几世代。荷兰人在好望角、在巴达维亚的殖民地，现今算是欧洲人在美洲及东印度建立的最大殖民地了。这两个殖民地，都占有特别有利的地位。好望角的土人，全是野蛮的，象美洲土人一样无抵抗力。此外，那里又是欧洲和东印度间的半路客栈——如果可以这样说——欧洲船只的往返，都得在此停留若干时候。此等船只所需的各种新鲜食品、水果、葡萄酒，由那里供给。单有这点，就给殖民地的剩余生产物，提供了一个极广泛的市场。正如好望角是欧洲和东印度各地的半路客栈一样，巴达维亚是东印度各大国间的半路客栈，当印度斯坦到中国与日本通路的要冲，并几乎居于此通路的中点。而航行于欧洲与中国间的一切船只，亦几乎都在巴达维亚停泊。此外，巴达维亚又是所谓东印度国家贸易的中央主要市场；欧洲人经营的那一部分，不用说了，即东印度土人所经营的那一部分，亦如是。中国人、日本人、越南东京人、马六甲人、交趾支那人、西利伯岛人所航驶的船只，往往在此停泊。这种有利的地位，使这两个殖民地能够克服一切障碍，虽有专营公司的压抑精神，亦不能抑止它们的增长。这种有利的地位又使巴达维亚能够克服另一种不利情况，即巴达维亚也许是世界上气候最有得健康的地方。
虽然英荷两国的公司，除了上述两殖民地，不曾建立任何大的殖民地，但曾在东印度征服了许多地方。在它们统治新属民的方法上，这种专营公司所固有的精神，最明显地表示出来。据说，在香料产岛上，荷兰人对于丰年所产的香料，恐其过多，不能提供他们认为满足的利润，往往把过多的部分加以焚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