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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关系；瓶、壶在各地也普遍存在。快轮制陶的方法和不再精心彩绘，以
及对火候的有效控制，使制陶工业降低了成本，扩大了产量，虽然审美价值
在下降，经济效益却有很大提高。因此，陶器的变化不能表示制陶业的衰败，
只是彩陶艺术的消亡，这种变化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变化的要求，同时也反
映出人们的手工业生产正越来越转入金属制造业。乌鲁克文化时期，两河流
域的金属制造业在北部比南部更为发达。在北部的著名遗址高拉，欧贝德文
化时期的堆积中发现了七八件铜制品；到了乌鲁克时期则发现了20多件铜
器，有铜扣、铜凿、铜锥、铜针等；在乌鲁克文化之末的捷姆代特·奈斯尔
时期，金属制品猛增至60多件，其后的早期王朝初期文化堆积中有铜制品
334件，说明乌鲁克文化晚期的金属制造业是发展很快的。除了铜器以外，
还有其它金属制品，以金器最为多见，主要是各种装饰物。
稍晚于乌鲁克文化的捷姆代特·奈斯尔文化，是乌鲁克文化之末与早期
王朝之间的过渡时期，年代在公元前3100年—前2900年。这种文化以最初
发现于巴比仑城址西北的捷姆代特·奈斯尔遗址定名，典型遗址还有乌鲁克、
阿格拉卜、奥海米尔、法拉、阿斯马尔等。这一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的
发展更快了，产品的增加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当时农业生产仍以石制工具为
主，如镰、锄、刀等，铜制的工具和武器仅发现了匕首、斧头和鱼钩，数量
很少。一些陶印章上雕刻着驯服牡牛、狩猎等图象，说明渔猎和畜牧业是农
业经济的补充。在手工业生产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彩陶工艺的恢复。
各遗址发现的陶器主要是轮制的彩陶，大多绘有几何形图案和写实的图画，
在器表光亮的泥釉上仍与过去一样以红色、黑色或棕色在器物上部绘画，不
过素面陶的数量仍大于彩陶。这一时期还流行石制容器，常饰以浮雕或几何
纹样，其中以乌鲁克遗址出土的一批石容器最为典型。出土的泥板上以象形
文字的苏美尔语刻写，主要记载着经济活动及词汇表。当时苏美尔平原的居
民与东面的埃兰、西面的叙利亚、巴基斯坦都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并进一步
加强了与尼罗河沿岸各部族的商业联系。在埃及的涅伽达，发现了这一时期
苏美尔的青金石圆柱形印章。伊朗东南部索昆河谷的铁佩·雅亚遗址，地处
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之间，曾是苏美尔与伊朗、阿富汗及印度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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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联系的中间站，伊朗东南部出产的皂石和阿富汗的青金石，就从这里运
往苏美尔各城邦，苏美尔人则用工艺品、毛纺织品、金银器与之交换。在这
一时期，开始使用驴拉的木轮车。除了继续使用芦苇束来编造船只外，也开
始用木料造船。
从哈拉夫文化到捷姆代特·奈斯尔文化，经历了两千多年铜石并用时代
的发展，两河流域最终结束了史前时代。两河流域的前王朝时代，以农业经
济的持续发展、手工业与农业的逐渐分离、城市和城邦的发生与形成为特征。
这一阶段既包括了原始农业经济的解体，也包括了文明时代的序幕和奴隶制
经济的萌芽产生。随着城市，金属制造业和文字的出现，以两河流域为主体
的西亚地区经济发展进入了奴隶制的早期王朝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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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早期王朝时代的经济
大约在公元前2900年左右，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文化进入早期王朝时
代。
早期王朝时代，奴隶制的城邦国家已基本确立，虽然氏族社会晚期的军
事民主制残余仍旧存在，但王权已逐渐强大，以大奴隶主为核心的君主政体
日趋完备了。在这一地区，基什、乌尔、拉格什、乌鲁克等城邦国家林立，
互相争伐。在奴隶制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世俗贵族的权力不断加强，与
此相适应的经济制度也在形成与完善。
农业始终是社会经济的基础。神庙原来所拥有的大量土地和奴隶，逐步
属于国王所有。早期王朝开始阶段，土地所有制基本上有三种类型，其一为
神庙的土地，其二为农村公社遗留的土地，其三为国王、贵族和祭司的土地，
前两种是占居主要地位的。在各个城市的建设中，神庙总是雄踞于民居之上
的宏伟建筑，反映了神权的至高无上。但是，逐渐扩大的王权这时已与神权
并驾齐驱。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一带的马里城，当时是一座繁荣的都市，在
这里发掘出许多神庙，出土了不少神像和国王的雕像，同时出土了不少陶器、
贝壳镶嵌物、石印章和青铜器，表明国王的权力与神权是可以杭衡的。随着
王权的加强，神庙土地因不许买卖而逐步成为国有土地，并逐渐为国王、贵
族和祭司所攫取。在捷姆代特·奈斯尔出土的一份泥版文书上，记载了这些
人瓜分约1500公顷神庙土地的情况：
城邦统治者“恩”即国王一人独得1000公顷；
女祭司122公顷；
商人首领103公顷；
军事指挥官100公顷；
①
首席法官95公顷；预言家64公顷 。
这种瓜分直到早期王朝末年仍不断出现，使神庙土地相当多的一部分逐
渐被王室侵吞。不过，神庙也通过神权经常霸占和收买土地来扩充自己的财
富，也有些土地和奴隶是由战争中的胜利品所转化的。同时，从国王到一般
的奴隶主和商人也要不断向神庙奉献财物，其中也包括土地和奴隶，因此，
神庙的土地在早期王朝时代始终占有相当多的数量，一般估计约为全国土地
的1/3。神庙的经济力量在早期王朝时代是举足轻重的。位于今伊拉克巴格
达东部迪亚拉河谷的早期王朝重要城市海法吉，在20世纪30年代被考古学
家发现，人们注意到神庙的规模是逐渐扩大的，如月神欣庙，最初只是单独
的庙宇，后来发展成为有许多套房的格局。有一座神庙还设置双重围墙，占
地8000平方米，神庙内有圣殿、祭司住房、库房、面包加工作坊等，神坛前
的广场就有2000平方米。庙内有僧侣贵族的居室，庙墙外是生产者的住房。
这座城市和神庙的发掘，证明了奴隶制经济初期神庙经济的重要地位。
国王和贵族在瓜分神庙的土地时，还千方百计侵夺农村公社的土地，使
农村公社的土地越来越少。除了用强权霸占瓜分外，较多地还使用彼此互相
购买的手段，当时的土地私有和买卖已经比较普遍了。约公元前2600年的格
拉什城邦国王恩赫伽尔，留下了一块石版铭文的文书，其中记载了他8次购
买土地共12块的情况，总买进土地952。5公顷，买地次数之多及地块分布的
① 转引自朱龙华《世界历史》（上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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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碎，都说明了土地买卖的经常化。土地一旦随意买卖，公社农民丧失土地
的现象便日益严重，破产的农民大多降为神庙、王室或贵族的依附者，即以
佃耕为生的劳动者，这些佃农的地位虽然比奴隶略高，但也备受统治者的压
迫和欺凌，更有不少佃农进一步沦为债务奴隶，处境更为凄凉困苦。
神庙和王室在苏美尔城邦时代经营土地、使用劳动力的情况，大致有三
种：
①集中使用奴隶和依附民的神庙祭田和王室农庄，所收获的农产品、畜
产品全部归于土地的主人即神庙与王室；
②一些口粮田分给为神庙和宫廷服务的人员，有一些属于神庙和王室的
依附民也可以得到这种口粮田。口粮田的收入作为这些人的劳动报酬，但这
种土地严禁继承和买卖；
③神庙和王室把小块土地出租给缺少土地的农民，收取 1/4左右的地
租。
从上述土地经营情况可以看出，苏美尔城邦的居民大致可以划分出四个
阶级：
①奴隶主贵族，包括国王、祭司和各级军政官员。他们拥有大量地产，
剥削奴隶和失去公社土地的依附农民，聚敛财富，并根据自己的意愿将一部
分剩余产品分配给在城市中的劳动者；神庙的土地名为公有，实际上已归这
一特权阶级所垄断；
②公社农民和城市普通公民，亦即享有公民权的自由民。务农者从公社
按照家族领得份额土地，城镇居民则多在神庙和王室作坊劳动，领取一定报
酬，其中较多的是各种手工业者和各类服务人员。这些人有受王室调遣服劳
役 （例如兴修水利和其它大型建筑等公共工程）和服兵役的义务；
③失去公民身份的自由民，即依附民。他们当中的上层人士可以担任神
庙管理人员、工艺匠师和宫廷差役，尚能有生活保障。但广大下层的劳动者
和佃农则只能依靠小块口粮田，或靠微薄的配给粮食为生。神庙和王室的土
地主要是由这些依附者耕种的；
④奴隶，包括神庙奴隶、王室奴隶和一些奴隶主贵族的私有奴隶。奴隶
的来源主要是战争中掠获的，也有相当多的奴隶是从边远山区被拐卖和抢掠
①
的 。
在早期王朝的苏美尔多城邦，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已有一定规模，奴隶数
目已达城邦总人口的1/4左右。由于奴隶制最适合于这一历史时期的生产力
水平，因而发展较快。
苏美尔文明的各城邦国家中，拉格什城邦在早王朝时期处于全盛阶段，
是两河流域奴隶制经济的典型代表，在这个古城址中发掘出的神庙建筑和宫
廷遗物等，反映了当时经济的繁荣。拉格什的乌尔南歇王朝于公元前25世纪
末结束，恩涅塔尔齐与卢伽尔安达父子二人相继为王，国内政局开始动荡。
卢伽尔安达 （约公元前2384—前2378年在位）为政暴虐，贪得无厌，不仅
直接把大批神庙土地攫为己有，而且穷凶极恶地压榨依附于神庙的各种劳动
者，向祭司征收赋税。在他的统辖地域内，到处设关立卡，苛捐杂税猛增，
连神庙所收的葬礼费用也大为提高。贵族和官员们乘机不断强取豪夺，民不
聊生，平民与王室贵族的矛盾空前尖锐。在这种形势下，王室重臣乌鲁卡吉
① 朱龙华：《世界历史》（上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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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发动政变，推翻了他表兄弟卢伽尔安达的残暴统治，取得了政权。乌鲁卡
吉那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使陷于困境的经济出现了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