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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种态度首先与他对政治一贯的态度有关，其次也与他自身的人品有关。
反对修建三门峡工程
●黄万里从来不是一个只知道闭门造车的学院派知识分子
新京报：在专业问题上，你认为黄万里与一般学者、专家有哪些方面不同？
赵诚：最大的不同是，黄万里的知识全面而系统。他早年在唐山交通大学求学，留学美国时，硕士学的是土木工程，博士学的是水利工程学。除此之外，他还学习了自然地理学，包括气象学、地质学等。他还修习了欧洲地理、交通地理以及高等代数、微积分等等。
黄万里从来不是一个只知道闭门造车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重视实地勘测、调查和研究，并不怕劳苦，身体力行。注重实地考察与理论的结合是他一贯的行事作风，这个特点不仅使他比其他人能做出更准确的判断，而且与实际结果相符合。
新京报：对于三门峡工程的意见就是如此。
赵诚：三门峡工程出现的问题，他事先已经全部预料到了，正因为有了科学的根据，所以他才逆“潮流”而动，极力反对修建。
良知风骨和科学精神
●知识分子关心公共利益，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
新京报：在黄万里身上，显示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这一点尤其可贵，而现在的知识分子群体相对缺乏这点。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赵诚：黄先生身上体现的知识分子良知和坚持真理的勇气，确实难能可贵。
知识分子关心公共利益，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是从春秋战国时士阶层的传统转化而来，即“士志于道”。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法国、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法国的启蒙运动、俄罗斯19世纪的平民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也仍然处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信息获取的增多，国民自尊和人权意识的觉醒，其他阶层的人也会用他们的勇气来表现良知。今天知识分子的状况当然有放弃道德底线的，但更多的是一种奖罚机制下的无奈和麻木。在这种状态下，“好处文化”大行其道，人们干什么都问一个有什么“好处”（具体的利益），而放弃对终极真理的追求。我想如果奖罚机制的导向一旦调整，社会现有的力量能修复缺损的道德勇气。
新京报：从黄万里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的专业研究乃是通过大量的实际调查与专业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因而他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你如何看待这种科学精神？
赵诚：黄万里先生是中国最优秀的水文专家和水利工程专家，1937年回国后，一直在长江、黄河、辽河、松花江等水利一线踏勘、修建工程，后从事教学工作。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设计的治黄规划和三门峡水库上，坚持真理，反对苏联专家的治黄思路，反对在三门峡建坝，认为这样会使渭水流域出现水患。后来，三门峡运行一年就淤积成灾，问题一如黄万里预料。黄万里戴着右派帽子继续主动为解决三门峡问题、海河治理向当局献言。晚年黄万里醉心研究“三峡”问题，表现了崇高的敬业精神和对中华民族高度的责任感。
甚至有当年在三门峡水库上违心地曲意逢迎的人，还在媒体上说自己是坚持反对上三门峡的，把黄万里的名字隐去，这真是一个昆德拉式的“玩笑”。如果我们对那些说谎者无奈，至少应该让那些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坚持科学观点，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中华民族的优秀科学家，在历史和人们的记忆中，不再被不公正地对待。
新京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讲真话。
赵诚：发现客观规律，坚持真理和讲真话，是人类文明得以不断成长的重要原因，诚实互信也是一个社会的最重社会资本。今天，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这本不应是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坚持科学精神有问题的话，如受到不公正对待，这说明我们的社会运行机制出现了失调。
新京报：黄万里先生这样具有优秀品格的人应当受到人们的尊敬的。
赵诚：公道自在人心。黄万里生前多次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总有人站出来直言，为他辩护；死后有不少熟悉、甚至陌生的人对他表示尊敬和景仰，这就是最好的说明。（（张弘）
留美归来，以水利为终生之志
“以拯农为己志”，改学水利（图）
1927年，黄万里考入著名的唐山交大，攻读桥梁工程，193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用英文发表了三篇颇有创见的论文，由茅以升审定作序，学校出版。
黄万里毕业后来到杭江铁路，任见习工程师，参加杭江铁路江山港铁路桥的建设。当时，桥梁工程师很受人尊敬，收入也不错。但他不满足于牛刀小试，而是想得更远，希望能到更高端的地方去学习，去充实自己。1933年他考取官费留美，专业改成了水利。
1931年长江、汉水泛滥，水淹武汉三镇一百天，云梦县城一夜之间顿成泽国，死亡七万人。灾民凄惨，举国震撼。作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创建人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那时在心痛
之余，就动过改学水利的念头。1933年黄河决口十几处，人命财产损失无数。惨痛的现实唤起许多青年奋志学习水利。黄万里再也平静不下来了，他和另两位唐山交大的校友一道，毅然放弃铁路桥梁工程师的职务，出国改学水利。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黄万里便立志学水利治黄河。
一向忧国忧民的黄炎培先生曾多次对黄万里讲：“中国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农民对不起统治者，只有统治者对不起农民。”希望他将来好好报效农民，一辈子为他们服务。面对江河泛滥给广大农民造成的灾难，黄万里哀民之痛，“改学水利，以拯农为己志”的一派豪情深得父亲的赞许。父亲介绍他去拜见自己的学生——中国水利界的重要人物、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许心武对黄万里说：“这次大水后调查全国水利工程师所长的专业，竟皆长于土木工程之设计施工，没有一个懂得水文学的。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只是能设计施工罢了。”许先生嘱咐黄万里多学水文学，后者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于是，黄万里决定从水文学入门学习水利。
新津落水，死里逃生（图）
黄万里从唐山交大毕业后，到杭江铁路任见习工程师，参加江山港铁路桥的建设。1933年黄河决口十几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他毅然改学水利，考取官费赴美。这是他出国留学前夕在上海的留影。
那年夏天，黄万里到雅安一带考察青衣江。这是黄万里五年野外作业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1938年夏天，黄万里奉命往四川天全县始阳镇勘察水利，因为饮食不慎，得了痢疾，腹痛极了，“历三天力竭”，深怕再拖延下去将无力回成都，于是决定独自回蓉，留下其他五人照常工作。
这天大雨倾盆，黄万里“顺山边小路步行，沿途滑壁落石阻塞，勉力跳跃而得过”。他
“左边防着山崩石落，右边看着溪水涨高。虽已腹泻三日，仍不得不奔向新津，到雅安时已力竭不能成行，而腹泻仍不止”。幸好碰上银行一部运钞票空车返蓉，黄万里才“以巨资获准搭闷厢车席地而坐。途中不时请求停车，泄泻，痛不堪言”。车过岷江新津渡要换船摆渡。旅客得下车从一条船边跨跳到另一条船上去。已经精疲力竭的黄万里忍着腹痛，拼力一跳，但还是一脚踏空，掉到波涛汹涌的江水里，靠好心的旅客拉上船来，才脱险全命。那时船夫迷信，很少肯搭救溺水的人，何况正值汛期。大家都为病重的黄万里能够逃过一劫而庆幸。
奔赴东北满腔热忱却无施展余地（图）
新中国即将成立，气象一新，百废待兴。黄万里响应号召，赴东北参加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建设事业，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揭开九十年生命的新篇章。1949年9月18日，他一家到达沈阳。这张照片摄于1950年。
1949年8月15日，黄万里正式受聘于东北人民政府。东北的专业技术人员十分缺乏。尽管从内地调派招聘来一些人才，但在短时期内根本无法满足建设东北的需要。黄万里担任总局顾问，主要工作是审阅各局送上来的报告，下去调查一些地方的水利工程，没有具体的分管事项。那时，刚刚接管了政权的共产党干部还缺乏管理经验，黄万里这样有学识和有水利施工及水利行政工作经验的人，对于东北水利总局来说，无疑是急需的宝贵人才。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是在黄万里第一次外出视察回来之后，水利总局让黄万里参加局务会议，让他
在较广的层面上发挥作用。
1对新政权，黄万里满怀热情。目睹了国民党腐败，加上20世纪上半叶席卷全球的左倾思潮的影响，黄万里对社会主义的合理性是认同的。他学习了从新华书店购得的关于唯物主义的读本《思想与意识》和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对华北党校教务处1949年11月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教材初级党校读本》也看得很仔细，并择要摘录了从第一课“党员”到第二十三课“党的严肃性和灵活性”中每一课的要点。这些内容在黄万里的日记本里整整占了十页。虽然他并未提出入党的要求，但这至少说明，黄万里想认真了解共产党，在思想上一直努力跟上新时代。
黄万里去东北，原本是希望和自己所带的同事们共同干出一番事业来的。不说仿照甘肃模式，至少在水利规划和具体实施上能有较大的自主性。但实际的情况与他的设想相去甚远。据黄万里夫人回忆：“他赴东北时，动员了曾经和自己共过事的工程技术人员，共十七人，和他一起去东北，满怀热情地想带着这支队伍为国家大干一番。但他太没政治头脑了，他根本不明白当时的客观环境不允许他有自己的小团队。东北农林部把他带去的人全部分开安排到不同的地方，最后把他安排到水利总局当顾问，对此他很不满意。加之总局工作上存在不少问题，黄万里忍不住要提改进意见，一些对领导有意见的人也常找他说事儿。这样一来，本不内行又欠雅量的领导对他很不满，长期不给他实际工作。偶尔派他下去跑一下，也根本无用武之地。不到一年，他悟出实际上在东北很难做事，他的见解和意见不会被采纳，对当地的水利工作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与其在这里闲呆着，还不如去教书。于是，他与母校唐山交大联系，母校的教授们很欢迎他去。在东北不到一年，1950年，他就到唐山交大任教去了。”
右派生涯里的黄河情结（图）
1961年，为克服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困境，黄万里夫妇在清华园宿舍院里种满了南瓜。
在右派生涯中，黄万里一直没有忘记三门峡，没有忘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1961年3月，黄万里重游他曾住过的密云水库，写下了一首词：
念奴娇·燕都平原吊古
余获右冠，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及次
年再去，已荒废难寻。追思前后，不禁慨然。
茫茫黄土，埋没尽，千古英雄豪杰。
荒道西边仿佛是，艰苦当年住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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