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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锐的感觉、深切的观察，细腻地表现出隐蔽在这位肺结核患者内心渴求生命的抑郁情绪。
患肺结核之后出现的这种变化在曼斯菲尔德的其它作品中同样也可以看到。当她的《在德国公寓里》出版之后，伦敦一家主要报纸《泰晤士报》就从作品中看出作者“观察敏锐”的特点；另一家重要报纸《每日电讯》的文学评论员更称赞作家“那奇特的、精灵似的笔触”。这是肺结核患者的才性的体现。还有许多其它篇什，像《莫斯小姐的一天》、《金丝雀》、《罗莎蓓儿惊梦记》等，细致地描写女主人公的孤独，也能非常直接地使读者产生一种沉重的抑郁之感。
契诃夫的情况也一样，肺结核不但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身体，同时还极大地影响了他的精神，影响他的创作风格。
契诃夫早期的作品，大多是发表在《蜻蜓》、《花絮》、《闹钟》、《消闲》这类从名称也可以看出是幽默杂志上戏谑性的小故事。《在海上——水手的故事》写父子水手通过墙上凿出的一个小孔，看轮船特设的“新婚夫妇客舱”里，新婚的丈夫如何为了“一叠钞票”，央求和说服“身材苗条、相貌很美”的新婚妻子，同意他把初夜权卖给一位年老的英国银行家。颇具文采的《艺术品》也只能算是情结巧妙的笑谈：出于感激，一位病人送给医生一个古铜烛台，惟一的遗憾是不能配对。医生已有妻室，发现烛台内容轻佻，不敢留在家里，便送给一位丑角演员；这位演员也出于同样的考虑，将它卖给一位收买古玩的女人，这女人就是那位病人的母亲。当病人重新出现在医生家里时，他认为，这样一来，医生到底配齐有一对烛台了……
这些小故事，除了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外，可以说别的什么也没有。为作家契诃夫带来声誉的是他后期的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这前后两个时期的作品，像是出于两个不同的人的手笔。真名为列夫·伊萨科维奇·什瓦尔茨曼的俄国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列夫·舍斯托夫（Лев
Шестов；1866～1938）写道：
早期作品中的契诃夫与我们所习惯的晚年契诃夫极不相似。青年契诃夫高兴快乐、无忧无虑，就像飞来飞去的小鸟。他在幽默杂志上发表自己的作品。然而在1888年——1889年，即当他才二十七八岁时，就发表了两部作品：小说《没意思的故事》和剧本《伊凡诺夫》，给新的创作奠定了开端。显然，这里发生了出其不意和突然巨大的转折，它充分反映在他的作品中。
……过去那个快活的、兴高采烈的契诃夫就隐没不见了。《闹钟》的滑稽可笑的故事也消失了，而有的只是一个无精打采、愁眉不展的人……（方珊译）
是什么使作家出现这种“出其不意和突然巨大的转折”，使作家从“高兴快乐、无忧无虑的小鸟”变成为“一个无精打采、愁眉不展的人”呢？是疾病，是他的肺结核病。的确，从契诃夫1889年写的最重要的小说之一《没意思的故事
摘自一个老人的札记》中，最能看出他的这种病态的抑郁情绪了。
《没意思的故事》的主人公、老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原来对生活满怀欢乐，但是自从患上“一种医不好的”病之后，一切都变了。半夜里，他会忽然醒来跳下床，
不知什么缘故，我觉着现在马上就要死了。为什么我会觉着这样呢？我的肉体并没有一点表明立刻要死的感觉，可是我的灵魂给一种恐怖压住，好像我忽然看见一大片不吉利的火光似的。（如龙译）
本来，无论什么游戏、玩乐、消遣，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觉得都不及讲课能给他带来那么多的快乐；如今，课堂上的这种快乐，还有原来和家人一起用餐时的欢畅，与上门来的朋友交谈时的愉悦，都不再有了。他时刻想的就是自己“被命运判处了死刑”，只有“满腔的痛恨、轻蔑、怨气、愤慨、害怕”，对一切都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厌恶。无论到哪里，他心里始终都感到有一种“控制不住的动物性的恐怖”：讲课时，他想到的是自己“目前所应当关心的似乎主要是坟墓里的黑暗问题”，这个讲堂“不出半年就要由另一个人来占据”了；每次吃饭，他都觉得“比在冬天还要无聊”；傍晚回家的路上，他心里也总是想着“死亡不久就要把我带走了”；去郊外穿过田野、经过墓园时，想的也是“我不久就要躺在那墓园里”；深夜里醒来，看窗外虽然“天空只有一个安静的、很亮的明月，墓园一片云。四下里全是寂静，没有一片树叶动一动。我觉得样样东西都在瞧我，想听我怎样死掉……”而躺回床上、闭上眼睛之后，甚至感到“仿佛死亡果然从背后偷偷掩来了”。总之，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时刻都是这种抑郁的心态。
在哥哥尼古拉死于肺结核之后五年，1884年的咳血证实了契诃夫也患了肺结核这种他们家族性的传染病；1888年10月，作家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每年的冬天、秋天和春天，以及每一个潮湿的夏日，我都在咳嗽。可是只有在我看到血的时候，我才感到惊恐，嘴里吐出来的血里有一种凶气，就像晚霞一样……”这使他内心，或者潜意识中“被一种恐怖压住”，如他自己后来在1819年6月26日的一封信中说的：“没有一分钟能够摆脱灾难将临的感觉。”就像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一样，尽管表面上常常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这就是苏联的契诃夫传记作者符·叶尔米洛夫说的：“由于契诃夫见到了他哥哥临死前的情况，可能也由于他时常想到自己的病体”，因此“从1887年或1888年起”，契诃夫心中就“有一种还没有清楚意识到的、然而经常不断的耽心……一想到自己有病，他就感到沉闷”。并使他从这个时候起在创作风格上开始发生这么大变化，使他在这个时候写的他最重要的小说之一《没意思的故事》中真切地刻画出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在等待死亡时的内心世界”。其实，只要在读《没意思的故事》的时候，对照传记材料，人们就不难看出，小说中的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不但与契诃夫一样是一个获过奖的名家；与契诃夫一样，“胸脯凹进去，背部狭窄”，一副肺结核的病体；与契诃夫一样，与受欺凌的莉卡·米济诺娃一样与卡嘉保持友情，还与契诃夫一样，终日生活在“控制不住的动物性的恐怖”之中。了解契诃夫的俄国批评家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米哈依洛夫斯基（1842～1904）在小说刚发表时就已经指出过这点，说“是因为作者把自己所受的苦难写了进去”，才使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的故事与契诃夫的“生活本身如此之相似”。的确，契诃夫只是以隐含的方式，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情经历投射到这位教授身上。这也使他在写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也将自己的抑郁情绪传达到作品中，使作品获得与情绪相一致的风格。
像反映在《没意思的故事》中一样，这种因肺结核而产生的抑郁风格也同样反映到契诃夫的剧本《伊凡诺夫》、小说《精神错乱》、《第六病室》等后期作品中。高尔基在《文学写照
安东·契诃夫》中提到契诃夫在看人时“态度里面隐隐地含有一种跟那冷静的绝望相似的沮丧”。
鹤 蛙
？ 杨福音 画
题《高跷会》
？ 韩 羽 文画高高在上，出人头地，弄姿作态，招摇过市，何其风光。
可一旦跌了跤，跌得也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