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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一些数字结果，有时却可以改变人的一生，这真使人诧异。
这次测试可说是我人生旅途的分水岭。
在台湾我在最好的学校接受教育，虽然这些学校的人学考试总是很难，但我总
能过关斩将。尽管如此，我也从来没有什么优越感，因为我历来对考试分数不感兴
趣，常有达不到及格线的危险。
虽然我知道我聪明，但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天才而自我陶醉。像大多数人一
样，我在生活中有时极其自信，有时又很悲观，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反反复复。
因此，听到可信任的专家对自己有如此高的评价褒扬，实在令人欣慰。
第二天，负责招募我的官员大肆夸奖了我一番，不仅说我的资质测试成绩优秀，
表现上佳，还恭维我说我的语言测试成绩也很优秀。
这使我转而对他所说的有了一些怀疑，我知道实情并非如此。我知道，为了使
别人感觉不错或使谈话更为融洽，人们常会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这也是无需争辩
的事实。
在这一点上，中央情报局的人员也不例外，与其它机构的人员相比，还需更频
繁、更巧妙地运用这一谈话技巧。在间谍这个行当中，虽然说兵不厌诈，但如果对
自己人也这样，肯定会产生不少问题。’我被告知还要经过测谎器的测试（通常所
说的“黑盒子”）。记不起我是在何时何地进行这项测试的。虽然我对于我酗酒和
好色的习惯有所不安（不是因为我认为这都是“禁果”），但我顺利地通过了测谎
试验。我在华盛顿特区和巴黎的扑克牌场上颇有名气，在测谎时这也曾被提及。
但是，中情局真正关心的是我是否与其它国家或政治团体或情报机构有秘密联
系。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清白。
对应聘者的基本技能和忠实性进行测评之后，接着就有一个“安全清查”的过
程，所花的时间往往长得令人难以忍受。他们告诉我像我这样的背景可能要花六到
十个月。时间的长短，取决于被考察人过去的经历和社会关系的复杂程度。对于外
国人和居住史和雇佣史复杂的人，安全清查的期限往往就更长。总之，要清查与应
聘者过去有关的方方面面。
我不敢肯定这样清查有多彻底。我听够了许多与安全清查有关的笑话。一个年
轻妇人曾对我说过，有两个安全人员走进她所住的大楼，跑向她，毫无疑问把她错
当成了我的邻居，然后开始问她各种各样的问题，却自始至终不问她姓甚名谁。
我从没听到我在台湾或在其它地方的朋友或亲戚，谈及他们有没有被美国政府
官员询问过。他们可能被禁止将曾被询问过的事告诉我，但我敢肯定，有过的话他
们一定会告诉我。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曾有人向他问及关于我的问题。他向我描
述他被问话的情形，仿佛他为我说了不少好话，我欠了他什么似的。
我从不掩饰和隐瞒我自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算无法被人接受，也依然如
故，我就是我。
几年后我才知道，像我这样的求职方式在中情局被称作是“毛遂自荐”式，这
种容易引起猜疑的方式极少受到他们的重视。中情局走出大门到大学公开招聘人手，
常使想加人中情局的大学生欢呼雀跃，但在ho年代中期，还没有采用这种公开招聘
方式。
而后，中情局就会考察学生。学者、政府雇员等等，因为中情局需要各种各样
的人才。当找到潜在的有用人才后，他们就创造所谓“机会”或巧合，邀请待选者
申请所谓“工作”。这种巧合非常非常秘密，也不提及中情局的名字。我早期的许
多同事开始时都认为他们是在向国防部申请职位。
曾有一个应聘者进行测谎试验时，还不知道中情局的身份，他很困惑不解地问
：“你总是说‘局’、‘局’的，到底你们是什么单位的，是不是‘部’呀？”
这时他正要被绑住与测谎机相联，如果告诉他真实答案，他一定会休克过去。
前中情局长官爱伦·杜勒斯在他的《情报的艺术》一书中谈到，在50年代到cd
年代早期，每100 个被调查后受邀请的申请职位的应聘者中，只有一个被真正录用。
中情局的官员是经过严格挑选的。
在我长时间地等待安全清查的过程中，中情局的有关官员建议我将旅游签证改
为学生签证。那时我暂住在纽约曼哈顿。中情局只允许我将秘密的供职情况告诉家
里最可靠的人。于是我将我申请中情局工作的情况告诉了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弟媳。
并告诉他们要准备接受安全清查人员的问话c 我的弟弟们知道我不光彩的过去以及
我酗酒的情况，当他们得知中情局是我唯一申请应聘的单位时，都感到不安，这一
点我很理解。他们建议我找个其它工作，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等等。然而，我却非常
坚定（说固执己见可能更贴切些），自信地认为我终会被中情局录用的。
在纽约，我开始加人一所打字／速记学校，并如愿以偿地转成了学生签证。虽
然我轻松地练习，但我的打字和速记水平与专业水准却相去甚远。
这段时间我觉得很枯燥和凄惨。我为自己在经济上还靠父母供养觉得十分内疚，
他们不能再承受更多的负担了。这时我的生活中没有什么挑战，中情局也没有保证
一定雇佣我，我也没有女朋友，不像在巴黎总沉溺于其中。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可
能就是这最后的项目。
回首往事，我的生活有三个不同一般的特点：第一，我曾经历过比一般人多很
多的“非常事件”。巧合机遇，经历过突如其来的幸运或倒霉、神秘的侥幸时刻，
在关键场合或非常时刻会见重要人物。诡秘惊心的经历可谓是数不胜数。
我感到这是我心中渴求的目标。或者，我以后也开始相信，我常得益于神灵的
估护，虽然我认为我不值得。
第二，我喜欢追求卓越，挑战极限。
我通常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以前是，但自从中情局要我改变这种态度后，就再
也不是这样的了）。我被自然而然地称作“操心的甲壳虫”，因为我反复检查确认，
事无巨细都操心，一心为了保证不出任何差错。
我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一直满怀希望。但我极少开只有1 ／3 油箱汽油的汽车。
我曾在不熟悉的荒漠中开着时速超不过50英里的汽车，而汽油却很快地消耗到最后
一滴，这是多么糟糕的经历。
简单地说，我学习东方的宿命论，罗马天主教的精神主义，法国现实主义和美
国的理想主义，并把它们全部揉合在一起，与情报工作中的冷酷和彻底的实用主义
相结合。
我曾遭受过各种各样的病痛，即使我乐于捐献，我的主要器官已不能用于医学
移植了。
这些年中，我得过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痛风，两次胰腺炎，然后又是糖尿病，
高血压，哮喘，肾脏并发症。一种治疗肌肉疼痛的药物对我十分有效，但有一次却
引起急性药物中毒。
我长期滥饮，肝脏更好不到哪里去，有一次，一位内科医生给我的肝脏下了评
语，说是“一间极欠缺工人的破落工厂”（但是，当我在15年前戒酒后，我的肝脏
功能又恢复了正常，尽管还“伤痕累累”）。
在过去的位年中，我有五次因急症而有生命危险，被送人特别治疗部接受紧急
治疗，但每次都闯了过来。
去年，我被意外地诊断为患“明显的冠状动脉病”，可能要做心脏多路搭桥手
术。但是经过五个星期的新型药物治疗，和在妻于的监督下节食、锻炼后，医生在
我身上就再也找不到冠状动脉的病症了，外科手术也因此幸免。
我不仅在对待自己的健康问题上总是如此，对工作，对爱妻，在癖好和兴趣上，
也都有走极端的倾向。有时略有收敛，但事后又依然故我。通常是事后才意识到事
情的危害性，也每每发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
第三，我感到许多人，尤其是女人，非常信任我，会告诉我他们不愿向人透露
的内心想法和经历。
可能是因为我常常很开明坦白，对人毫无敌意（大家都能感觉到这一点），所
以他们才会如此信任我。我是一个很好的听众。大家都认为我处事慎重，这是受东
西方的历史和文化熏陶所致。我相信人们会感觉到我是可以信赖的，不怕将秘密告
诉我。
能获得如此信任令我感到十分欣慰，当然我也从不会背叛这种信任。我想我的
这一特点在我的情报工作中帮了大忙。
本书中会写到很多人的隐私，但我相信一般人是无法猜出书中有关人物的真实
身份的。
书中也批评了不少人，但如果他们不是自己站出来承认的话，也没有人会知道
他们的真实姓名。只有与整个事件密切有关的人士，才能猜测到可能是谁。如果有
人执意要站出来，声称他们即是书中所影射的人，虽然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但
我也表示欢迎。
我隐去他们的姓名是因为故事本身的需要，而不是因为事件的真实性。很多事
实还有档可查。
我不怕和他们就事情的真伪，在中情局的测谎器试验中进行对质——我说的是
由中情局专家主持的，而不是人们在电视和电影上见到的那种测谎器试验。
对于很多因属机密而无法泄露的详情，我相信中情局这种严格的测谎器试验可
用来辩别真伪。虽然对测谎器试验还有很多争议，但中情局的测试人员往往非常熟
练，如果所提的问题巧妙恰当的话，结果是可信的。
有人说通过简单的药物抑制或心理训练可以骗过测谎器，但你能假定熟练的专
业测试人员只会准备一些常规问题吗？
我知道问什么问题可以证明事件的真伪。可以要挟这场“真伪之争”的输家用
0 ．45口径的手枪吞枪自尽，这能威慑说谎者，令测谎时人人都诚实坦白。没什么
大不了的，在这种事上如此要挟，不会是太激烈了点？
此外，在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测试人员面前，什么如“诚实鸡汤”一类的魔药
是不可能奏效的，催眠术也一样无济于事。
自从中情局的艾姆斯间谍案于1994年2 月被曝光以来，中情局的测谎器试验已
备受指责。但我始终认为这套系统没有大问题，只是测试人员的缺点所致。我曾经
问过我的同事，讨论过媒体报道的一些事例，我们都认为如果好好运用，测谎器试
验的结果会是很准确的。之所以发生差错，可能是由于仪器的使用者不够警觉专注，
没有问及所有的正确问题所致。
据我所知，几乎所有官员在谈到“接受测谎试验”时都会紧张起来，虽然他们
没有什么好躲躲闪闪的。如果这些有经验的专家能骗过测谎器，为什么他们还会紧
张？无论如何，他们本身就是专门研究说谎的人。
从资料上看，最初的报告表明里克·艾姆斯并未全部通过测试，还存在着一些
问题。只要有任何迹象表明测试资料还不足以完全作出结论，就必须进一步进行更
为有力和更有说服力的测试。
关于女人，有不少曾与我相互信任，而且十分亲密，这使我觉得非常快乐，也
很自豪。但我永远不会泄漏与我有关系的女人的名字。有些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