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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他不要怕任何事、任何人。尽量让他独立思考，思想上不要有框框。
仔细想了一阵后，彼得大笑着说：“我会活下去的，我喜欢生命，我要体会生
活，要看世界！”
我和和子被他这几句话深深感动了。
我们都意识到，事情的轻重已经发生了变化。
儿子出生不久，我接到指示，要我回美国办理移民归化手续。我别无选择，这
是法律的要求。在我终于能在美国某个地方呆下来之前，我只能把和子和两个半月
的儿子交给岳父照顾。成为美国公民后，我的下一个目标很自然地就是想调到巴黎
工作。那时，我是中情局唯一能讲法语、中文和其它语言的情报官，况且我对巴黎
又很熟悉。
在日本四年，使我已经成为一个家庭男人，为了妻子和儿于，我可能做任何事。
我非常幸运，已经抓住了使自己成为出色情报官的机会，成绩显著。我获得升
迁，同时也被同事们认同。
比如，曾有人告诉我，一位名叫罗伯特·肯德勒的高级官员，就曾试图推荐我
升职。虽然因为当年我已经升过一次职了而没有成功，但我很感激这位素未谋面的
长官如此看重我。他后来升迁到了很高的职位。
也是巧合，我的GS级别和年份间对应得很好。我于1966年加人中情局，定级GS
－6 ，而后每年均获升迁。尼克松总统下令冻结政府人员的职位6 个月的那一年，
也就是1971年，我已升到GS—11级。我开玩笑说1985年我该是GS—25级（GS级别止
于GS—18级，再向上已是另外的职衔了）。
虽然因为是华裔而受到排挤，其间还有6 个月的职位冻结，在9 年半中我获升
迁7 次。我的职位赶上了比我早5 年加入中情局的同事。很多上司对我升迁的速度
都感到惊奇，我在以最快的速度登金字塔。
离开日本时，我的愿望是达到GS－14级，这个级别当时在中情局里，还没有在
美国以外出生的华裔人员达到过。而后，我又向GS－16级努力，这是“高级职位”
的开始级别，当时这个级别上还未曾有过华裔官员。以后，美国的职衔体系发生了
变化，如读者可知我永远成不了GS－16级。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我的个人背景
我生于台湾，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在种族匕，我是绝对纯粹的中国人，
在族谱中属第33代于孙。我们家族的第一代祖先，曾是10个世纪前的唐朝宫里的大
官，这比成吉思汗的蒙古时代还早2 个世纪。家族后来南迁到福建，仍是政府的官
僚，在第叨代的时候，全家从中国大陆迁到台湾，并就此定居下来。我们在台湾做
大米生意。几个世纪以来，整个家族分成了许多分枝，散居在中国各地。就我们这
个分枝来讲，我的父亲仍就每年都庆祝第27代祖先的生日，以此纪念我们举家到台
湾定居。
然而，我要声明的是，我们家并不是嫡亲后代，中国人把香火看得很重，所以
当家里没有男性继承人时，或者万一夭折，常常就会收养一个男孩以续上香火。
我们家也属这种情况，据我父亲推算，在我之前的第3 代，家里所有的男孩都
是抱养的，这样，我们家虽然也算作是大家族的一个分枝，却不是真正的“血脉”
相承的后裔。
中国有记载的历史真是太长了。在我上高中时，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孔子的第70
代孙（他自称是嫡亲的）。他的名字中有一个正亲的家族的字，单就名字看，喻示
此人是一个非常有德行和智慧的人。我那位朋友很俏皮，常常抱怨他的尊贵的家族
为他取的名字，因为人们总是希望他的所做所为符合楷模的标准c 我父亲比较保守，
他把家族的名字和血统看得很重要。我虽是家中的长于，对此却不以为然。1943年，
日本人强迫我们把名字改成日本名字时，父亲把全家都召集起来，含着眼泪告诉我
们一个秘密，他新造的“日本名字”中有特殊的含义，表示我们家是与一个“高贵
的中国家族的名字”有关系的，他同时告诫我们，不要忘记自己是“曾在中国历史
上显赫的家族”的一员，但要保守秘密。
关于我家的历史故事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重要的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我们
为此而蒙受的耻辱。
当然在1930年的台湾，是不会有人想象到日本帝国最终会失败的，台湾在1895
年就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我父母上的是日文学校，父亲在少年时代就去了日本，毕
业于早稻田大学，我的父母也希望他们的儿子成为一个“日本良民”。
我通过了专为台湾学生设的人学考试、进入台湾孩子所能上的最好的日本学校
就读，这所学校约有1000名日本学生，而我是仅有的10个台湾学生中的一个，那时
的日本教师和学生普遍抱有严重的种族歧视观念，瞧不起我们这些台湾学生。
我是个好学生，但那时只会说日语，甚至我的父母相互之间也很少说台湾话。
每当从教育局来的大人物到我们班视察时，老师经常会点我的名，要我站起来朗读
或回答问题。要一个台湾学生在这种时候站起来读日本课文，本是件有些令日本人
难堪的事，但老师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我是最棒的。
我上课时不太注意听讲，因为每堂课的内容我大多已经提前学过。我从不把老
师放在眼里，有一回我没理会老师正在讲解的乘法九九表。那个残暴的老师就为这
个“罪过”狠狠地打我，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凶猛地打我的头，我强忍着痛坚持站在
那里，看他能打多久，可最后还是经不住他那旋风般的巴掌，我被打倒在教室的地
板上。其实乘法九九表我早在一年前就会背了。我的爷爷是在爸爸出世的两个月前
去世了，当时家里是地主。我爸爸可能是没有父亲做榜样，所以他从不知道怎样当
好一个爸爸，更不知道怎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但他的心肠很好，是一个典型的工作
第一的工薪族。
与父亲刚好相反，母亲却是一位非常严格的人。我是她的长于，是在她严格的
教育方式下带大的。她在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对我的体罚，在抽打我的
时候，她也禁不住地泪流满面。我由此体会到，她可以放弃一切，但决不会放弃对
我的教育。
在我这一生中学到的第一个外语单语不是“Hello （喂）”也不是“Santa Claus
（圣诞老人）”或者是其他什么俗套的东西，母亲教我的第一个字是“SPARTA（古
代希腊市名，以勇猛严格出名）”，她希望对我施以古时斯巴达式的严格训练，但
对我一个很小的孩子来讲，斯巴达就是痛苦。
当我在学校里被老师毒打一顿，肿着脸回家的时候，母亲会再打我一顿，因为
她断言我是在学校里于了什么坏事。（30年后，母亲为她曾这样误会我向我道了歉。
哦，妈妈！）
我受到了日本老师和学生对我精神和肉体的严重虐待，他们在欺负我的时候绝
不手软。我那时还只有七八岁，而母亲教育我要在压力面前决不让步，为此日本小
学的老师甚至嘲笑我母亲灌输给我“又傻又倔的思想”。
正是这样苦涩的童年塑造了我具有反抗精神的性格c 那时正值战事紧张的1944
年。
最近，往事又浮现在我脑海里。（我妻子后来指责我不该在吃饭的时候讲这些
事。）每当我看见浅紫色，我就会想起台湾很常见的一种大蜗牛壳的内壁。因为在
我八九岁的时候，三个日本同学欺负我，后来我们打了起来，我终归是敌他们不过，
其中两个孩子按住我，另外一个扯住我的头发把脑袋往地板上撞，然后用个蜗牛壳
到屋外地上装满沙土，回来全部灌进我耳朵里。就是用的那种蜗牛壳，这在我的记
忆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当时我没有哭，更没告诉母亲，因为我害怕她知道后会强
迫我去和那三个坏孩子再打上一架。
母亲已经那样做了好几次了。
比如有一次，我母亲让我去向一个四年级的恶棍和他母亲要求道歉，那时的我
仅读一年级。我只好接她说的去做。一路上我紧张得双膝发抖，结果却出乎我的意
料，他们真的向我道歉了，这使我明白：只要自己是对的，就不要怕。这就是我母
亲。
还有一次，我也在读小学，当我第二次被一只德国牧羊犬攻击的时候，我坚定
地站在那里，尽管我怕得直抖，但最终成功地接近它并抚摸它。
在日本人众多的地方做一个少数的外来者是很不容易的。日本人总是十分傲慢
无礼。母亲告诉我，如果我有理，就要反击，如果我背理，就要道歉。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我过去如此，现在也大致如此。我学会了一些
弹性，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我很少妥协。
50年代，当我看到美国南部的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时候，我对黑人的处境有强
烈的同情，因为我和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知道生活的痛苦和屈辱。
我是在严格要求和管教下成长起来的，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坚韧的性格，同时
也学会了生存之道。
不论什么原因，不论什么方式，当一个人不惧怕死的时候，他就会变得无比强
大，因为他不那么容易死，他就反而会成为一个幸存者。
现在，我的感情很丰富，常常会感动流泪。直接地表达自己老实、纯粹的情感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相反，说谎。掩盖真象倒是最大的缺点。
虽然我容易动感情，但只要形势需要，我也会强硬。冷酷、有泪不轻弹。我把
我的这些观点都教给了我的儿子，不过对这些观点做了一点修改，使之稍微平和了
一点。从辛酸的童年生活中，我领会到，一个正派的人或者说一个绅士，必须具备
诚实、努力、顽强和同情心，这是必须的基本素质。“绅士”这个词的含义要比
“一个男人”的内容丰富许多。
儿子3 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教给他一些空手道的基本动作，他每天早上都练习
实用空手道的技术，直到上高中。
儿子6 岁时，在东京读一年级。有一次在上学的路上，住在我们附近的日本小
孩欺负他，回家后，我鼓励他，用他的铁拳教训那领头的混蛋，打他的鼻子，打他
的眼睛，打歪他的下巴！首先要制服领头的那一个，其他的就不用操心了。
有一天，彼得回家诉说他被两个日本孩子无故地打了一顿。他上的是一所国际
学校，穿着和别人不一样的校服，因此很容易就成了日本孩子的欺负对象。
我问他是否按爸爸说的方法回敬了他们？彼得有点沮丧地说，他打了那家伙的
胸，结果又被别人踢打了一番。
“为什么，彼得，为什么不用拳头重重地打他的鼻了和下巴？！”我问彼得说。
“我够不着他的下巴！”
“那你哭了没有？”我又问。
“有一点。”他红着脸承认了。
我表扬了彼得，毕竟他勇气可嘉，我无法想象当年的我会不会做得像他那么好。
他不愧是我的儿子，敢和两个连下巴都够不着的坏孩子对打，我觉得很自豪，
我相信我那去世的母亲也会赞赏彼得的勇敢之举。
第二天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