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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信徒来说，却无需解释。
（我的记忆也许不太准确。）
至少，我认为这是个奇迹，我的许多朋友也这么认为。信仰的神秘就像病理学
家所表述的那样，“是超越了医学范畴的”。
当我们的导师之一，一位西班牙籍的耶稣会教授来看望我并听到我“奇迹般地”
复原的故事时，他用带口音的日语说道：“当然，当然。”我们放声大笑。
我们认为，要么是我们的导师的信仰非常强大，要么是他得到了许多神的恩赐
——或者两者都有。
我又一次在没有真正理解它的情况下目睹了神的威力。数年过去了，我已经坚
信是那位西班牙神父的信仰与希望使他说出那样的话。
我从此之后在我的生活中见到了太多的“奇迹”，有大有小，使我“理所当然
地认为”那是上帝的帮助和祈祷的力量所致。
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顺服上帝之意”。
我从那些事情中知道了上帝无处不在，尽管我们还根本不能理解这一点。
这不是“宿命”论，也不是对人们“自由意志”的否定。这只是意味着在我们
人力能及的范围内尽到最大努力之后，应该谦卑地接受所被赐予的一切。如果有些
事我们无法应付，那么就该做更多的祈祷，希望上帝给予我们帮助。
我必须说上帝的帮助常常是以意想不到的令人吃惊的方式进行，以这种或那种
形式而来。对我而言，还是那句话：有祈求必得回报。
拥有这样的信念生活就会变得不同，这最终成为了我信仰的一部分。
在许多朋友和教友们认为我的康复是某种奇迹时，只有那位“借给”我念珠的
耶稣会神父不使用“奇迹”
这个词。
也许对于这件事他有自己的解释，他从未向我们解释过，他总是极为忙碌。
我终于有机会去回复他的请求——不是我的诺言，我的信仰还没有达到让我做
出那个誓言的程度——关于那串念珠。
我儿子彼得在教会学校的圣信礼因为我的病而耽搁了。
在位于梵蒂冈圣·彼得教堂后的行政长官小礼堂为彼得举行完延迟的圣信礼仪
式后，我万分感谢地把念珠还给了作为我儿子的圣信礼神父的我们的耶稣会导师。
从他那里，我学到了无法磨灭的关于“希望”的一课。
我无法想象能从导师的描述中学到更精彩更真实的一课，关于信仰、慈善以及
更重要的：希望。
经历这些之后，我渐渐地不再用诸如“绝望”、“丧失信心”或是“无望”这
样的词语。我开始相信希望总是有的，因为它确实存在。
大病之后，我在家休养了三周。用妻子的话说，我睡觉的时候非常安静，一点
鼾声也没有，以至于她得不时听听我的呼吸声以确信我还活着。
正如我的健康在逐渐恢复一样，我们的生活也在恢复正常。也就是说我与妻子
之间几乎每天都有的争吵又开始了，关于死的宝贵教训看上去并没有延缓我们之间
的争斗。
两三个熟知我们的日本朋友却恭喜我们说：“这说明你已经完全复原了，太好
了。”在这之后，我又至少得过三次重病。
有一次特别严重，我服用了以前用来减轻脚伤疼痛的Tolectin却产生了过敏反
应。这药以前吃很有效，这次就吃了剩下的药想缓解一下关节炎的痛苦。
第一次过敏没进行什么治疗就消失了。
我不相信我身体里的化学作用会变化得如此完全，所以在年底的时候，我又吃
了同样的药。恰恰是在我头一天，太太刚刚知道一条比我们以前所知的通往一家较
大医院急诊室更快的通往附近一家医院的路线。
我太太把车停在急诊室门口的时候，我从车子里摔了出来。我几乎已经崩溃了，
我无法呼吸，血压在30分钟内下降了差不多一半。据急诊室主治医生说，我当时的
情况非常危刍如果不是我太太昨天刚刚知道这条更快的路线，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
活着到医院去。那条较长的路线比这条路要多走至少10分钟。
后来，一个专攻“休克死亡”的日本专家说，我的情形是典型的休克病例，他
吃惊地问我：“你怎么会没死呢？”
我们同教会朋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只要他们一有空，我们就会见面。
如前所述，我替情报局工作的日程安排给我以充分的活动余地，因此不管我们
的意大利耶稣会导师们什么时候要去机场或是要用车，我们都会很乐意地开车送他
们去。这是我们可以向他们询问有关宗教、生活和其他所有问题的机会。对我们来
说，这是我们宝贵的学习机会。
当然我们不能向我们的告解神父做真正的告解，在我得到公开退休的许可之前
都会这样。如果我得不到公开退休许可，我会永远地如梗在喉。
在我们离开意大利回华盛顿的那天，尽管我们像往常一样一再婉拒他的盛情，
我们的意大利导师还是坚持要去机场为我们送行。
那天清早，这位善良的耶稣会神父在机场向我们祝福，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了
那串已熟悉的念珠，把它送给我做为礼物，我感激地收下了它。
我在西德住院的时候，这串念珠就像我的生命线一样。现在它成了我们家的珍
宝。对我来说，它就是信仰，希望与仁爱的象征。
我们获得了心灵的了静，并不是说我不再愤怒了。我依然会，但却比以前少得
多了。
我妻子和我仍然会争吵，但已经很少了。
这仅仅意味着我的行为更加平和，更少做将来会后悔的事。并且更多地反省自
己，更多地为以前的事懊悔。我相信我也变得更坚强，更执着。我绝不会轻易放弃，
因为我知道希望永远存在。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退休
得过那场肾病之后，我退休的打算比以前更加坚决。我看不出自己还会有晋升
的机会，也不可能从情报局的上司那里得到更好的对待。
况且，这一切根本毫不重要了。
在患上急性胰腺炎之后，我再一次怀疑自己是否可以活得更长一些。我并不怕
死。在以前，死亡对我来说就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更加无所谓了。这和第二次看
同一部恐怖电影没什么不同。
有了新的信仰之后，我知道死亡无非是跨过一道门槛，死亡并不是万物的终结。
至于对伴随死亡而来的痛苦的恐惧——人们惧怕死亡的最通常的原因——我也
从未惧怕过，我对疼痛有着超强的忍耐力。病痛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什么值得在意的
东西。
我担心的是我将撇下的家人，和我活着还能动的时候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有过一次无法忘记的目睹希望的力量的经历并不意味着我应该希望自己会在情
报局里过上更好的日于，而意味着我应该希望在情报局之外去寻求更美好的生活。
除了精通四种世界上主要的语言——英语、日语、普通话和法语之外，我还在
国际政治、经济、商业。管理和谈判等方面都有颇高的造诣。
我向妻子保证说，能说这四种语言并且在许多商业领域都很博学，加之对日本
的经济也非常了解，我退休之后找一个体面的工作应该毫无问题。
这又将成为我一个完全错误的预言。
我实际上找到了一些更体面更好的工作，付给我两倍于我在情报局的薪水，并
给我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可是不知怎么的，它们全都“蒸发”到稀薄的大气中去
了，我只好在下一章再详述。
因为那时我还没有退休，尽管我的身体还很虚弱，我还是决定去过尽可能充实
的生活。
我还记得在我第二次患胰腺炎后仅仅三个月，我肩扛着7 岁的儿子在白金汉宫
前的人群里站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观看卫兵的换班仪式。
按照医生的嘱咐休息了三周后，我又以极大的热情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两周后，我征募了一位经过批准的目标人物作自己的特工。这又一次让我的副
部长惊异于我完成征募工作的速度。我已不再和他争辩，我只是做好所能做的一切。
但是，尽管征募该特工得到了上司的批准，而且我认为也得到了总部的批准，
他却无法得到我们需要的情报。因为他没有我们期望的获取情报的途径，我们之间
的关系友好地结束了。
我必须定期返回西德接受身体检查。有一次我顺便开车带妻子去西德和奥地利
做了一次旅行。我们去了法兰克福，奥格斯堡〔在那里我们碰巧遇上了罗马帝国皇
帝奥古斯都建立奥格斯堡2000年的庆祝活动），还有慕尼黑，以前希特勒的别墅地，
以及维也纳，还在萨尔茨堡遇上了莫扎特纪念祭。然后我们去了维罗那和佛罗伦萨。
尽管这次旅行被我持续不断的气喘破坏了，沿途的风光和经历还是给我们留下
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德国的快速公路行车没有速度限制，我试着把车开到了180 公里（112 英里）
的时速，远远超过了广告上说的我们这辆车的速度限制。我之所以没有把车开得更
快，是因为我知道任何最小的意外都会使我们三个人命丧黄泉。和子也亲自试过把
车开到160 公里的时速。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西德的许多城市，警察的巡逻车和我
们的车是同一个型号——奥地80。
当我在巴黎学习的时候，“纳粹德国”是我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我还阅读了
大量关于纳粹迫害的资料。
因此，我们来到慕尼黑附近的DACHAU。
在我驱车前往DACHAU的路上，我向妻儿讲述了纳粹德国残杀犹太人的惨史，我
的声音因为激动而硬咽了。
也许是巧合吧，那天是星期一。和众多德国公共机构一样，DACHAU集中营遗址
不对公众开放，我因此不必去忍受参观它而带来的痛苦。我把儿子举起来超过大门，
让他能更好地看到里面囚营的景象。
维也纳是一个古老的帝国首都，但一点也不逊于我所熟知的巴黎让人心动。众
多的著名音乐天才曾齐聚在这个曾经辉煌的都市，这段历史以及看到“音乐家墓群”
让我们惊讶不已。
不幸的是，那些曾经极大激发了贝多芬和施特劳斯父子创作灵感的树林，在炎
炎夏日里使我的气喘更加剧烈。
我也无法去葡萄园品尝那些名闻遐尔的葡萄酒。
我们到达萨尔茨堡时正值莫扎特音乐节的高潮。但我们搞不到参加任何一项活
动的门票——我们也没钱了。
让我惊奇的是，当我穿行于维罗那的大街小巷找寻旅馆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
“朱丽叶之家”。
我一直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只是虚构的小说。在我年青浪漫的时候，我能
记住那出戏的大部分情节。
我从来不知道它居然来源于一个大致相同的有迹可寻的传说。
和子随意地在古老的阳台上照了几张相。
在我们返回罗马的路上，一次事故使我彻底从对高速度的沉迷之中解脱出来。
我们像往常一样在一条双向两车道的高速公路上以160 公里（110 英里）的时
速行驶。车的左前灯闪烁着，表明我要超车，可是我前面的车毫不避让，继续以至
少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