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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作家而言，经验都是不可或缺的。“你们越是不断地写作，写起来就越容易。”（《论短篇小说》）因此，“灵感全然不是漂亮地挥着手，而是如犍牛般竭尽全力工作时的精神状态”（柴可夫斯基语）。
巴氏在《普通的人》一节里写道：“在我熟悉的作家中，我没见过任何人工作起来像费定那样顽强，那样坚韧。他对自己是冷酷无情的。他常常累得两眼发白才从桌旁站起身来，而且老半天都回不过神来，仍在沉思默想。”接下来，巴氏记述了费定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片断：冬天，高加索海滨，破旧的咖啡馆，蛰居在此写作的几位作家正兴致盎然地跳着古老的华尔兹，时值傍晚，风暴推拥着海水呼啸而至，沉落在大片乌云后的太阳反射着海空，一片片暗红的斑块状如冷却的熔铁——壮观的黑海黄昏景色使费定耸然动容。“他停止跳舞，立即走回他那间略显寒意的房间，坐到桌边就写了起来，尽力写得从容不迫，尽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他几乎写了一整夜。”
人非圣徒，亦非机械，他（她）们都难免会有松懈怠惰的时候，但长期飘游散逸、无所专注，则必然是不正常的。怠惰使人呆钝，散乱使人浅浮，这种状态造成的后果是灵感、形象、思路、构想的阻断与流失，亦即可能性的关闭。心无旁骛倾尽全力，坚守并保持住一种状态和境地，全方位无滞碍地吸收、容纳、存贮、混融发酵，才可能让思想与情感不间断地奔泻喷发。
“写吧，直到写断手指。”契诃夫说。
“不要怜惜自己——这是地球上最骄傲、最美的才智。不会怜惜自己的人万岁！”高尔基说。
在古今中外文学家、艺术家以巨大的才能和不懈的劳作所创造出的汗牛充栋的文艺作品中，对人类的居所——大自然的描写、表现与歌颂，无疑是最浩繁同时也是最具魅力的内容之一。我们随意可以想到的就有梭罗的瓦尔登湖，麦尔维尔、康拉德笔下变化万千的海洋，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里维拉的草原及大林莽，阿莱格里亚的安第斯和亚马逊，吉拉尔德斯的潘帕斯草原，皮埃尔·洛蒂的异域风光，艾米莉·勃朗特的荒寂旷野与暴风雨，还有非洲、澳洲、加拿大、中西亚乃至日本文学中或苍莽旷凉、或鄙野诡奇、或曲折幽深、或秀美摇曳的大自然景观。然而，所有的这一切较之苏俄文学对自然万物、天地季候、山川草木的呈示、摹写与讴歌，无论是在篇幅的多寡、分量比例的轻重以及内容格调的丰富抑或单一上，前者都难于与后者相提并论。还是在多年前，我们就逐次知道了（更多的是从俄苏文学中而不是从地理教科书里）圣彼得堡、莫斯科、察里津、基辅、喀山、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听说了黑海、里海、亚速海、波罗的海、伏尔加河、顿河、第聂伯河、库班河、高加索、乌克兰、白俄罗斯……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苏俄疆域的广阔以及由此带来的地质地貌季候民俗物种的复杂多样无以穷尽，才造成了自然风物的呈现描写在其文学艺术中所占据的独擅风骚的特殊地位。凡熟悉苏俄文学的人，有谁不记得托尔斯泰的《哥萨克》、果戈里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和《塔拉斯·布尔巴》、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契诃夫的《草原》、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和谢普琴科、涅克拉索夫与叶赛宁的诗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等杰作中对高加索山地、乌克兰乡村、俄罗斯的山川峡谷草原等瑰奇风光乃至一花一草一木的细腻描摹或粗犷挥洒呢？更为奇特的是苏俄作家中还出现了一批（不是几个）主要甚至专门以大自然为描写对象的大师圣手，为读者熟知的就有蒲宁、普利什文、索洛乌欣、阿斯塔菲耶夫、卡扎科夫及巴氏本人，这在整个世界文学的范围内似也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罕见现象，值得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探究。
在建国前后几年出生的一代人中，不管其与文学有缘无缘，俄苏文学几乎都对他（她）们发生过或深或浅的影响。
《上尉的女儿》、《当代英雄》、《怎么办》、《奥勃洛摩夫》、《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真正的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静静的顿河》……它们在二十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以公开或秘密的方式流传，差不多成了现今年龄在40～50岁之间一批人当年的必读书。
我有幸成为赶上上述末班车的一分子。
努力追忆起来，我最早读到的苏俄文学作品大概是阿·盖达尔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这本残破发黄的书至今仍在我手边）、《团的儿子》（最近我才偶然发现它的作者是卡达耶夫）与《乡村小队》 （这本描写苏联骑兵元帅谢明·布琼尼的少年生活、不知作者为谁的书给了童年的我多少神奇美妙的遐想与快乐呵！）。借给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是乡场上裁缝的儿子，当地与我齐名的另一名书迷；《青年近卫军》系我下乡前夕连夜读毕于一位马姓木匠家中；《静静的顿河》得自我插队落户处的房东……
《金蔷薇》是一个例外，读到它，已是七十年代末（系“文革”前的旧版本，译者李时）。到八十年代初，一位大学同学又从他工作的滨江小城寄赠给我一本上海译文社的新版本，仍为“内部发行”。弹指间十余个年头逝去，这本新书也变成纸张泛黄的旧书了。
由于许多年与域外二十世纪文学艺术的隔绝，也由于新时期国门打开后各色主义流派新潮的涌入，近十多年来我／我们似乎跟俄苏文学有些疏远了（并未完全疏远）。现代主义宛若一场鼠疫，感染流行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甚至不漏过偏远边鄙之地的一座小城镇。我们（前后几代人）都成了现代主义症的患者或带菌者。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一部分人无力／无意识自拔，极可能演变为终身不治之顽疾。
被一座无所不在的无形樊笼所囿的我们是否应该以退为进，往回走一走？！
读过一篇短文，作者感喟于民歌中自然流露的健康朴素坚韧的生命力，并认为对艰辛生活永怀祈盼与不灭的热望，正是民间创作区别于文人作品的重要表征。这个世纪的文学艺术乃至思想文化已承纳渲染倾泻了过多过剩的阴沉灰暗、迷幻疯狂、畸态绝望、浅浮时髦、自赏自怜、自暴自弃，我们罪孽深重、恶症缠身，苍白贫血、执迷难悟，坠身在黑暗地狱的最深层，亟待自度自救自悟——而俄苏文学，特别是它独具的恢宏壮阔、沉郁深厚、血性与悲悯，那有如海洋群山般的包容量、人性的温热甚至笨重粗砺，恰恰可能成为现代主义或曰世纪末病症的一剂解毒化瘀活血的良药，使我们融化冷漠、弃绝旁观、自信信人、免于偏执盲从，以期重获健康自主的身心。
苏俄文学在几代人身上打下的印记是难以磨灭的（就在你自认为远离它的时刻，它仍在你灵智与情感深处潜存着并继续发挥影响），它实际上已成为我们精神的另一种疾患。精神的疾患不能也无须去躲避（我对前述的现代主义毫无贬损之意），需要警惕的只是执其一端和过犹不及，多种不同的精神疾患（或称为滋养也罢）同时或交替地作用于人，其情形有如中医方剂多味药材的配伍，它们之间可以互补互抑、弱化或加强，可以调适化合生成、甚至相反相左以毒攻毒，直至秩序在杂乱混沌中渐渐显现，最终进入新异自在之境，创生出卓然独立的陌生的美。
当然，每个个体秉有的原创力（即维特根斯坦所言属于种子的原动力）才是根本所在，但土壤、空气、阳光亦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缘于此，我们对包括苏俄文学在内的世界各国文学将亘久葆有一份由衷的敬意和感激。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
——捷克作家克里玛和他的《我快乐的早晨》
？ 景凯旋
1992年4月，美国纳特格大学举办了一次国际研讨会，讨论的题目是苏东剧变后的局势，参加者中有许多前苏联和东欧的作家。捷克当代著名作家伊凡·克里玛也在会上作了发言。他说，人们常向他提出这样两个问题：他的童年是怎样从纳粹集中营里熬过来的，他作为一个作家又是怎样从前苏联的长期占领中熬过来的。对此他没有直接作答，而是讲了一段不相干的经历，说他在抵达肯尼迪机场后，丢掉了随身的钱财和讲稿，尽管他很沮丧，可最终还是幸运地熬过来了。“只要熬过来，不幸的经历总是值得的。”他说。这番话使我想到克里玛的小说《我快乐的早晨》，一部面对生活的荒诞而显得轻松快乐的作品。
对克里玛来说，将重大历史事件与日常生活细节相提并论，这并不是我们常说的“向前看”，而是将两个全然不同的范畴联系起来的存在隐喻，正是这个纯粹卡夫卡式的回答，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位作家及其作品的关键。
克里玛1931年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位电机工程师。他十岁时就随父母被关进纳粹集中营，在那里度过三年多时光，一直到二战结束。悲惨贯穿了他的童年，他的所有儿时伙伴都死在了毒气室，这段经历无疑渗透到了他后来的创作中，形成了他的个人风格。1956年，克里玛从著名的布拉格查理大学语言学院毕业，任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并从1960年开始发表小说和戏剧。自1964到1968年期间，他一直在当时最负盛名的一家知识分子周刊任文学主编。作为一个曾在纳粹集中营中呆过的作家，克里玛对自由的敏感必然会与现实社会发生冲突，随着经验的增长，他越来越意识到，基于反抗压迫的革命并不一定就会导向自由和正义的境地，所以在“布拉格之春”中，他表现得相当活跃。当这一事件随着苏军坦克的入侵而告结束后，克里玛去了美国密执安州一所大学，在那里做了一年访问学者。之后他谢绝了朋友的劝告并回到捷克，但随即失去了工作，为了生计，他做过短期的救护员、送信员和勘测员助手，同时仍作为一个自由撰稿者继续写作，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是很普遍的事。有二十年时间，他的作品在捷克国内完全遭到禁止，只能以“地下文学”的形式在读者中私下流传。这些作品与哈维尔、昆德拉等人的作品一道，构成了当代捷克的另一种文学史。1989年发生的“天鹅绒革命”，使他的作品重新得以出版，此后他开始担任国际笔会中心捷克分会主席，后改任副主席至今。接踵而来的是，他的文学声誉日隆，在捷克的读者群中甚至超过昆德拉，成为九十年代捷克的代表作家，一部作品的销量在其国内就达十余万册。那原因，除了其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外，大概也是因为他不像昆德拉那样最终移居国外，而是一直坚持留在国内写作，所以更能与当代捷克人的情绪相通。用克里玛的话说，他的作品试图表现的是一种“布拉格精神”。在这个意愿的驱使下，他写出了《我快乐的早晨》及其它许多作品，如《我的初恋》、《爱情与垃圾》、《被审判的法官》、《我金色的贸易》、《等待黑暗，等待光明》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