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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陷入这样一部把国民党将士当作有血有肉的个体来叙述的故事里，我忽然意识到，近代的第三次内战，被解放军消灭的几百万人，就是这些人。有两个情节让我不知所措，不知如何评说。
一是孤军的残留余部进入泰国后，在坝子里看露天电影。看的是中华民国建国五十周年的阅兵式。蒋中正先生在高台上望着一列列的方队雄赳赳地走过。那是一种令人奇怪的感觉，那种浓烈的气氛似曾相识，包括解说员激动的语气和那些再熟悉不过的宏伟词汇，以及孤军战士们眼里噙着的眼泪。
另一个情节是随军的妇女在河边洗衣，充满乐观地说，等将来反攻大陆成功，我们能比在岛上的人更快回去呢（听起来像不像“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的人等着我们去解放呢”。）
成为毒枭的罗司令临死前有一段话，说：“什么是毒？那些怀着一种思想的人，让千千万万的人为了这种思想去厮杀、流血，那才是毒！”
题歌是罗大佑的。听听吧——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皮肤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战争与爱情》
年轻的海明威与同伴一起受伤，在战地医院，他冲着医生叫喊道：“先救他，他还是个处男！”
一个处男在战争中死去，意味着什么？
在《拯救大兵雷恩》中，拯救的理由是雷恩的三个哥哥都已阵亡，不要让他的母亲再失去最后一个儿子了。这个理由是人道主义的，还是个人主义的？
我觉得并不是个人主义的。比方说，该不该“拯救处男雷恩”？他还没有恋爱啊，还没有过亲吻和抚摸，就死了。一个处男是比一个已婚男人更不应该死吗？谁更该上战场，谁更该活下来？究竟有没有什么标准呢。
当年我们的汉武帝向大宛国用兵，军队不够，要抓壮丁，就有标准，只抓三种人：贪官、赘婿和商人。其中抓赘婿的理由，和拯救大兵雷恩的理由差不多，就是要延绵人家的香火。有兄弟的比没有兄弟的更该死，人家一死香火就断了。入赘的人等于是自断香火，自然也比娶妻生子的人更该死了，所以不抓你抓谁。
梅因在论及“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进程时，说：“起初，人们首先不是被视为一个个人而始终被视为一个特定团体的成员。”拯救大兵雷恩或者抓赘婿当壮丁，都是不把一个人当成他自己，而首先当作一个团体的成员，当作别人的儿子或是香火的中转站看待。一个个体被视为手段，而不是他自身的目的。这是与真正个人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如果一定要有什么标准，那么真正具有个人主义精髓，真正最浪漫的标准是：拯救大兵雷恩吧，他还是一个处男呢。
《出租汽车司机》
这部电影引出了两起杀人案。一是做了出租汽车司机的退伍军人，因一个雏妓而生出替天行道的心，在银幕上杀死了皮条客和嫖客。二是影迷甲也因为这个雏妓（朱迪·福斯特）而生出爱恋之心，在银幕下去刺杀总统里根。前者既遂，被免去刑责；后者未遂，却蹲了大狱。
差别在哪里呢？在于杀人的理由。为爱情和荷尔蒙而杀人，是个人主义的，为正义和理想去杀人，就是所谓集体主义了。更何况杀的不过是人人叫打的皮条客。那个出租汽车司机对社会的不公与肮脏充满愤怒。他一遍遍在家中练习拔枪的一段，窃以为是全篇最精彩的。什么理由可以让一些人拔枪，而另一些人喝彩？电视《水浒传》里那一句“该出手时就出手”，曾让多少人唏嘘不已。当老百姓对于公权力的行使渐渐失望，便开始向往一个私权利还没有被让渡出去的乌托邦，一个属于武侠片或者枪战片的时代。现实中，私力救济的可能性被一个并不能为我们担保公平的法治社会渐渐收缩。但在虚拟的武侠或者枪战中，那个可以血亲复仇、可以拔枪拔剑、快意恩仇的江湖，却一遍遍在银幕上昔日重现。
其实在出租汽车司机的正义感背后，成为枪手的欲望，一种嗜血的欲望，并不比那个狂热的影迷更少。在香港电影《枪王》中，一个射击冠军（张国荣）在危急关头果断开枪打死了持枪行凶的人。但他从此陷入精神迷茫，无力自拔。成为一个疯狂杀手，似乎只有靠杀人才能感觉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说，杀人的理由是否正当、是否合法并不重要，当正义或者一切可以合法杀人的理由渐渐淡去，杀人就是杀人。就像纸包不住火，暴力露出来它最本质的一面。那个在断头台上处死了路易十六的刽子手，也要在夜晚冒着危险出城，去找人给国王做弥撒，才能心安。而在电影《洪湖赤卫队》中，当韩英雄赳赳地唱道：“砍头好比风吹帽”，难道仅仅因为她是革命者，就不会让我感到毛骨悚然吗？
为正义拔枪杀人，有可能比为爱情而杀人的社会危害性更剧。如果非要我在两个杀人者之间做选择（饶了我吧），我宁愿要个人主义的杀人犯，千万不要集体主义的杀人犯。
《勇敢的心》
别的不说，只说联想起几部史诗片的结尾。
在电影《斯巴达克斯》里，英雄在他临死的一刻，深情高呼的是一个女人的名字：
——范莱丽亚！
范莱丽亚就是奴隶和奴隶主共同爱上的那个女子。
等到这部片子，华莱士临死的时候，深情高呼的就是一个纯粹的idea了，他用最后一口气喊道：
——freedom！
虽然在电影里，华莱士是为了一个女人揭竿而起，最后也爱上了另一个贵族的女子，但奇怪的是，临死时他却没有高喊她们其中一个的名字。
我不好说这是出自于导演的矫情，或者对意识形态的有意利用。但我更加喜欢一个为自由而战的人，临死时高喊的是自己爱人的名字。
当然高喊“freedom”也不是不好，但总让我觉得可怕。我觉得高喊“×××万岁”和高喊“freedom”一样，有一种令我不快的气质。
为自由而战，但为爱人而死。这是我能够想象出来的关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中庸。就像在《少年郁达夫》中，郁先生一边手淫，一边高喊：“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
所以回国后，郁达夫才没有成为鲁迅和郭沫若。
另一部电影是《圣女贞德》，贞德在火刑柱上，临死的一刻。她又不同，她既没有高呼抽象的idea，也没有高呼具体的人。她反倒对于自己的圣女身份和神圣信仰产生了怀疑。她在恐惧和怀疑中死去。
我对这种怀疑感到踏实。正由于有了斯巴达克斯和贞德在临死时一个坚守个人主义、一个萌生怀疑的表现，就使我对于华莱士的伟大居然有了几分看轻。
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
雪尘语画（之五）
？ 张 渝
此篇谈新文人画。
如同美是难的一样，要想说清新文人画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故此，本篇不拟费舌新文人画新在哪里，甚至何新之有一类的辩驳上。
1989年起，以陈绶祥为旗手，以南京、北京为重镇并延及全国其他省区的一批画家正式打出了新文人画的旗。自此，他们开始了每年一次的展览、聚会活动。在新时期奇花纷呈的美术团体以及美术流派中，能够坚持至今，并且还在发出声音的或许只有新文人画派了。仅此一点，新文人画派就必定写入中国当代美术史。事实上，世纪之交，吉林美术出版社的《中国美术现象批评文丛》就收录了陈绶祥著的《文心万象——新文人画艺术》，而河北教育出版社更是投巨资出版了20卷本的《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画家丛书——新文人画》；22卷本的《当代书画家艺术丛书》所收录的画家也大半是新文人画家。所有这一切，都已表明新文人画派的价值。然而，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对于大多新文人画家，我都表示了自己的不满。于我来说，是诚心诚意，于人来说，是否又是胡说八道？
还要说明的是，限于篇幅，此次仅只言说了十五人，其他的新文人画家，比如上海了庐、河北季酉辰等只能留待他篇了。
陈绶祥
作为新文人画的旗手，陈绶祥向被誉为“腹笥丰盈”之人。其人或者众说不一，其才则众口一辞。1994年，新文人画家聚会南京扫叶楼，李老十随手画了一石。朋友们限时限题且限一百六十八字推举陈绶祥题跋。只见陈老兄略加思索后，挥毫展纸曰：“甲戌暮春，聚于金陵，平山忽发奇想，欲作老石图。老十、绶祥、和平、家善从之，遂得此图。予转而思之，石者，天地之精魄也。中华于石情有独钟：由石求玉而观纹理，以石成器而创琢磨；其行也石，其文也石，乃知石非凡器。故女娲以石补天，雪芹以石传奇；泰山一石敢当，中流一石能砥。民族文化之使然，非巧合也。古之文人，善待顽石，以瘦、透、漏、皱为神奇。呜呼！余等方能以石为图，并嘱文以记”。在这正好一百六十八字中，陈绶祥的才识与文字功底已无须饶舌。基于此，李老十评陈曰：“千古恩仇竟以玩笑出之，”这简直就是人精了。他十分反感北京、上海等地春节之时禁放鞭炮，因为，这是一些人不对汽车、导弹行反思，却只会拿老百姓一年一次的“乐呵”下刀子。故此，他赋诗曰：
爆竹伤人太频繁，汽车导弹很平安。
规定何必讲道理，画幅花灯自己看。
真个入木三分。对此，我只能说，高，实在是高。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博导以及该院美术所领导、研究生系主任，陈绶祥的才识、眼界及魄力都是无可挑剔的，但是，他干了一件最不该干的事——画画。正是在这不该干的事中，我看到，陈绶祥并非不会画画，而是不会画自己的画。他学着齐白石的样子画的《青松图》（1993）、《离人去来归图》（1994）、《家山夜雨图》（1995）以及学蒲华的《柳絮图》（1995）等，都还不错，可是，陈先生一旦试图画自己（也不完全是）时，水平便会一落千丈，这种落差是否是手中少了拐杖？此外，陈先生还有一批表述“三春晖”的作品，那位洗衣、搧（衣、缝衣的母亲虽然也能用自己的劳作与挚爱让我心里暖呼呼的，但作品表现形式毕竟有些眼熟。或许，这一切也与陈先生的审美理想有关吧，他说：“能浸润在大师的笔墨中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
然而，无论如何，我都坚定不移地相信，当代中国画史上，陈绶祥将被重重地写上一笔。但这一笔不是因为他本人的画，而是因他倡导并已然坚持了十余年的新文人画派。
朱新建
朱新建的才气是有目共睹的。故此，一些人便在他所题之画款中“见释、见道、见孔、见庄，亦见村野之俚语、时髦流行之大实话，偶显狂放，往往语能中的”。但是，年轻人不学好，神仙也没招儿。他不仅“洒金笺画三尺小画，携美人住五星酒店”，而且，为了免去牵挂，居然连南京艺术学院的教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