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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第二，诗第三，画第四。其实，早在1961年，也就是王镛13岁时，他的隶书毛泽东《长征》诗以及篆刻作品就已入选首都书法篆刻展了。他的这些创下“神童”之称的本事，在他日后的美院学习中亦未放弃，因此，李可染的那方名印——“东方既白”出自王镛的刀下，也就势所必然。印界有句话：“韩（天衡）流滚滚，南石北王。”在韩天衡打破印制的沉寂后，开一代印风者，便是福州的石开以及北京的王镛，即所谓的“南石北王”。但是支撑几年后，南石“投降”了，也跑到北京谋生去了。于是，“北王”的重要竟引得冯其庸老先生抛下这样一句话：“（王镛）可谓吴昌硕、齐白石之后一人。”如此看来，王镛自有其不庸处。他的不庸在于他第一个明确提出了“文人书法在结构造型上千百年来无大突破，日趋僵固，而民间书法在这一方面恰恰显示出巨大优势”。为此，他取民间书法之骨以去文人书法之靡弱，又以文人书法之韵去民间书法之糙。去糙留骨，使得王镛艺术向着“大、拙、古、野、率”的路子发展，终于开了“粗服乱头”书法之先风。王镛的画自然也不例外，但是，他的“长线大点”不用说较之师祖黄宾虹有着天大的距离，就是比之与其同代的陕西国画院的崔振宽先生的“长线大点”亦有不小的差距，这差距不仅是笔墨内涵上的，即如时髦的视觉张力这一点上，王镛的作品也显得弱，当然，这种“弱”不是作品乍入眼帘的即时感，而是后劲。这就如同跑步，起跑时，看不大出彼此强弱，但是百米之后，强弱已分。这就是王镛的作品乍一看，给人雄强大气之感，但是再一看，又等而下之了。或许，此处提到的崔振宽先生，许多读者都不知道，但我相信王镛知道，故此，关于陕西老崔这一条，只说给王镛听。
陈 平
生逢六十年代的陈平是“新文人画派”中的小老弟。诗、书、画、印之外，还能度曲。这一点，即使大哥大姐们也要逊其一筹。如果不是年龄较小的话，或许，河北教育出版社也会如同打捞王镛一般把他录入已出版的四大丛书中。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在该社四大丛书的三套里面分别读到了陈平的专卷。较之王镛，他虽然四占其三（王镛占四），但是，算上百年老店荣宝斋为其出版的书法集，我想，即便王镛也会生出后生可畏之叹。为此，王鲁湘早在几年前就称许陈平的艺术已然超越了实境、情境而至灵境。灵境之后是空境，年纪轻轻就入灵境，再走下去，岂非入了李叔同的路？故此，王鲁湘担心陈平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跳出三界外”。其实，这也大可不必。人生是个缘，真到了分上，拉也拉不住，不在那分上，赶也赶不去。
如同当年的王安忆曾经营构出“小鲍庄”一样，陈平也营造了一个费洼山庄。费洼，是画家少时曾被寄养过的平常村庄。那里无山也无水，只有盐碱地。然而，多情的陈平却把北山南水都运到了这个魂牵梦绕的山庄。于是，他时而密点短皴，时而大墨晕染，把个曾经真实的村庄装修得恍兮惚兮，直弄得鬼气森森。由于陈平曾经慨言：“人不可无狂思，书不可无狂字，画不可无狂笔”，故王鲁湘总其画为“幽光狂慧”。然而，当陈平几乎把所有能够发出声音的人与物都赶出山庄后，那空寂的山庄以及营造画面的馒头形山下，安妥的将是一颗怎样的灵魂？人，尤其是一个并不年长的人，整日价如梦如幻地画，曾有的冲天狂慧也势必被幽光所罩，而这是否是九十年代后期至今，陈平的画并无太大起色的一个直接原因？陈平的书法追求夸饰，结体上张臂伸腿，较之于康有为、伊秉绶、张大千甚至王镛等人，有过之无不及，但其能于败笔之中求生机，常有意外之致，疏、涩之中，才气勃然。然而，才子气不是大家气，陈平如何能够在未来的时日里做大自己？
霍春阳
身为天津美院的国画教授，霍春阳不仅有位好老师——老院长孙其峰，而且依托着津门画派。这一派最擅长的把戏便是在“求新的旗帜下，实施着‘通俗’的追求”。但是，天津一地，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辛亥革命后的特殊人文环境，“津门画派更多受到宫廷画风与民间画工的双重影响而较少‘洋泾浜’的深入介入，因此，它既有重视严密技巧法度的一面，又有生动活泼的通俗的一面”（陈绶祥语）。依据这一分析，我们不难看到，霍春阳的确是在法度之中追求着通俗的境界，淡淡的仿古宣上，淡淡地画上荷、梅、芦、柳、竹、兰、石等寓有清风亮节之意的物象，然后再画几只或一只静静的叫不上名字的鸟以示高雅。于是，许多人（包括我本人）都一度觉得霍老师高不可攀。然而，把玩再三后，霍春阳还是让我感到失望。他的所谓古雅只是一种仿古宣纸，虽是高仿，但依旧是假的，不是形式的假，而是情感的假。而这假中再羼入津门画派中“通俗”的一面，霍春阳的作品便在本质上等同了汪国真的诗——软着陆、轻消费、浅情近理，最终互文仿写（沈奇语）。
其实，最初的霍春阳并非如此。1978年，他与孙其峰合作的《山花烂漫》——一丛迎春花在山谷之中绽放生命的欢欣，以其饱满的生命力，感动了当时的画坛。而今，当这幅作品被霍春阳当作历史资料收入自己的画集且放在最后一页时，他置摆在最后的已不仅是画，而是生命力。生命的力怎能历史资料般地放在最后呢？
文艺作品中与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
？ 何 蜀
抗日战争中的1943年4月15日，在陪都重庆近郊歌乐山下的磁器口缫丝厂杨家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乡下办事处大礼堂里，举行了一次由中美两国官员出席的签字仪式。中方有外交部长宋子文的代表、常务次长胡世泽，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美方有海军部长诺克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美国《生活》杂志老板鲁思，海军部情报署代表迈尔斯——即旧译已为人们熟知的梅乐斯。
从这一天起，由中美两国军事情报机构联合组建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正式成立。
长期以来，这个简称为“中美合作所”的战时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成了广为人们熟知的“美蒋罪行”的代名词。原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歌乐山下设立的那两座臭名昭著的政治犯监狱——白公馆和渣滓洞，曾被称作是“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组成部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也曾一度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而使“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恶名深入人心的，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长篇小说《红岩》和由此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
在那时最为轰动最为畅销的长篇小说《红岩》中，写到共产党员刘思扬第二次被捕时，就描写了押送他的汽车经过“中美合作所警卫森严的大门”驶进白公馆集中营，进去后登记时，他看到登记簿上有中美合作所的英文缩写等细节。小说中写到渣滓洞监狱政治犯组织绝食斗争和1949年新年联欢会时，特地描写了监狱看守长给美国“特别顾问”打电话请示报告的细节。在小说中，国民党特务头子徐鹏飞威胁许云峰：“你可受不了四十八套美国刑法！”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后，这句话改成了审讯江姐时的台词，“美国刑法”改成了“中美合作所的几十套刑法”。电影中的徐鹏飞审讯江姐时还有这样的台词：“你别忘了，这里是中美合作所！”“真想尝尝中美合作所的几十套刑法？”“老实告诉你，进了中美合作所，就是死尸，也得给我开口！”在小说《红岩》第十九章中，更虚构了这样一个给读者以强烈印象的情节：共产党员成岗被带到“中美合作所特别医院”接受审讯，“医生”在一个长着“黄麻似的鬈发”、“高高隆起的鼻梁”、“灰蓝颜色”眼睛、“白皮肤”的“美国医生”指挥下，给成岗注射麻醉剂后进行诱供……在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歌剧《江姐》第六场（场景说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审讯室）中，特务头子沈养斋对渣滓洞监狱政治犯闹事发牢骚说：“……这几个月来，他们绝食、抗议、斗争，搞得我们手足无措！试问堂堂中美合作所，如今闹成了个什么样子！？”敌看守魏吉伯对江姐说：“你，你要知道，这是中美合作所，进来了就别想出去！”沈养斋还向江姐唱了一曲（剧中第三十七曲）：“这是中美合作所，歌乐山前黑铁牢，美式刑法四十八套，渣滓洞白骨比天高！”……
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真是这样吗？
为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战争而建立
其实，当时中美合作所并非是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建立的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
这种机构那时也并非只此一家。
最先是苏联驻华大使馆提议，由苏军总参谋部与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协商，建立了中苏情报合作所。所长由中方的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兼任，副所长中、苏各一人，中方为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军统局主任秘书郑介民。由军统局具体操作，主要侦收和研究日军电讯密码。苏方提供了大批电讯器材。该所设于重庆城内来龙巷庆德里一号，另在南岸黄山上设有电讯侦测总台，南岸汪山上建有供苏方人员住宿的两幢宿舍。
成立不久，因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暇东顾而渐少过问。军统局也认为苏方提供的电讯器材不够先进而失去合作热情。该所建立约三年后撤销。
接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上海遭到日本人监视的英国驻华情报首脑门德内哥罗，由军统局辖下的游击武装忠义救国军借偷运日货之机将其藏在卡车中护送逃到重庆，他以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的名义提出与中国合组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进行情报交流，英方并表示愿意援助武器装备和派专家帮助中国组建、训练一支敌后游击部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决定让这支部队开赴东南亚战场配合英军作战）。
于是，军统局在1941年9月进行了研究，不久即在重庆近郊沙坪坝红槽房建立起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1942年1月又在沙坪坝小龙坎成立了军统局属下的别动军司令部，中英合作所主任及别动军司令均由前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担任。戴笠以军统局原混城队为基础，又在汤恩伯、李仙洲等集团军中挑选了部分官兵，加上军统局人员，组成了别动军七个纵队。原拟开赴东南亚作战，因此第三纵队徐光英部已集结于桂南待命。
后来，军统局在援助及训练等问题上与英方意见严重分歧。据蒋介石侍从室情报组组长唐纵1942年4月日记中记载：“英国与我国特务工作之合作，我始终认为英国另有企图……其目的在取得我特务工作之掩护，以便各地活动。周伟龙得我指示后，已渐渐发觉其真面目矣。英人想在第三战区设立爆破训练班，已令顾长官制止。别动军之工作，已严令约束英人不得自由活动……”这一合作于同年4月夭折。
以后，英国人在1944年又曾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