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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最慎重的选择。最后，从民主制度的基础这一角度说，有限选举制无疑是有缺陷的，废弃它乃标志着一种进步，至少对废除选举权上的纳税条件可以作如是观。喻先生拿人家过去的缺陷说事，这种论证方法是没什么意思的。要说过去，百年前的中国，臣下挨了打还得谢主龙恩呢，而且许多人至今不长进，一见到权力就有躬身行礼、吹捧献媚的冲动，对公民权利却视若无物。
必须说明的是，证明历史上西方各国在选举权上实行的限制、尤其是受教育程度和纳税这两方面限制有其合理性，决不意味着如今什么人可以以此作为拒绝国民参与政治的理由。相反，通过对有限选举制的历史考察，从密尔提出的两条原则上倒是获得一个衡量一国执政者对民主政治是否有诚意的试金石。这就是：如果真要想使国家走上民主道路，一是应把纳税人的钱花在最需要之处，换句话说，把钱用于提供最重要的公共服务——教育，尤其要以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义务教育为所有国民的政治参与创造必要条件：作为公民参与政治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知识素养；二是用看得见的税收增强每个人的税意识，使之产生纳税人身份的自我认同，公民意识是要在这样的身份认同基础上孕育的。
就喻权域的文章所涉问题进行的辨析到此为止。诚然，他的文章扯出的问题不止我论到的那几方面。比如，在《反驳肖》中再次反对“为纳税人服务”的观念时，指斥这是“把政府混同于股份公司了”。这可真是越说越离谱了。喻先生如果愿意去了解一下现代税制的性质和功能，肯定会为这样的类比后悔。
注释：
〔1〕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部，新华出版社1985年中译本，第267页。
〔2〕参见《南风窗》1999．8期《人民为何纳税》和《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第11期《纳税人的权利》。
〔3〕如果在以所得税而不是流转税为主的国家把纳税人限定在所得税交纳者之内，被否定掉纳税人身份的是这些国家国民中很少一部分人。但即使这样，仍然是不公正的。
〔4〕说到“偷换”，《反驳肖》中倒有很现成的例证。最有趣的是喻权域把我批评的对象由单数变成复数。就人权问题上被我批评的说法反驳我时，他先用一个“我和我所熟悉的人权专家都没有说过……”，再来一个“我们中国的人权专家”怎么怎么认为，然后就指控肖雪慧“把我们的话歪曲篡改成”什么什么了。然而我的文章在涉及喻权域时哪里用过复数？哪里说过你喻权域是“中国人权专家”？怎么一个三步跳，喻权域就成了“我们”，而且是“我们中国人权专家”？
〔5〕之所以用“纳税人意识”而不用我国通常使用的“纳税意识”，是因为后一说只强调公民要尽纳税义务，却不含有公民应享有权利的意思。我在《纳税人的权利》一文中提出，“纳税人意识”完整地集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于一体，不仅意味着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还意味着公民有权要求政府提供像样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有权要求政府低耗高效，因而有权对政府如何支出税款进行监管和质询。所以，纳税人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基础。而脱离权利的“纳税意识”却还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连着一条脐带。
〔6〕参见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北野弘久著《税法学原论》附录5。另须说明的是，该附录没注明作者也是北野弘久，但观点及行文与原论正文吻合，应该是北野本人所写。
〔7〕见马珂：《在美国纳税有感》，载《税收与社会》2001年第4期。
〔8〕〔9〕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第57、369～370页，陈刚、杨建广等译。
〔10〕〔11〕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第976、798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吴文藻等译。
〔12〕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第127～128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邓正来译。
权力的力量
——关于陈四益《权势圈中》及其他
？ 雷 戎
陈四益先生的文声并不如某些大家彰显，大凡订阅《读书》杂志的人，才会对他那短小精悍、鞭辟入里的文章有着深刻的印象。许多人喜爱他的文章，趣味却有所不同。萧乾先生曾说：“倘若有人要我列举这最后十年间，我们在文化上有什么特殊贡献，在我所举的众多成就中，会把丁聪、陈四益合作的这些漫画诗文列进去。”而《书屋》杂志中有庄周的一篇文章，说看陈四益先生的一部著作《绘图新百喻》，“颇觉情绪怏怏，言语无味”，倒不是说他的文章味同嚼蜡，真实的意思是说陈先生的文言文已经写得很好了，大可不必在白话文里抢别人的饭碗。
人的年纪一大，便少有年轻人的锐气与勇敢，多了分练达与世故，像鲁迅先生般在荆棘丛中厮杀砍伐，老而弥坚，“怒向刀丛觅小诗”，是大智大勇的气度和人格的力量，不是凡人之列。长者吃过的苦头和栽过的跟头纵不至于伤痕累累，也是心有余悸，栗栗惵惵，遑论立言了。陈四益先生近年研读《世说新语》，颇多心得，夹杂着自己对世相、世事、世态的看法，在耳顺之年，汇成一书，名为《权势圈中》。
《世说新语》是南朝临川王刘义庆所著，历史上评价他“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文辞虽不多，然是为宗室之表”。可惜他虽身为贵胄，只活了41岁，在今天看来算是早夭。鲁迅先生说：“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中国小说史略》）暂且不说作者来历，这部著作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都是很突出的，它讲述的是汉至魏晋时期，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庶僧徒的遗闻逸事。文辞隽永而不华美，是很值得一读的。季羡林先生向读者推荐的十种书里，其中之一便是这部《世说新语》。正如各人对《红楼梦》的评价不同，于《世说新语》，冯友兰先生看到的是“中国的风流宝鉴”，陈寅恪先生看到的是“清谈士全集”。陈四益先生却从这部皇皇巨著中，独辟蹊径，透过历史表象的背后，看出“权势”二字，一语道破其中精义。
《世说新语》所叙述的年代是从汉末到两晋，这段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动荡、战争频仍、百姓流离的年代，从司马氏家族当权到“八王之乱”，从两晋灭亡到王、谢两大簪缨世家执权，皇权逐渐旁落，“王与马，共天下”，是当时王氏家族权倾一时的真实写照。在《世说新语》中，这些位极人臣的权势中心人物的一笑一怒、一来一往、一举一止，无不浸透着权力之间的斗争与制衡，即便是亲朋密友、儿女亲家之间也是隔着千万重的心思，寒暄唱和之下，无不掩盖着矫饰与警惕。这些人物即使处在权力的巅峰，内心却没有丝毫的恬静与安详，有的只是每日绷着高度紧张的神经。相形之下，读书人的命运则更加悲惨，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深刻地影响到每一个读书人。《世说新语》中描写的许多人物，像谢灵运、“竹林七贤”、陆机、潘岳，都名重一时，但在他们内心深处，无不埋藏着深重的哀伤和无边的忧惧。阮籍的“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嵇康被诛后，向秀在司马昭面前的表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无不昭示着读书人在政治高压之下的为难与懦弱。再加上那时期的统治者不像宋朝帝王那样优待读书人，碰到不听话的，唱反调的，就是一个“杀”字，像曹操杀孔融，司马昭杀嵇康，司马颖杀陆机，司马伦杀潘岳、张华，王敦杀郭璞，杀得士人一个个噤若寒蝉。作为读书人来说，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不屑为之，明哲保身是生存的要义。有史学家批评魏晋文人的诗词文赋，扣上“诗坛消沉”、“清谈之风盛行”的帽子，实在是应该把这些读书人生存的背景和当时政治的压力结合来看。文学的力量之于政治的力量，其实是十分软弱的。有位作家在一篇《我最想生活的十个朝代》的文章中，说在他想生活的朝代中，其中之一便是“阮籍的时代”，他以为像阮籍那样，与刘伶酣饮三百石，游山玩水，没事长啸几声，这就是魏晋名士的精神家园，真未免可笑。他不知道生活在这种状态和政治高压的社会之中，是如何的恐惧，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荣辱和迁谪，它已涉及到个人生死和家族的兴亡。孔融就是因为不见容于曹操，最后连妻小性命也搭了进去。
单说阮籍这个人物，是很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特征的。李泽厚先生评价他和陶潜是“魏晋风度的真正的优秀代表”。阮籍作为“竹林七贤”之一，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晋书》记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曾站在楚汉相争的战场，叹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和陶渊明追求内心平和恬淡的心境，追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笑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的生活不同，阮籍虽然也是“登临山水，经日忘归”，但平生抱负不能施展，只好寄情山水，沉湎酒中，弹琴视书，远离政治斗争的旋涡，其实内心仍是不平静的，所以后人读阮籍的诗，很是晦涩难懂、词意艰深。在阮籍所处的那个时代，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都是在这种环境和心境中度过一生的。阮籍的诗“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是很能说明一点东西的。
一部《世说新语》，文学家看到的是文辞的隽永与深邃，史学家看到的是历史人物的资料和社会风俗的变迁，辑佚家看到的是人物考据和书籍亡佚，独陈四益先生看到的是政治中肮脏的权势往来与利害。陈四益先生之所以认为《世说新语》是经典，是因为以他自己的学识思想和阅世经历，在每次读后，对文章和文章中的人物都有新的感悟。陈四益先生从我们心仪的魏晋风度的遐想中给予一头棒喝，使我们清晰地知道文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恐怖的环境中，是如何的渺小与艰难。这些在后人看来都是具有极大人格魅力的文人，可在当时却是那些“政治家”们的工具，是做操之于手、“尽入吾彀中”的御用文人，还是当远离尘世、避开纷争的陶令，却有时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像“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司马昭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嵇康杀了之后，地方官推荐向秀去做官，向秀只好到洛阳上任。司马昭嘲笑他：“你不是想像许由一样要隐居的吗？怎么到这儿来了？”向秀很小心地说：“像他们这样的狷介之士，是不值得大加追慕的。”算是和嵇康划清界限的一种委婉的表态。向秀的这种言行是符合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之下为求自保所采取的一种态度，放到几十年前的那场浩劫，不是也有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和向秀一样吗？他们留给后人的瑰美的诗篇，是无奈的低吟，我们在吟唱这些诗歌的时候，不应该忘记他们写作的背景。即使是陶渊明，他的超脱尘世和阮籍的沉湎酒中一样，都是对当时政治斗争的一种回避。他超脱尘世的形象是苏东坡塑造出来的，不是真实的陶渊明的形象。他对功名一样曾有过激动，对政治也怀有热情，但最终陶渊明坚决地从上层社会中抽身而出，把精神家园安放在饮酒、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