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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开门见山地介绍：“巴塞罗那的主题很明确，是流浪。”这个结论从何而来呢？他解释说：“全城最主要位置上的那条大街，就叫流浪者大街，叫得干脆利落。它的正式名字应该是兰布拉大街，很少有人知道。”把“兰布拉”翻译成“流浪者”，我猜想，是余先生把西班牙文当作英文了。兰布拉（Rambla）；本为阿拉伯语（ramla）；意思是“溪流”，说明这里以前是一条小溪，后来随着人口增长，旧城扩张，被改建为大街，名字却保留了下来。1859年又种下了两行长得没有尽头的悬铃木树，于是该词衍生出“林阴大道”的含义。而在英文中有一个词和它颇为相似，拼做ramble；有“漫步，漫游”的意思，猜想余先生据此把Rambla译做“流浪”，未免草率而贻笑大方了。
但是这样一来，底下的文章不就好做了吗？于是顺理成章地推出“兰布拉大街上走的，都是流浪者”云云。其实，他们哪里是什么流浪者，都是些暂时有钱又有时间的观光游客；真正意义上的流浪，哪里有走在树荫下观赏五光十色的人物风景这样轻松的！
兰布拉大街最东端矗立着哥伦布的雕像，在余先生笔下也成了“大街全体流浪者的领头统帅”，这已经有些牵强了，然后再把高迪（Gaudi）也拉进这支无中生有的队伍里来，如果这位建筑大师知道了，一定会觉得啼笑皆非。高迪于1852年出生于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家庭，成长于卡特兰民族运动兴起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激进的民族复兴主义者，他的作品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流浪”二字，真是无从谈起。
高迪的建筑，其实在很多方面突出了巴塞罗那城的气质，那是旺盛的创造力、节日般的奢华热闹和从容自信的步伐。居住在这样的城市，人不容易想离开的。这个城市确有她的一些特点，作为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首府，巴塞罗那以独立运动的先锋自居，街名大部分采用加泰罗尼亚语，到处飘扬着红黄相间的加泰罗尼亚旗，使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小民族的精神。我曾在那里遇到过一位极端主义者，他甚至不把自己看做西班牙人，令我大感意外。
平心而论，《行者无疆》这本书写得还是相当生动的，也不乏思考和深度。但是由于余先生对西班牙文化了解的不足，造成了一些败笔，殊为遗憾。希望这也能给我们发出警告：无论何时，无知都不可能被掩盖。
隐私，这道甜点
——媒介形象与媒介策略札记
？ 赵 维
一、董桥说，隐私不再是隐私，是酒余饭后的甜点
我喜欢香港作家董桥的文字。董桥先生写了大半辈子的书，也读了大半辈子的书，读中国的线装书，读英国的羊皮面书。他读得眼光古色古香，笔下的文字如仕女图上的纤纤素手。如他说：“英国人憋了一肚子好奇不敢问。英国人于是沉默得很。他们爱看书，公共交通工具上所有的英国人都在埋头看书看报，目的不外两个：避免邻座的人搭讪；从书报上储存一些知识，随时应付社交场合里断了话题的尴尬。书报印出来的隐私不再是隐私，是酒余饭后的甜点。”〔1〕
“隐私不再是隐私，是酒余饭后的甜点。”说得多好。斯斯文文的，翩然才子风度。
一样的事情，到了伦敦街头报贩子嘴里，话就不一样了。1992年8月20日，爱“埋头看书看报”的伦敦人排队疯抢当天的《每日镜报》。一位报贩说：“它就像刚出炉的蛋糕一样好卖。”报纸上登的是莎拉王妃的“鸳鸯戏水图”——在一个海滨浴场上，英国女王的二儿媳妇、安德鲁斯王子的妻子莎拉正与美国富商布赖恩幽会，俩人赤裸身子在亲昵。《每日镜报》在一版和其它版面刊登了十八张这两个偷情男女的照片，其中一幅布赖恩正在亲吻莎拉王妃脚趾的照片格外抢眼。
隐私，在董桥笔下是一盘甜点，是配餐，而在伦敦街头这个卖《每日镜报》的报贩眼里是“刚出炉的蛋糕”。隐私，是英国媒体供给公众的市井文化中担纲的主食。
媒体语汇中有“曝光”一词，莎拉王妃遭遇的才是货真价实的“曝光”——一丝不挂的曝“光”。那天晚上莎拉王妃“没有丝毫睡意，坐在卧室里独自喝着灼人的白兰地，就像动物园里的一只猴子，在人们嘲弄的观赏下，不知所措且自责深重”。“女王大发雷霆。她的愤怒更加让我无地自容。我无言以对地从她的房中退出。”按中国人排辈的方式，莎拉王妃和戴安娜应当是妯娌关系。那几年，英国王室似乎“家门”不幸。庭院深深，锁不住女王两个儿媳骚动的春心；王室的千年高墙更是挡不住记者窥视的镜头了。“就在三天后，小报上又爆出另一条最新‘丑闻’：戴安娜与一个男友调情的二十分钟电话录音。我不是惟一一个被窥探隐私的人！我走进戴安娜的房间，‘感谢’她取代了我在公众中的‘首席位置’——这是我们俩私下一个无奈的玩笑。”〔2〕
从公众的角度来看，王室丑闻也是社会“特权”的产物，哪个平民百姓家的媳妇偷人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做看客，人们也得做到心安理得，甚至有点幸灾乐祸之心也不受谴责才好。王室的隐私、王妃们的丑闻都是公众的热闹，是甜点和蛋糕，满足的是他们窥视的欲望，平衡的是他们失衡的心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警幻仙子之口说：“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把懂得“情”的“知情”解释为是基于了解的欲望的那种“知情”，正好用来理解公众对隐私甜点式的需求。你可以说这种需求趣味不高，但一个平头百姓，要那么高的趣味做什么用？人五人六的都做下了，还不该老百姓看看，听听，说说？
用莎拉王妃绯闻制造“刚出炉的蛋糕”的是一名意大利籍记者，叫丹·安吉利。为了拍这组片子，他专门花巨资买了长焦镜头，雇了一辆摩托快艇和一架直升飞机。莎拉王妃和布赖恩幽会当然得防范严密，“鸳鸯戏水”时的保安工作也仔细周到。这个安吉利扛着器材爬行了两公里才潜近布赖恩的别墅，在距离五百码的地方守株待兔两天。不要以为这个意大利的安记者神经出了什么问题，窥人隐私到了走火入魔的分儿上，其实，也是无利不起早。他卖给《每日镜报》的那十八张“刚出炉的蛋糕”的版权费是六万英镑，此外还从世界各地获得近五十万英镑的转载版权费。
五年之后，这个意大利记者又用莎拉的妯娌戴安娜做出一块更大的“刚出炉的蛋糕”。戴安娜与查尔斯王子离婚后意中人是谁？人言纷纭。安吉利又奇货出手，以二十五万英镑的高价卖给《镜报》一张戴安娜与埃及裔富商法耶德在地中海度假的照片。照片上，三十六岁身穿粉红泳装的戴安娜倚在法耶德的臂弯里。《镜报》比《每日镜报》要精明，这次买的是全球独家报道权。自己发表后，又将这张照片与其它照片“捆绑出售”给了《太阳报》、《每日电讯》、《巴黎竞赛画报》等报刊。照片单幅售价是四十万英镑。
英国报纸说英人爱隐私，隐私消费是他们最大众性的文化消费。内容取向正经的《泰晤士报》开张两百多年，就没赢利过。总编、社长、发行人换过不知多少，发行量就是上不去。而《每日镜报》等一类专登名人隐私的小报，发行量动辄几百万份，而且广告源源不断。
在这种媒体和大众互动、以大众品味为基础的文化消费时尚中，一个人越是品格高尚，私德越是无可挑剔，越是让人感到乏味。前不久去世的格里高利·派克是“好莱坞七君子”之一，奥斯卡奖获得者，曾出任主办奥斯卡奖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主席。除了在电影艺术上的成就，派克还是一个坚定的人权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并热心社会慈善事务，还是核裁军的坚定鼓吹者。有人说，他八十七年的一生似乎只是为了向世人证明：世上有完人。派克“死后除了一个澳洲女星声称与派克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罗马假日’外，国内外的报章杂志再也找不出任何引人入胜的谈资，而那一段绯闻也干净得有些‘乏味’”。“派克正是美国长者的典范，坚强、威严而又从容，温暖、敏锐而又潇洒。”——《纽约时报》这样评价〔3〕。派克给媒体出了个天大的难题。这样一个道德完人适合做大众道德偶像却做不了大众的谈资。于是，媒体技穷，炒作无术。派克身后冷清，是情理之中的事。在公众那里，派克不是香艳的甜点，而是秋后菜田里风干了的白菜帮子。
狗仔队追得戴安娜遭遇车祸，香魂西去，公众在火头上曾声讨了一阵子“帕格尼齐”，一副必欲食肉寝皮的模样。后来有人问：是谁制造了“帕格尼齐”们？可能是想到自己在街头读着“鸳鸯戏水图”时一副吃“刚出炉的蛋糕”的馋相，义愤填膺者便哑了。
公众人物的隐私由媒体趸给公众，“因为受损害的名人是少数，而社会上大多数人有了丰富的谈资，福利提高。另外，名人有时还可以从绯闻中获得额外的福利，如吸引‘眼睛’数增加等。因此有时是‘帕累托改进’”〔4〕。经济学家从来不在道德层面上研究问题，他们讲的是成本、收益和选择。把公众人物的隐私转化成的谈资作为一种社会福利供给，在经济学家看来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美国心理学家迪士特研究消费动机，被认为是“市场研究的弗洛伊德”。他认为人们在消费某些商品时的反应与感觉、直觉和情绪这些先天因素有关，不受意识影响。人们消费隐私大概和童年被大人告诉的禁忌有关——大人物的隐私对于公众的魅力就在于此。平凡的百姓，平淡的日子，没有公众人物的隐私作为谈资，他们的日子该是怎样的枯燥晦黯？而且，自己不担任何道德的风险，只需花上几枚硬币或按动手中的遥控器，就可以购得突破“童年被大人告诉的禁忌”的快意，成本又是何等低廉？可以这样断定，隐私可能是人类社会一种生命力最强的公共消费品，永远的短线！
1999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年会公布的调查报告中说，对于克林顿性丑闻报道，绝大多数读者认为反应过火了。其中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认为电视报道得太过分了；百分之六十六的人认为报纸报道得太过分了，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对报道非常感兴趣，百分之二十三略感兴趣，百分之六十七的人根本就不感兴趣〔5〕。读了这个结果，我开始怀疑美国受众的狡猾和虚伪，并继而对美国公众调查一类玩艺产生怀疑。网上公布的斯塔尔的报告，堪称人类有史以来最长篇的黄色纪实文学，连“口交”过程都交待得细致入微。是不是克林顿和莱温斯基这只“蛋糕”太大，将美国人撑出了暂时的厌食症？
二、一段名言的背景
托马斯·杰斐逊是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在美国，杰斐逊被称为“开国三杰”之一。他的“无限制地运用理性的自由的权利”的思想，惠及两百年来在这个世界所有生活过的人们，感动得上苍也为他脱帽致意。1826年7月4日中午，昏迷中的杰斐逊问守候在身边的亲人：“是4日吗？”已病入膏肓的杰斐逊决心活到7月4日，这一天是《独立宣言》在国会获得通过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