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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消息，帕尔哈德中计，悲伤而死。西琳得知帕尔哈德的死讯，十分悲痛，提出为他修筑陵园的要求。
第三，在表现形式上也有相同或相似之处。这两类作品的篇幅都很长，尼扎米的诗作《霍斯罗与西琳》九千二百余行，纳瓦依的诗作《帕尔哈德与西琳》一万一千二百余行，纳扎尔诗作的《帕尔哈德与西琳》稍短一些，但也有二千一百多行。这些诗作都采用波斯的阿鲁兹格律和多音节、两行诗为一段的玛斯纳维诗歌形式。
当然，维吾尔的“西琳”，是从波斯的“西琳”演变而来的。正是在这种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波斯与中国维吾尔的文化交流。
新疆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与波斯毗邻接壤。波斯是一个文明古国，从汉代起就与我国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在丝绸之路上，波斯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我国的丝绸运到波斯后，再由波斯商人转手从海路运往欧洲。因此，在丝绸之路上，波斯商队极为活跃。他们不仅沟通东西贸易，也沟通着东西文化。丝绸之路如一条纽带将波斯与维吾尔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波斯的宗教——拜火教和摩尼教，很早就传入新疆，教义中光明与黑暗斗争和二元论思想，以及光明善神与黑暗恶神的种种对话，对维吾尔民间文学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公元七世纪，波斯萨珊王朝灭于阿拉伯人之手，波斯成为阿拉伯伊斯兰帝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波斯文化成为伊斯兰文化的重要源流之一。尤其是波斯文学，对伊斯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的贡献特别突出。波斯在伊斯兰世界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公元十世纪，伊斯兰教开始传入我国新疆南部地区。波斯、阿拉伯文化随着伊斯兰教传入，来势迅猛。为了学习伊斯兰经典的教义，要求教徒通晓波斯、阿拉伯文，伊斯兰经文学校应运而生。许多维吾尔人从孩提时代起就要学习波斯、阿拉伯语，阅读波斯、阿拉伯文的书籍。于是，在维吾尔诗人中，绝大部分都能自如地运用波斯、阿拉伯语进行创作。
伊斯兰化的结果，导致大量波斯、阿拉伯语汇涌入维吾尔语中。有人曾对1944年新疆出版的维吾尔文报纸中出现的词汇进行过大略的统计，发现波斯、阿拉伯语的借词量，几乎占总词汇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从中可以看出，波斯、阿拉伯文化对维吾尔文化影响之深远。
在伊斯兰文化中，波斯文学对维吾尔文学的影响最为深刻。早在公元十四世纪，萨迪的《蔷薇园》，尼扎米的《霍斯罗与西琳》等波斯名著就被翻译成突厥文，在广大突厥语民族中流传。波斯文学作品的题材、体裁、诗歌格律、诗歌形式、表现手法，都被维吾尔诗人所采用。
《帕尔哈德与西琳》的作者纳瓦依，在维吾尔新古典文学的创建上，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精通波斯文学，能得心应手地用突厥和波斯两种语言文字写作，当时曾以“掌握两种语言的大师”而享有盛名。在纳瓦依生活的时代，诗人都以使用波斯、阿拉伯文写作为荣。而纳瓦依却坚持采用突厥语言——维吾尔书面文学语写作 《帕尔哈德与西琳》这部名篇。这件事表现出纳瓦依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大无畏的品格。在振兴突厥维吾尔民族文学的运动中，纳瓦依被公认是一位英勇的旗手。
《帕尔哈德与西琳》伯另一位作者纳扎尔，也是一位精通两种语言的大师。这位维吾尔诗人出生于南疆的文化中心——喀什，青少年时代在伊斯兰经文学校读书，后来又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皇家高级经文学院研修。他不仅有很高的维吾尔古典文学的造诣，对波斯文学亦很有研究。
以上这些事实都说明，从波斯文学的《霍斯罗与西琳》，到维吾尔文学的《帕尔哈德与西琳》，这其中的演变，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维吾尔名著《帕尔哈德与西琳》是波斯与维吾尔文化交流的结晶。波斯与维吾尔的文学交流，在维吾尔文学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迹。
在我们前面所介绍的诸多东方国家的文学的相互影响和交流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被另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所吸收、所采用，是常有的事；而这种采用，并非是原封不动的静态移植。当它们流传到新国度、新民族、新地区以后，尤其是经过该流传地的文人进行再创作后，必然会与那里的传统文化逐渐融合具有该民族、该地域的色彩，成了那个民族文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波斯情歌飘荡在西子湖畔
1348年（也就是中国的元朝末年），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4—1377）访问中国的杭州，他荡舟于西子湖畔，听到一位中国歌手演唱波斯语及阿拉伯语歌曲，同行的主人偏爱一首波斯歌，一再要求歌手重唱。当歌手重唱的时候，伊本·白图泰记下了歌词。这是一首动听的情歌，是著名的波斯大诗人萨迪的作品。
我们先来欣赏这首中国歌手用波斯文演唱的著名波斯诗人萨迪的抒情诗：
你总该看我一眼，当走过我身旁，难道是过于矜持，不愿把朋友忆想？
到和田也难寻到这样妩媚的容颜，挺拔的翠柏在哪片草坪能够寻见？
请中国绢画家端详这姣好的面容，描绘一幅仕女图，要么弃绝水墨丹青。
当撩起头巾，露出她弓样的弯眉，天边新月也佥欠起迷人的清辉。
翠柏躯干挺拔，但缺少这美丽的面庞，太阳有美丽面宠，但略欠秀发的芳香。
自开天辟地无人生得如此娇艳，是皎月还是天使？是凡人还是神仙？
抱怨中泛起柔情，心潮如波涛汹涌，恭立祈祷，壁龛中时时浮现你的面影。
我愁锁心头，似失足坠入激流之中，你的朱唇可因涂了我的心血，这般殷红？
如若你从我墓旁走过，轻电衣襟，纵然死去，我也会顿时还魂。
你一闪而过，我的心儿可倍受折磨，萨迪呵，别人不堪忍受，对你岂不是欢乐？
如若有谁夸口说与你有深情厚意，他那是蓄意骗人的花言巧语。听到这样一首充满伤感与激情的诗歌，我们很自然地想起那首脍炙人口的新疆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一样的痴情，一样的哀怨，一样的回肠荡气，一样的催人泪下……
根据史料记载，波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开始于明清之际；而且，最早传入中国的波斯文学作品，正是大诗人萨迪的作品。
白图泰于1348年访问杭州，当时距萨迪逝世还不到五十年。波斯文学的精品，沿着当时的丝绸之路，如此之快地传入中国风景如画的江南。应该感谢这位摩洛哥大旅行家，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则中伊文化交流的珍贵记录。
萨迪的作品，在中国流传最广泛的，还是他的代表作《蔷薇园》。早在明清时代，《蔷薇园》就已被作为中国穆斯林经堂教育的道德修养课本了。大约在1937—1947年之间，穆斯林学者王敬斋把萨迪的《蔷薇园》全文译出，题名 《真境花园》，由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出版，从而使中国穆斯林及文学爱好者，有可能窥见这部名著的全豹。王敬斋在序言中指出：“萨迪擅长文学，笔调新颖，亦庄亦谐，实开近代幽默体裁之先河，故其作品极为世人所推崇，而本人亦被列为四大文豪之一。”
到1957年，当时的《译文》杂志介绍了《玫瑰园》（即《蔷薇园》）中的十五段故事，同时，发表了作者小传。次年，中国人民与全世界人民一道隆重纪念《蔷薇园》问世七百周年，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名著的新译本，著名文学家郑振铎为此书写了序言。序言高度评价了这位具有深厚仁爱胸怀的波斯诗人，指出他的作品的世界意义。
其实，早在萨迪之前，中国与伊朗的文学交往就已经开始了。唐朝末年，词人李询（约855—930年），是著名的波斯商人李苏沙之后，李询土生波斯，旅居中国西南梓州 （今四川三台县附近）。他刻苦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所吟诗句，往往动人，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词人。李询的词尚余五十四首，著名的有《渔父》三首：
水接衡门十里余，信船归去卧看书。
轻爵禄，慕玄虚，莫道渔人只为鱼。
避世垂纶不记年，官高争得似群闲。
倾白酒，对青山，笑指柴门待月还。
棹警鸥乙水溅袍，影随潭面柳垂绦。
终日醉，绝尘劳，曾见钱塘八月涛。
这一组词，从语言上看是典型的中国诗词。一位“土生波斯”的伊朗人，能够如此熟练地掌握汉语，运用格律，创作中国诗词，显示出他具有高度的艺术修养和顽强的学习精神。同时，也说明中伊两国文化交流的密切程度。他留给我们的五十四首词，是中伊文化交流的硕果，是中伊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象征。
我们还是回到“伊朗文学在中国的流传”这个话题上来。
继萨迪之后，最早介绍到中国的波斯诗人是欧玛尔·海亚姆。海亚姆的代表作是 《鲁拜集》。“鲁拜”是古代波斯语的音译，是古代波斯诗歌的形式之一，其基本特征是每首四行，独立成篇，有独特的韵律，每首一二四行或四行全部押尾韵，每行由五个音组构成，诗的内容多属哲理抒情，就其艺术形式而言，同我国的五、七言绝句类似。据专家学者考证，这种诗体可能来自中亚突厥文化，同唐代的绝句同出一源，或者是唐代绝句通过突厥而传入中古波斯的。有趣的是，“鲁拜”也是我国维吾尔族的一种古典抒情诗形式，通常译为“柔巴依”。海亚姆的这部作品，一共有一百零一首哲理抒情诗，原来没有题目。英国诗人费慈吉拉德，不仅把这部诗集译成英文而传之世界，而且还根据内容，对一百零一首短诗的次序重新作了编排。
诗集是以“醒呀！太阳驱散了群星”，旭日东升，暗夜逃遁而开始的。这时，四野正在鸡鸣，寺院业已扫净，黄莺儿业已高歌，茅店外有人叩门。诗人一边喝着葡萄酒，一边在谈论人生哲理，对时事发出种种评论，直到东方皓月又来窥视人间的时候，在举杯痛饮中结束全诗。英译者的编排是独具匠心的，他使这些本来各自独立成章的小诗，在时间、内容和逻辑上都具有了连续性，使诗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这部波斯文学的代表作，内容上的主要特点，在于深刻的哲理。它并不着重去描绘自然景物的声色形态，也不着重叙述社会生活，而是以一种富于哲理意味的诗句，表达诗人对人生、宗教、现实和未来的严肃的探索精神，表现了诗人对宗教正统思想的挑战，对现实生活的肯定。
1924年，郭沫若翻译了海亚姆的四行诗《鲁拜集》。这本书译自英国诗人费慈吉拉德（1809—1883）的英译本。费慈吉拉德的英译与郭沫若的汉译，都没有拘泥于原诗的字句，而是着眼于神韵。现在，英译海亚姆的四行诗巳经成为英国诗歌的组成部分，郭译《鲁拜集》也为关心东方文学的中国读者所珍视。
著名诗人闻一多看到郭沫若翻译的《鲁拜集》之后，给予英译者与汉译者很高的评价。闻一多指出，在当年译诗寥寥无几的情况下，郭译《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