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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委派的一组作家在莫洛德的协助下一起完成了一本新的莫洛德传记，题为《
特殊使命》。该书摘要发表在苏联报刊上。然而，1972年，安德罗波夫批示，不许
这本书在国外出版，国内也暂时停止发行。原因是怕在西方煽起间谍狂的火焰。
在莫洛德任特工的岁月里，妻子很少与他见面。他死后，长期处在痛苦中的妻
子加莲娜。依凡诺夫娜也开始酗酒。以后几年里，她多次接受酒精中毒治疗。1976
年耗资2000卢布的莫洛德纪念碑在莫斯科顿斯科伊修道院莫洛德的墓地竖起，紧靠
着另一位50年代闻名道尔的特工威廉。费希尔（化名阿贝尔）的坟墓。同年苏联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奖励他的遗靖年金120 卢布的养老金。
米特罗欣在克格勃档案中看到，在莫洛德被捕后的20年间其他苏联特工多次访
问英国。但没能找到任何证据能说明这期间建立了职能完善情报站来代替本的情报
站，当然也可能有这种证据，但他没有看到。一位接任本在伦敦工作的重要候选人
是爱德华。伊凡诺维奇。科斯洛夫（代号叶夫多基莫夫），他生于1934年，相对来
说比较年轻。在间谍拉格（比利时的一位市镇官员）的帮助下，科斯洛夫得到了一
个身份证，使用的是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人的名宇——简一路易斯。德莫尔，并
用此名在1961年弄到了一本比利时护照。在以后的几年里，他经历了一段精心设计
的环境适应期，以便加强他的伪装身份。他在一所瑞士外语学校学习，在苏黎世当
电机技工，之后又在斯图加特的一家保险公司工作。1966年他回到比利时，在迪南
特居住并得到了有效期至1970年的新护照。但是在他还未移居英国或美国时，引起
了比利时安全局的怀疑，于是被匆忙召回莫斯科。奉召回国时，他在布鲁塞尔银行
的账号上有39000 比利时法郎（帐号A －04－18295 ）；中心考虑撤回这笔钱太危
险，决定注销。由于科斯洛夫以后去不成西方了，他改行从事“进步行动”，以英
国、美国或比利时旅游者的身份活动于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苏联。
莫洛德和科亨一家被捕后，克格勃建立新的特工情报站的企图遭到明显失败。
但克格勃在以后的十年中，对英国的情报活动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绩。中心发
现了一个简单而又有效的、能使伦敦公开情报站便于活动的方法。在连续四个站长
的经营下，情报站的规模不断扩大。这四个站长是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巴格
里切夫（196 —1964）、米哈伊尔。季莫费耶维奇。奇若夫（196 —1966），米哈
伊尔。
伊凡诺维奇。洛帕金（代理，1966—1967），尤里。尼古拉耶维奇。伏罗宁
（196 一1971）。在196 （y －－197 年间，克格勃和总情报部驻伦敦的人员从约
50人增至120 人以上，超过了驻华盛顿或西方其他国家首都的人员。苏联集团其他
国家的情报机构也迅速扩大了它们在英国的行动。其目的就是出动大量的情报官，
使战线拉得过长的英国安全局不能进行有效的监视。这一目的获得了部分成功。
1964年，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官员约瑟夫。弗罗利克被派往伦敦，他被
告知“英国情报机构人财两缺，甩掉尾巴相对比较容易”。1967年，伏罗宁任驻伦
敦情报站长期间，英国安全局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这期间伏罗宁的一位行动官员
阿历克谢。尼古拉耶维奇。萨温（代号鲁斯兰）招募了一个间谍，此人名叫西里奥。
侯赛因。阿卜杜勒卡迪尔，在大伦敦市政厅汽车执照管理处任职员，他知道所有安
全机构与特殊部门的车辆注册号。英国安全局的一系列现代化的运动监视行动所以
未奏效，就是因为苏联驻伦敦情报站能够识别它们使用的车辆。
伦敦情报站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取得的最大成功是在科技情报领域，尤其是在防
务领域。60年代中期情报站的主要科技情报专家洛帕金于1967年成为克格勃第一总
局T 局的奠基人。他专攻此领域并得到各国外情报站X 线官员（科技情报官）的协
助。
驻伦敦情报站X 线的领导人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舍尔斯涅夫，他1968年来
这里工作，1971年夏被驱逐。他是个强壮而和蔼的工程师，讲一口几乎完美的英语，
略带加拿大口音，喜欢西方的高保真音乐。
除了老兵诺伍德，米特罗欣的笔记中至少还记述了10位活跃于60年代末的X 线
间谍。他们是：1958年招募的化学家迈克雷；1964年前后“为物质奖赏”被招募于
德国的英国航空公司的雇员萨克斯；1965年招募的航空与计算机工程师杨；1966年
招募的化学工程师纳金21967 年招募的航空工程师埃斯（他提供了大量有关飞机引
擎与飞行模拟器的文件）；诺伍德于1967年招募的文官亨特Z1968 年招募的核物理
学家阿呼里安；1968年招募的航空设计师斯塔里克；“为物质奖赏”1969年被招募
的美国在英国分公司的工程师丹；实验室助手什捷普1969年为取得月薪150 美元被
招募。米罗特欣的笔记中还记述了四位活动于70年代的X 线间谍，他们可能都是60
年代招募的，其中一位是过滤性病原体学者，一位是药物实验室研究员，一位是核
反应堆工程师，第四位是在药物公司新产品部工作的库用。
英国安全局被克格勃和总情报部发起的科技情报活动搞得狼狈不堪，这不仅由
于他们战线拉得过长，资源有限，还由于他们难以提出起诉（不愿声张是可以理解
的）。除非得到供词或是当场抓获递交情报的间谍，这种事一般难以定罪。他们的
困难被1963年对吉赛琅。马尔泰利博士的审讯证实了。吉赛由前些年受雇于原子能
管理局的卡勒姆实验室，年39岁，意大利物理学家。他被捕是由于克格勃叛逃人员
提供的线索，他被查出拥有一份与尼古拉。卡尔佩科夫和其他克格勃官员会见的纪
录；藏在精制烟盒中一部分用过的一次性密码联系便条；一些有关拍照文件的说明
书。但是拥有间谍随身用品本身不构成犯罪，这与拥有行窃工具不同。而且马尔泰
利没有接触机密情报的官方途径，尽管他同有这种途径的人会过面。他承认与卡尔
佩科夫见过面，但他宣称他在从事一项精心计划以便扭转克格勃对他进行敲诈的企
图。于是他就被释放了。
60年代中后期，英国起诉苏联间谍仅有两次获得成功。一次是，1965年一位在
航空部工作的52岁工程官员弗兰克。博萨尔德，由于向苏军总情报部透露了英国制
导武器开发的绝密细节，被判人狱21年。在博萨尔德被捕后的一次调查中，发现了
原来从未被认真调查过的犯罪记录。20年前他曾因诈骗罪服过6 个月苦役。第二次
是，1968年一位英国皇家空军技术员道格拉斯。布里膝，因从塞浦路俾和林肯郡的
英国皇家空军信号站内向克格勃拍发绝密情报被判人狱ZI年。在布里腾定罪后，安
全委员会的调查发现了他历史上的财务问题并发现他是“一个老练的说谎者”。
伦敦情报站X 线的工作得到了派往英国的克格勃官员的大力协助。他们或以贸
易代表团或科学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或以研究生的身份被送往伦敦。其中克格勃委
派的一位研究生就是T 局的A。V。沙罗夫。1966年11月他在伦敦大学攻读机械系博士
学位，1969年10月22日取得博士学位。在克格勃的指示下，沙罗夫于1971年1 月返
回伦敦接受学位，并在科学院安排下进行巡回演讲，中心这次安排的目的是企图让
他在科学界发掘一些可能被招募的对象。
根纳季。费奥多罗维奇。季托夫（代号西林）可能是60年代中期PR线最重要的
研究生，他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1971年季托夫以相对年轻的年纪门岁）被派驻挪
威。1984年他被提升为克格勃将军，到1991年政变发生时他已成为克格勃的第三号
人物。克格勃官员和间谍伪装成学生的做法，也被用于发现西方教会组织和苏联宗
教少数派之间的联系。1970年9 月阿布拉莫夫（在米特罗欣的笔记中没有记述）进
人英国的一所浸礼会学院。通过接触，他发现瑞典与西德计划用汽车把宗教文献偷
运进苏联。文件被藏在专门制造的车厢的夹层中。
自从“五杰”消失和乔治。布莱克被捕后，中心认为它在英国活动的主要弱点
是没有招募到一批新的、献身于意识形态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然而中心无法认识
到的一个简单事实是，苏联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从前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吸引力。
勃列日涅夫的老人政府已经失去了两个光辉形象，即两次大战之间作为世界第
一个工农国家的光辉形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打败法西斯的主要国家的光辉形象。
60年代末西方的大部分年轻激进份子不是被共产党奴隶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吸引，而
是被新左派的自由主义运动所吸引。然而，莫斯科拒绝承认这是现实。中心试图用
吉姆。菲尔比的功绩来激励新一代的激进理想主义者追随其榜样。
1963年，菲尔比逃到莫斯科，他沮丧地发现他在克格勃中只剩下了间谍的地位，
既没有军官的头衔，也不准步人鲁比扬卡总部。在他流亡莫斯科的第一个五年中，
他忙于汇报情况，帮忙代笔撰写科诺。莫洛德传记（出版时化名为戈登。朗斯代尔），
撰写他自己的轻松而又偏激的、作为苏联间谍在英国秘密情报局工作时的回忆录。
该回忆录1968年出版时取名《我的无声战争》，书中对他在莫斯科的失望只字
未提，相反，他写道：“当我从书房的窗户眺望莫斯科时，我看到了在剑桥时看到
的未来的坚实基础。”为激励他人，他还在前言中写道：应当清醒地看到，要是没
有苏联的力量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旧世界（即使不是整个世界）现在还可能处于希
特勒和裕仁天皇的统治之下。我对能够在青年时代就被邀请来为建立那种力量而贡
献我微薄的力量深感无限自豪……。当建议我加入苏联情报机关时，我毫不犹豫地
加入了。当一个人有机会加入这等精英部队时，他不会犹豫。
《我的无声战争》刚一出版，一个被菲尔比的榜样所激励的美国高中生就申请
了旅行护照来到莫斯科，表示愿为克格勃服务。当时他只有16岁（米特罗欣所看到
的档案中记载的最年轻的西方被招募者），安德罗波夫在1968年7 月亲自批准吸收
他为苏联间谍，代号为“小男孩”。与菲尔比1934年被招募时的代号相同。据“小
男孩”的档案记载，他来自一个富裕家庭，对苏联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信仰。对情报
工作有一种浪漫感。10月19日在墨西哥与‘小男孩“第二次见面后，中心决定把他
培养成特工。但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小男孩“和他的父母经过考虑后起了二心，
他未在事先安排的伦敦某地露面。
这也许表明了一种迹象：受到菲尔比鼓舞的，聪明的，献身意识形态的西方年
轻人是多么少（米特罗欣的笔记中没有其他记载），以至于克格勃在此后的十多年
里仍断断续续试图和“小男孩”接触。1978年克格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