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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旨在动摇苏联社会的道德和政治统一，动摇社会主义制度
的基础；他们企图毁坏苏联及其社会制度的信誉，鼓动宗教组织与国家对抗，鼓励
反苏地下教派组织的出现。在境外的鼓动下，敌对分子已经开始了积极的组织活动
和挑衅活动，他们在教派内部组织非法集团和组织，设立印刷出版机构并与外国神
职中心建立联系。
根据1975年5 月克格勃高级干部会议的指示精神，必须在国际宗教组织中采取
行动强化活动阵地、揭露和打击其领导人、官员和神职中心代表。有经验的可靠的
间谍已经打入了某些教派组织的领导圈，发现。防止和打掉反苏地下神职组织中的
敌对分子的颠覆活动的措施越来越有效；进一步加强进步宗教人士的地位，确保他
们积极参加和平斗争以及其他政治活动。
然而，所采取的行动仍然不能满足当前时代的要求。在克格勃工作的某些方面，
形势仍很紧张。把教徒，特别是年轻人从敌对分子的影响下解脱出来的工作仍很薄
弱。在持不同政见的浸礼会教徒、天主教和东仪天主教教徒、五旬节派教徒、基督
复临安息日会教徒、耶和华见证人和非法的穆斯林神职人员的领导层中，间谍的地
位还很低。
苏联克格勃委员会决定如下：l ）提高与帝国主义情报机构、境外神职中心和
国内敌对分子在宗教掩护下进行的颠覆活动针锋相对的间谍工作的水平。基本任务
是适时发现、预防和打掉敌人在宗教掩护下鼓动的反苏活动、建立敌视社会主义制
度的宗教组织，并将教徒诱骗到他们的影响之下的活动。
2 ）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二总局和五局要侦破有证据证明被敌对专门机构利用
的外国反苏神职组织，并就侦破和切断颠覆渠道、发现并截听宗教掩护下的敌对分
子的通讯渠道提交提案。
3 ）五局和克格勃地方机构要采取步骤，打掉苏联最大的宗教组织——东正教
会旨在动摇对苏联的忠诚和破坏社会秩序的敌对活动；要防止有敌对倾向的个人向
东正教会的领导层渗透；1978－1980年，要采取步骤强化克格勃在东正教会组织机
构（都主教省区、主教管区、教区、修道院和教育机构）中的地位，提高间谍的数
量和质量，并打击和铲除反动分子和反苏分子捍卫教徒权利基督徒委员会为保护自
己兔遭克格勃渗透，采取的一个作法是，每次活动采取小规模，决不超过四人。但
在1979年5 月，瓦西里。丰琴科夫神父加人进来，没有人知道九年前他已经被五局
发展为间谍，代号“朋友”。据他的档案记载，“他参与了（东正教会内）特定人
物的培养，执行任务自觉，有主动性”。自1972年起，丰琴科夫担任扎戈尔斯克神
学院的讲师并在莫斯科牧首公署外事处任职。
在1976－1977年，他担任东柏林圣塞尔吉教堂的牧师和牧首中欧教区杂志《东
正教之声》的编辑。他与外国教会的联系有助于把自己推荐给毫不知情的基督徒委
员会的同事们。
克格勃打击东正教会内部公开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在1979－1980年达到顶峰，
逮捕了若干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其中就有格列布。亚库宁神父，他后来被判人狱
或被说服忏悔。大概是为了保护其伪装，丰琴科夫也被传讯接受克格勃的审问，
并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受到了逮捕的威胁，但并未被起诉。在1980年3 月访问
西德期间，沃洛科拉姆斯克大主教皮季里姆（间谍阿巴特）不同寻常地宣称“不存
在大规模逮捕”。克格勃打击持不同政见教徒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是说服有号召力
的莫斯科牧师德米特里。杜德科神父于1980年6 月在苏联电视上进行了一次公开忏
悔，他的罪名包括呼吁追认苏联时代的东正教殉教者为圣徒。杜德科被一名特别有
经验的克格勃审问员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罗金说服了，不再进行抗拒，
并把后者视为“我自己的兄弟”。他后来说，他曾经希望他的部分忏悔，如他谴责
“卡特政府的穷兵黩武”能被看出是克格勃在借他的嘴说话。但他的声望却再也未
能完全恢复。
亚库宁毫不认错。审讯他时只有他的妻子被允许旁听。家庭其他成员和朋友以
及西方新闻界都被拒绝人内，然而据一记者称，一些被克格勃挑选来的“衣冠不整
的粗鲁的年轻人”却被允许进人法庭。大概是为了保护其伪装，丰琴科夫也在其中。
那些被传唤出具亚库宁有罪的证据的人包括东正教会内的若干克格勃间谍，其
中有约瑟夫。普斯托乌托夫（耶绍连科）——莫斯科牧首公署驻基督教和平会议布
拉格总部的前代表，他举证了基督徒委员会的工作造成的有害的国际后果。亚库宁
接受了五年监禁加五年内部流放的判决。他说“我感谢神这次对我的考验。我认为
它是一个巨大的荣誉，我作为基督徒高兴地接受它”。英国基督教协会向勃列日涅
夫发出呼吁，敦促法庭重新考虑其判决。然而促使世界基督教协会发出类似呼吁的
努力却石沉大海。
在1983年温哥华大会前，世界基督教协会的规则有一处变化，这一变化确保克
格勃不会再遇到七年半以前在大会上讨论亚库宁和雷格尔森的来信时的尴尬局面。
根据大概是世界基督教协会中的克格勃间谍提出的新规则：集体或个人向世界
基督教协会提出干预的呼吁，如果没有代表或会员教会的支持，大会不得执行，但
将由世界基督教协会秘书长进行处理。
温哥华大会期间，因撰写十月革命后教会野史而被革除俄罗斯东正教辅祭职务
的弗拉基米尔。鲁萨克发来一封公开信，呼吁大会代表“停止把苏联代表宣传性的
声明作为”有关苏联宗教的“唯一的信息源”。他还敦促大会就宗教自由进行公开
辩论，声称上次在内罗毕大会上仅仅讨论亚库宁一雷格尔森的来信就已经“产生了
某些实际的结果”——迫使苏联当局尴尬地“匆忙印制”了一些圣经。大会还收到
了以35名在押苏联基督徒和两万名受到迫害想移民到西方的五旬节派教徒名义写来
的另一封信。然而，这些来信既没有得到苏联代表的支持，也没有在大会上讨论。
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企图也被成功遏制了。尽管少数代表想“谴责苏联的侵
略，要求苏联军队无条件撤军”，然而最终妥协的决议却是呼吁苏联“在阿富汗与
苏联之间达成全面政治解决的情况下”（完全忽视了喀布尔政权是被苏联入侵者任
命的事实）和“外界停止向反对集团提供武器”（换句话说，断绝抗击苏联入侵者
的武器）的情况下撤军。这恰恰是苏联自己提出的撤军条件。因此俄罗俾东正教会
代表称赞最终决议“公正而实际”，就不足为奇了。在谴责西方时，温哥华大会就
没有这些拐弯抹角了。西方资本主义被适时地宣布为世界不公正的主要来源，它对
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文化束缚、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负有责任。
在莫俾科看来，温哥华大会的成功说明克格勃于1984年把打入宗教团体作为积
极措施的重点是正确的。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以及其他当代关键问题上对教会团体的活动施加有利于我
们的影响。
在回顾其克格勃生涯时，奥列格。卡卢金在结论中指出，诸如“对苏联东正教
会的压制”，对境外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渗透和利用，是“我们克格勃历史中最卑鄙
而又最不为人所知的章节之一”。米特罗欣的结论相同，他的笔记中有一处评论说，
“这些档案是一堆污垢”。克格勃利用它在西方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中的间谍和眼线，
不仅在侨民中进行特务活动，而且还物色可能的间谍人选。尽管北美俄罗斯东正教
会分裂，但据卡卢金说，仍忠于莫斯科牧首公署的那一派“尽是克格勃间谍”。米
特罗欣所记档案指出的间谍中有一名代号为彼得罗夫的神职人员，他在70年代被派
往北美。他在北美的联络员通过暗号“彼得。米哈伊洛维奇”与他联系，这是他在
莫斯科五局的指导员的名和父姓。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派驻纽约州的一位牧师沃罗诺夫的档案中有敌视美国的
证据，它可能也有助于动员克格勃北美网络中的其他东正教牧师。沃罗诺夫对他的
克格勃联络员说，美国犯有傲慢罪——“而傲慢之后就是堕落”：当一个国家自称
最强大和最富裕，其政府最聪明和拥有最好的武器的时候，那不是成熟，是吹牛，
而且是过去所有强国衰落的原因。
沃罗诺夫与克格勃纽约情报站的联络员通常不是在苏联常驻联合国使团碰头
（他在那儿收取来自俄罗斯的通信），就是在定期停泊纽约港的“米哈伊尔。莱蒙
托夫”号轮船上见面。比他对美国的仇视更难解释的是他对克格勃的明显尊敬。根
据他的档案，他把克格勃奇怪地描述为一位‘“好牧人”和“俄罗俾精神的真正监
护人和牧人”。
驻在西方的俄罗斯东正教牧师还被克格勃第一总局五局用来收集用于设计克格
勃潜伏特工详实背景的材料。例如在70年代初，莫斯科牧首公署的两名克格勃间谍
受命对加拿大教区的记事录进行详细研究。曾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社区的教区做过
牧师工作的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博尔恰（代号费奥多尔）研究了艾伯塔和萨斯
喀彻温的记事录。被派往埃德蒙顿东正教教区的维克托。谢尔盖耶维奇。佩特柳琴
科（代号“爱国者”）在艾伯塔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为了促进“与境外同胞的文化联系”，克格勃于1975年12月成立了统战组织—
—祖国会，国内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大部分都参加了该会，这就为在侨民中发展间
谍提供了新机会。该会的副主席P。瓦西里耶夫是克格勃第一总局第19处（苏联侨民
处）的一名高级官员，他还领导着一个秘密的祖国会情报科。塔林与爱莎尼亚的都
主教阿列克谢（间谍德罗兹多夫）——未来的牧首阿列克谢二世，被安排为祖国会
的理事，他在成立大会上说：“我们都因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爱而团结起来”。
在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的都主教区、主教区和教区，东正教会“继续保持
与我们同胞的精神联系”，并正“尽全力使这些联系活跃”而有效。都主教阿列克
谢不大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些联系已被克格勃利用。据克格勃1988年的一份文件记载，
“苏联克格勃主席起草了一份命令，授予间谍德罗兹多夫荣誉证书”，以表彰他对
国家安全未具体说明的贡献。
克格勃虽然对东正教会的控制程度不满意，但它更关注的是还没有直接控制住
基督徒的“颠覆”活动。最大的地下教会要数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或称东仪天主
教会，现在的乌克兰天主教会），他们的祷文和结构仍然沿袭“东正教的礼仪”，
但又接受罗马的领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由于害怕东仪天主教会向乌克兰的
民族主义分子提供活动中心，斯大林强行将其置于莫斯科的领导之下。1946年，在
数量不多的东仪天主教的奉承者的支持和东正教领导集团的核准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