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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苏联国家机器的运转方式，必须对克格勃的社会控制手段进行更为详细
的研究。米特罗欣所抄录的档案原来源于克格勃各国内局，后来都归人了克格勃第
一总局的档案。他的这些记录表明，在现在的俄罗斯安全机构——联邦安全局——
的档案库中仍藏有大量的高度机密的资料，它们是研究苏联体制运作方式的宝贵财
富。
在冷战时期，克格勃的一大发明就是使用精神病治疗法来惩罚意识形态领域的
反叛者。克格勃从谢尔布斯基法医心理分析学研究所和其他一些研究机构招募了许
多精神病学家，他们受命把持不同政见者诊断为患有偏执性精神分裂症，从而可以
把他们无限期地关进精神病院，让他们服用麻醉剂和镇静剂。1975年下半年实施的
一项“间谍行动措施计划”就使用了精神病专业方面的四名间谍（克拉耶夫斯基、
彼得罗夫、“教授”、沃伊金）和六名眼线（代号分别为BEA 、LDR 、MGV 、NZV 、
NR A和SAB ）。当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间谍还有很多。值得注意的是，
绝大多数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持不同政见者，即便是经受了克格勃精神病医生的“治
疗”
之后，依然保持了心智健全。多尔戈普鲁达尼亚精神病院的一位医生，亚历山
大。
亚历山德罗维奇。沃洛沙诺维奇在1977到1978年间对27名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
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他们中无一人有任何的心理不正常。1983年苏联精神病学家
抢先一步退出了世界精神病学会，从而避免了因为故意虐待病人而被动地被该学会
开除。
克格勃使用最广的社会控制手段是无所不在的监视和恐吓，这种手段较为简单，
但却需要大量人力。安德罗波夫在1956年担任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的亲身经历，以
及他担任克格勃主席第一年时发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都使他确信克格勃不能忽
视任何一个意识形态的反叛者。“任何一件这样的行为，”他强调，“都意味着一
种危险。”再小的反叛行为也会吸引克格勃的注意。花在追查一件批评苏联制度的
匿名信或煽动性标语的作者身上的精力和资源常常会比西方花在一件重大谋杀案的
调查上的精力和资源还要多。
克格勃的内部刊物《克格勃文集》曾载文颂扬了很多追查匿名信作者的成功行
动。其中一个案例就是追查一个代号为“艺术家”的反叛分子。“艺术家”从1971
年7 月开始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共青团中央发了多封匿名信，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
和众多的苏共官员。这些信都是用圆珠笔写的，署名都是“自由党中央委员会”。
刑事鉴定显示在一些信的背面有几乎看不出来的铅笔素描的痕迹，由此克格勃才给
信的作者起了“艺术家”这个代号，并猜测他可能在美术学校学习过。对这些信件
内容的仔细分析进一步显示出写信者经常阅读《共青团真理报》，并收听外国广播。
考虑到有些信件是寄给军队共青团的，克格勃对军事院校开除人员的表现记录
和预备役军官的档案进行了大范围的检查。因为“艺术家”的信都是从莫斯科、雅
罗斯拉夫、罗斯托夫和加夫里洛夫一亚姆寄出的，对他的搜寻主要就集中在这几个
城市。
在这四个地方，邮政审查机构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寻找与“艺术家”的笔迹类似
的笔迹。克格勃还向许多间谍和眼线下发了“艺术家”信件的样本，并向他们描述
了克格勃推断出来的作者的心理特征。克格勃还花费了大量精力检查和审阅“艺术
家”
可能填写过的官方表格。最后，经过将近三年的搜寻之后，克格勃在罗斯托夫
市住宅委员会的一份申请表上发现了“艺术家”的笔迹。1974年，克格勃查出“艺
术家”
是罗斯托夫一个街道委员会的主任，名叫科罗波夫。经过短时间的监视之后，
他被逮捕和审判，然后送进了监牢。如同很多类似案件一样，克格勃在关于旷日持
久地追查“艺术家”的总结报告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但对于如此兴师动众地去搜
寻一个“对苏联现实进行诽谤”（而且这些诽谤还不是公开的）的作者，丝毫也不
没有一点儿荒谬之感。
《克格勃文集》上的文章和其他一些文件经常提醒克格勃官员说，甚至西方的
流行音乐本质上也是反动的。各地的克格勃机构花了很大力气调查当地群众对流行
音乐感兴趣的程度，而调查的结果通常都令他们感到不安。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州是勃列日涅夫最初加人共产党的地方，70年代中期这里的克格勃对年轻人的私人
通信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结果发现在15－20岁的年轻人当中有将近80％的人“经常
收听西方广播”，尤其是流行音乐，并表现出其他一些对西方流行歌星的不健康的
兴趣，比如想方设法要弄到他们的照片等等。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克格勃机
构提交的一份关于本地“音乐反叛”行为的近乎离奇的报告中，人们可以看出对于
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声音的不遗余力的追查，时常使得投身于这一“圣战”的克格勃
分子忘记了什么叫荒谬：听一听音乐节目也会使年轻人对苏联现实产生一种错误的
看法，导致带有叛国性质的事件的发生。沉迷于西方流行音乐和音乐团体，追逐有
影响的歌星，可能导致年轻人走上敌对的道路。对西方音乐的沉迷对于社会也有负
面影响，导致人们虚荣心膨胀，产生不切实际的要求，并可能导致有叛国倾向的非
正式（未经官方批准的）团体的出现。
出于这种认识，很多西方人物被认为是对苏联制度的潜在威胁，迈克尔。杰克
逊和平克。弗洛伊德就是其中的两个代表。共产党一党专政国家对西方的流行歌星
感到非常恐惧，而这正证明了他们作为年轻一代反叛情绪的象征的地位。甚至在阿
尔巴尼亚，当欧洲最后一个也是最受孤立（甚至莫斯科也对它采取了孤立态度）的
一个共产党政权在1992年倒台以后，地拉那市中心绿树成荫的美丽街道上，也到处
都是身穿“迈克尔。杰克逊”T 一恤衫的年轻人。而在被砍去了头的斯大林雕像上
则被用巨大的红字书写上了“平克。弗洛伊德”。
所有苏联公民与西方人接触的地点都被中心认为是潜在的意识形态传染源。克
格勃各驻外情报站都设有SK线（侨民处）官员，其主要任务就是防止当地的苏联侨
民受到这种传染，而在苏联侨民中无疑存在着大量的克格勃间谍和眼线。70年代中
期，在纽约的苏联雇员中有15％是克格勃的专职间谍。众所周知，苏联的国外旅行
团总是有克格勃官员严密地看管。人们通常没有意识到的是，在这些团体中就有大
量（经常都超过15％）间谍和眼线负责监视其他团员的一举一动。例如，苏联国家
古典交响乐团1974年10－11月间在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举行音乐会时，即有
两名克格勃官员——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索博列夫和彼得。特鲁巴加德——伪
装成乐团工作人员随行。在122 名乐团成员中有至少8 名间谍和N 名眼线。在巡回
演出过程中，他们收集到了35名乐团成员的“负面材料”，包括“酗酒”、“投机
倒把”
（很可能大部分也就是想购买点西方消费品），以及与以色列境内人士（指的
是犹太音乐家）进行“友好”通信的证据。他们还收集到了音乐家家属的“负面”
材料，如一位小提琴手（米特罗欣的记录中指出了他的名字）的妻子与法国的相识
互致生日问候的事等。莫斯科室内交响乐团在1974年也在西方进行了巡回演出，而
它的活动也受到了克格勃官员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西佐夫的严密监控。在
乐团的三十名成员中有三名间谍，五名眼线。在这八名特务收集的有关其余二十二
名成员的“负面材料”中，令克格勃最感兴趣的是他们中一些人与外国友人通信的
证据。
由于在对付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全方位斗争中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
而克格勃比西方的情报或安全机构要庞大许多倍。列宁格勒市与列宁格勒州的克格
勃部门在1970年提交的一份秘密报告，是克格勃驻各地机构过分看重意识形态颠覆
活动的一个明显例子。据该报告称，该单位在1970年没有发现一桩间谍或恐怖案件，
但却有502 人因为涉嫌“政治危害行为”而受到了“预防性训诫”（警告）；41人
因为犯有政治罪或有犯政治罪的企图（这其中大部分自然都与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有
关）
而被起诉；另有34名苏联公民因为企图偷越边境而被捕。他们在高等院校中开
展了大量活动以“防止敌对事件”的发生。邮政审查部门截获了25000 份带有“思
想上有害内容”的文件；另外他们还在边境没收了1900份此类文件。109 人（1969
年仅有9 9 人）被指控有散发反动传单的行为，其中27人被逮捕。报告称，克格勃
庞大的间谍冈比上一年又扩大了17。3％。而关于克格勃的监视行动所付出的巨大代
价方面，该报告称，在行动过程中他们撞坏了27辆车。1980年克格勃列宁格勒局副
局长奥列格。卡卢金私下说，该局的工作是“一出精心设计的闹剧”，拼命想发现
足够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以便证明它们确实存在。
1967fg1982年间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试图使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成为苏
共领导层最关注的核心问题。一小伙耶和华见证会会员在西伯利亚深处的活动或者
一位苏联作家未经批准在巴黎出版一篇短篇小说之类的微不足道（当然是按照西方
的标准而言）的事，都不仅会上报给安德罗波夫，有时甚至会上报给苏共中央政治
局。尽管哪怕是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会在苏联民众中引起多少共鸣，政治局
还是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商讨如何对待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上面。1977年初，共有32项
针对安德烈。萨哈罗夫——他被安德罗波夫斥为“头号人民公敌”——的“积极措
施”行动在苏联境内外展开或即将展开。
冷战期间，克格勃的间谍和眼线达几百万之众，因而没有哪一个苏联持不见政
见团体能够长期避免被一个或更多的间谍渗透。他们进行公开反抗的权利仅限于在
暗中散发地下出版的传单或者在红场上张挂一些标语，旋即又被克格勃的便衣扯掉。
直到苏联制度崩溃前的最后几年，持不同政见者只是苏联民众中的极少数多很
少得到公众的支持或同情。而他们的英雄气概也正在于此，他们在一场似乎永远也
不可能取胜的战斗中进行着英勇斗争。
在苏联发生重大政治变革似乎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克格勃的活动
正加强了人们的这种观念。广大苏联人民根本就想不到还有什么能够替代苏联制度
的其他选择。他们有时也抱怨生活水平太低，但他们对苏联现状的几乎不加置疑的
接受，深深地影响着西方对苏联的态度，从而对西方的对外政策也有重大影响。冷
战期间，大多数西方观察家都不得不认为苏联现行制度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正因
为如此，当1989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东欧国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