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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初，斯大林已经丧失了区别反对他个人的人和“人民公敌”的能力。当
时，他认为最危险的敌人就是流亡在外国的列昂·托洛茨基（中心给他的代号是
“老人”）及其追随者。托洛茨基在1933年写道：“现在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
已经不可能把当权派（斯大林主义者）赶下台了”，“推翻这个官僚统治，把权力
归还给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用武力。”于是斯大林根据托洛茨基的这
一主张强调指出，苏联国家面临着武力颠覆的威胁，只有使用武力才能避免这种情
况的发生。
在1934年党的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的反对意见又露出了端倪，不过它是以缄
默的形式出现的，并没有引起老百姓的注意。在进行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时候，斯大
林比基洛夫少了几百票。可是基洛夫在年底的时候被暗杀了，或许是斯大林下的命
令。然而越来越困扰俾大林的不是反对他的那些没有权力的残余势力，而是帝国主
义国家的秘密机关及其内部的托派雇员暗中策划的一个巨大而又神秘的阴谋。虽然，
斯大林这种偏执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赫鲁晓夫所说的“病态的多疑”
的个性来解释，但是完美的列宁主义的逻辑学才是造成斯大林困惑的根源。列宁曾
经断言，帝国主义者是不会停止颠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个工农当家做主的
国家的。斯大林对此也深信不疑，他说：
我们不仅仅是生活在一个国家当中，而且我们处身于一个由国家组成的体系当
中。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共存的局面会维持多久，谁也无法知道。但在这种状态结
束以前，苏联和资产阶级政权之间一系列激烈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斯大林还指出，国外的敌人显然会与国内的叛徒相互勾结。只有那些“盲目自
大的人和暗藏的人民公敌”才会对这一基本的逻辑表示怀疑。那些反对这种说法的
人自然也就表明了自已的叛徒身份。
虽然在整个30年代中，斯大林一直被托派的阴谋困扰着，但是，实际上，托洛
茨基从来也没有对斯大林的政权构成过实质性的威胁。在早期的流亡生活里，托洛
茨基曾经试图在欧洲寻找一个基地，以便把他的支持者组织起来，但并没有成功。
1933年，他离开土耳其去了法国，两年后，又转到挪威。他在这三个国家的政治活
动都受到了不愿意收留他的政府的严格限制。1937年，托洛茨基最后失去了建立欧
洲总部的希望，不得已去了墨西哥。三年后，他在那里被暗杀了。在30年代的大部
分时间里，在欧洲负责组织托派运动的并不是托洛茨基本人，而是他的大儿子列夫
·谢多夫。自1933年起，谢多夫就一直在巴黎活动。1938年去世之前，他一直组织
出版他父亲办的《反对派简报》，并负责与分散在各地的支持者进行联络。和他父
亲一样，在他的身边也潜伏着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从
1934年开始，他在巴黎最信任的人、也是他的合作者，马克·茨博罗夫斯基就是苏
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工。他是一名出生在俄罗斯的波兰共产党员，谢多夫只知道
他叫伊蒂安。中心前后给这个特工起了几个代号：马克斯、马克、图利普和坎特。
谢多夫非常信任伊蒂安，把自己信箱钥匙交给他保管，允许他接收他的信件，并让
他保管他父亲最机密的文件和档案。 作为托派运动和白色卫队的总部，巴黎自然也就成了由“雅沙”·谢列布朗斯
基负责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任务组活动的中心地区。特别任务组的特长是从事暗
杀和诱捕活动。除了托派分子和白色卫队以外，谢列布朗斯基的巴黎特工站还有其
他目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机智的雅克·多里奥。这位具有煽动性的演说家曾经在
30年代初被视为法国共产党未来的领导者。1934年上半年，他号召法国共产党与社
会党联合组成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这一举动引起了莫斯科的极大愤怒，至今莫斯
科还谴责这一组织的成员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莫斯科要求多里奥到苏联接受
教育并放弃他的主张，但是他没有去。1934年6月，因为不服从组织纪律，多里奥被
开除出党。可笑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决定实行人民阵线的策略；法国共
产党也因此来了个大转变，接受了多里奥的主张。
然而，多里奥竟然用一连串对斯大林的“东方”专制统治和那些被他称为“斯
大林的奴隶”的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越来越猛烈的抨击来回应法国共产党的这一转变。
由于害怕多里奥那富于煽动性的演讲会对法国左派人士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中心命
令谢列布朗斯基对他进行密切监视。1935年，根据多里奥提供的材料，几乎所有的
非共产党报刊同时批露了法国共产党接受莫斯科秘密经费和指示的消息。之后，中
心指示谢列布朗斯基制定一项暗杀多里奥的计划。然而中心可能从来也没有下达过
实施暗杀计划的指示，这可能是因为，多里奥领导的人民阵线在1936年的选举中取
得了重大胜利。人民阵线也迅速发展成为新法西斯主义的法国人民党。共产党人指
责多里奥是法西斯主义的同党，对此他为自己进行了公开的辩护。然而，虽然他的
辩护使中心在宣传上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个胜利不但没有给暗杀行动提供任何便利，
反而还对它造成了破坏。
谢列布朗斯基的暗杀对象还包括法西斯头子赫尔曼·戈林。得到戈林将访问巴
黎的消息后，特别任务组要求巴黎的情报站招募一名狙击手，并想办法安排他进人
布尔歇机场。戈林乘坐的飞机将在那里降落。但是，戈林并没有去法国访问，那个
狙击手也只好被暂时解雇了。米特罗欣所见过的档案并没有对中心下达这个无疑是
斯大林亲自批准的暗杀令的动机做出解释。然而其主要的目的可能在于破坏法德之
间的关系，而不是打击法西斯主义。1932年，非共产党的杀手在法国领土上刺杀了
共和国总统和南斯拉夫国王，这使中心相信，一旦有机会，在这里暗杀戈林，不但
能成功而且能够逃避责任。
虽然谢列布朗斯基在巴黎的情报站肩负着许多其他任务，但是监视和分裂在法
国的托派分子仍然是它的主要职责。由于列夫·谢多夫错误地信任了“伊蒂安”·
茨博罗夫斯基，从而使自己变成了苏联关于黄鼠狼（中心给托派分子起的代号）的
情报的重要来源。因此，直到1937年，他还没有被定为暗杀对象。1936年秋，茨博
罗夫斯基急报中心说，由于财政方面的问题，托洛斯基正在向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
历史研究协会巴黎分会出售部分档案（包括以前谢多夫交给茨博罗夫斯基保管的一
部分）。谢列布朗斯基被命令组织一个别动小组（代号亨利小组），把这些档案弄
回来。谢列布朗斯基先在位于米舍莱大街的研究分会的楼上租了一间公寓，把分会
置于监视之下；然后，他指示当时在巴黎一个电话交换中心工作的获博罗夫斯基在
分会的电话线上作手脚，这样，他才有机会去侦察档案的存放地点和观察门锁的样
式。然而，当这个研究分会第一次反映它的电话线出了毛病的时候，交换中心却没
有派茨博罗夫斯基去，而是派了他的一个同事前去排除故障。茨博罗夫斯基只好再
一次作手脚，使分会的电话再出毛病，这一次交换站终于派他去排除故障。在他离
开分会的时候，不仅修理好了电话线，而且仔细观察了前后门门锁的样式。分会的
负责人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还给了他五法郎小费。尼古拉耶夫斯基是孟什维克
的主要成员，而且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划定为“人民公敌”。
谢列布朗斯基规定了人室行窃那些档案的时间是1936年11月7日凌晨2点，并要
求最迟要在清晨5点钟以前完成。由于无法找到分会大门的钥匙，特工们只好用电锯
把锁锯断。他们把电锯放在一个盒子里，然后再塞上锯屑和棉花，以降低它的噪音。
他们成功地偷回了托洛茨基的档案。但是，谢多夫和巴黎警方很快就怀疑这起行窃
案件是内务人民委员会所为，因为做案的手法非常职业化，而且除了档案以外，分
会里的钱和有价值的东西一样也没少。谢多夫向警方保证，绝对可以排除对他的助
手“伊蒂安”·茨博罗夫斯基的嫌疑，而且重要的档案还都存放在茨博罗夫斯基的
家里。可笑的是，茨博罗夫斯基反而提出，可能是由于分会负责人尼古拉耶夫斯基
的不慎，使内务人民委员会掌握了档案交易的情况。
中心为“亨利小组”颁发了红旗勋章。由此可以看出偷回来的档案是何等的重
要。然而，从职业角度讲，这次行动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从分会偷回来的档案（许
多是剪报）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也不如茨博罗夫斯基手中的档案那样具有历史意义。
茨博罗夫斯基掌握的档案后来进了哈佛大学。到了30年代中期，在追查托派分子…
…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这一问题上，斯大林已经丧失了辨别轻重缓急的能
力。托洛茨基不仅成为白天经常困扰他的问题，有时甚至还会把他从梦中惊醒。正
如托洛茨基的传记作家伊萨克·多奇尔所说的那样：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盛怒态度，使这个问题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的
当务之急，而且它牵涉到苏联的政治、策略、理念等多方面的利益。历史上还从来
没有出现过如此兴师动众地动用各种手段和宣传工具去对付一个人的现象。
英国外交家R．A．赛克斯后来曾英明地形容斯大林的世界观是“精明与荒谬的
奇妙混合”。说他精明是因为在列宁去世后，他能够使用各种手腕打败他的对手，
一步步把权力抓在自己手中并最终当上了党的总书记；另外就是因为，二战中他能
在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谈判中实现自己的意图。历史学家们发现，很难理解为什么
一个如此聪明的人竟然会相信许多胡说八道的东西。但是，如果不了解一直困扰着
斯大林的、由他自己设想出来的托洛茨基（等人）的阴谋，也就无法理解这种现象，
就像如果不了解希特勒自己虚构出来的更可怕而且更可笑的犹太人的阴谋，就无法
理解他的偏执狂思想一样。
1934年到1936年间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杰利克·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格
达并不像斯大林那样对托洛茨基着魔。斯大林觉得雅格达没有尽全力去追踪托派叛
徒，因而对亚越来越不满意。1936年9月，雅格达终于遭到了报复。斯大林和他的追
随者安德烈·日丹诺夫给中央委员会发了一份电报，电报中指出雅格达“已经表现
出他自己没有能力挖掘出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成员”，并要求由尼古拉·
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接替他的职务。
以后的两年，叶若夫在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期间执行了一条在欧洲历史上
和平时期最大范围内的政治迫害和流血政策。这个时期被后人称为大恐怖时代。叶
若夫时代的一份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文件声称：“卑鄙的雅格达”把肃反行动巧妙地
集中于在地下活动的“右派一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