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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另外，他还警告说，西方情报机构仍然在进行无耻的“挑衅行动”；他声称仅
1988年上半年，西方就已经开展了900 多项这样的行动。克留契科夫戏剧性地迈入
了1989年（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会见美国大使的克格勃主席），这也像征着东西方
关系新气象的开端。此后，他着手进行了一系列旨在赢得西方和苏联人民好感的史
无前例的公关活动。他主张：“克格勃不仅要在自己国家中树立起与我们不懈追求
的高尚目标一致的形象，而且应该在世界范围内树立这一形象。”
经过激烈的权力角逐后，53岁的列昂尼德。舍巴尔申接替了国外情报局局长的
职务。这是自二战以来第一次由具备在苏联集团以外的国家从事情报工作经历的人
出任这一要职。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舍巴尔申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为党的领导
层准备情报报告。他能够超越其他几位比他职位高的竞争者而被任命为局长这一事
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戈尔巴乔夫很欣赏他的汇报工作。1991年9 月舍巴尔申辞职
后，从事国外情报工作的官员在接受《消息报》采访时把舍巴尔申描述成“几十年
来第一位真正胜任的国外情报局局长”。据他自己讲，他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得到的
第一个重要指示就是“确保西方不会在武器控制这一问题上使用欺骗手段”。
虽然国外情报局在对苏联“主要对手”取得的战术上的胜利给戈尔巴乔夫留下
了深刻印象，但是却未能挽回它在战略上的失败。T 局成功地窃取到的西方机密也
并没有对解决苏联经济体制上的问题产生任何影响。虽然科技情报一年的价值就有
10亿卢布之多，而且苏联有为数众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但苏联与西方技术上的差
距还是越拉越大。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改革在进一步削弱计划经济的同时，并没有建
立起能够替代它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1990年的粮食生产取得了丰收，但苏联还是
出现了饥荒。任何经济和政治情报都不能延缓衰败的苏联体制的瓦解。
由于苏联的经济问题在1990年表现得更加突出，分裂分子也加强了他们的活动。
中心对苏联“主要对手”的那种传统的怀疑态度又开始复活。克留契科夫并没
有把所有对苏联存在的问题的指责都看作是帝国主义的阴谋。他说：“在克格勃看
来，我们应该从国内寻找导致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主要原因。”但是他也指责中央
情报局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帮助“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分裂主义分子加强了
力量，并把他们作为“反对苏联的秘密战争”的一分力量。舍巴尔申认为，戈尔巴
乔夫并没有注意到国外情报局发出的警告。“他和他的朋友们生活在自我创造的幻
觉世界里……他们正奋力把苏联这驾马车赶上西方的轨道。”在中心看来，与戈尔
巴乔夫一样，克留契科夫并不想得罪美国人。可是他却开始公开宣扬一些已经被克
格勃抛弃的阴谋理论。1990年12月，他指责西方阴谋“提供不卫生、甚至是被污染
了的谷物和带有超过平均放射指数或有害物质的产品”，（这）“不亚于经济破坏
行动”。
接着，1991年2 月，先是他的第一助手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格鲁什科，然
后是苏联新部长会议主席瓦连京。帕夫洛夫接连凭空指责西方银行带头打击卢布。
克格勃负责情报分析的官员，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列昂诺夫在1991年4 月的一
次讲话中公开提出了中心对以美国为首的旨在颠覆苏联的阴谋的说法。这个人曾担
任过国外情报局负责南北美洲情报工作的副局长。他说，美国的政策就是“要消灭
苏联”。
他还暗示说戈尔巴乔夫不愿听从他的意见：克格勃已经就此问题详细地向国家
领导人做了汇报。我们不希望再次看到伟大卫国战争前曾经出现过的恶劣形势；当
时苏联情报机构曾发出过警告，强调纳粹德国会发动突然进攻，但是斯大林把它当
成假情报拒不接受，甚至还大发雷霆。你们都知道这个错误使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
价。
另一个证明克格勃领导层再次倒向传统阴谋理论的明显证据就是6 月17日克留
契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秘密会议上的讲话。他宣读了1977年1 月国外情报局给政治局
提交的一份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关于中央情报局在苏联公民中发展间谍的计划》。
这份报告至今仍然属于最高机密。报告谴责了中央情报局制定的旨在破坏苏联政府、
经济和科学研究工作的综合计划。克留契科夫声称这个计划仍然在执行当中。克留
契科夫还郑重地向戈尔巴乔夫汇报说，中央情报局最重要的间谍就是戈尔巴乔夫最
亲近的顾问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并声称此人在三十多年前参加与哥伦比亚大学
进行的学生交流活动时就被美国发展为间谍。
正如克留契科夫以后抱怨的那样，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这些鬼话当真。毋庸质
疑，国外情报局里许多在西方工作过的官员也不会相信这些。但是克格勃主席并没
有在西方工作过的经验。如今克留契科夫成了戈尔巴乔夫最危险的反对派，因为他
坚信，这个曾经在1989年乖乖地容忍苏联集团崩溃的戈尔巴乔夫，正在领导苏联走
向解体的道路。1991年8 月，他成了试图推翻戈尔巴乔夫政权、保护苏联社会主义
制度的政变的主要组织者。
克格勃绝密档案
政治领域的战争
马克思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主题在改变世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十一）。除了从事情报搜集和编写政治上正
确的情报分析外，克格勃还试图通过各种“积极措施”去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这
些措施包括操纵媒体以及不同程度使用暴力手段的“特别行动‘等等。受其在两次
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英勇地挫败反革命阴谋的夸大其辞的描述的影响，同时也因为
希望能够给政治领导层留下一个好印象，克格勃经常过高估计自己的作战效率。
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都是克格勃实施“积极措施”和进行情报搜集的主要目
标。绝大多数情况下克格勃使用的都是非暴力的“积极措施”——低毁“主要对手”
信誉的“影响行动”。1984年1 月举行的国外情报局高级干部会议再次确认了
国外情报局的工作重点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图…
…我们必须换而不舍地努力揭露敌人的薄弱环节”，这一重点自二战结束以来就没
有改变过。许多用“揭露”这一委婉表达方式阐述的内容，实际上是A 局（国外情
报局中负责执行“积极措施”的机构）故意制造的假情报，这些情报通过PR线（政
治情报处）
官员传达给国外情报站。有人估计，PR线（政治情报处）官员花在“积极措施”
上的时间占他们全部工作时间的25％，虽然，实际上有些人并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A 局编造的假情报在复杂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这反映了它的情报人员素质上
的差异。A 局中50％的官员是开展“积极措施”的专家，而其余50％的官员中有些
人是从其他部门淘汰下来的。国外情报局里最有能力和最有抱负的工作人员几乎都
不愿意到A 局去工作，因为在A 局很少能得到出国工作的机会，而且在A 局工作会
被视为已经走到了事业的尽头。当然也有例外。尤里。莫丁（“五杰”的最后一任
指导员）
就是“积极措施”方面的专家。他在担任了A 局副处长后，又被安排到印度从
事政治情报工作——负责散布假情报。他的工作非常成功，后来，他被任命为安德
罗波夫学院政治情报系主任。然而很多A 局的官员都不具备或很少具备在酉方国家
生活的经验，他们对西方的了解都来自拙劣的、关于资本家和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家
的阴谋理论，据他们称，这些阴谋家在美国操纵着一个秘密“指挥中心”。直到20
世纪80年代，还没有一任克格勃的主席和国外情报局局长在国外工作过，因此他们
也都受到了这一理论的影响。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被李。哈维。奥俾瓦尔德暗杀。如果中
心不把这件事解释成一桩阴谋，那就完全不符合它的特点了。克格勃副主席12月份
向中央委员会汇报称：“波兰朋友（波兰情报局）的一个可靠的情报来源，一位与
南方石油产业界有着密切联系的美国企业家及多家公司的老板＊月下旬报告说，这
一罪行的真正策划者是美国南方的三个石油巨头——理查森、默奇森和亨特，这些
南方石油资源的主要所有者一直与南方亲法西斯和种族主义组织有联系。”
要找到支持这一过于简单化的阴谋理论的旁证，特别是要寻找石油巨头和反共
小丑H。L。亨特与此事有关的证据，并不是件难事。亨特曾荒谬地宣称：“共产主义
分子根本不需要进攻美国，在美国，亲布尔什维克的情绪比当年布尔什维克推翻克
伦斯基政府、夺取俄国政权时还强烈。” 亨特的儿子邦克是一位右翼分离主义分子，他和其他一些右翼分离主义分子花
钱在肯尼迪来访的当天在达拉斯《晨报》上登了一幅整版广告，指责肯尼迪是共产
党的帮凶，这一指责促使肯尼迪说出了“我正在走向坚果（疯子）之国”这一名言。
达拉斯脱衣舞俱乐部的老板杰克。鲁比——就是他在11月24日开枪给了奥斯瓦
尔德致命一击——曾在肯尼迪遇刺前不久去拜访过亨特。
克格勃的报告称，《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一个记者“在12月初私下里说，现已
被拘捕的杰克。鲁比曾答应给奥俾瓦尔德付一大笔钱让他去暗杀肯尼迪。而鲁比本
人又是受一个由百万富翁亨特领导的、由得克萨斯金融和工业家组成的组织的派遣”，
后来鲁比又杀了奥斯瓦尔德灭口。看起来赫鲁晓夫也相信了克格勃的观点，认为行
刺肯尼迪事件的幕后右翼阴谋家的目的是要使冷战升级，并且“强化美国外交政策
中的反动和侵略成分”。
克格勃相信选择奥斯瓦尔德去刺杀肯尼迪是为了把公众注意力从具有种族主义
倾向的石油巨头身上引开，使这一行刺事件看上去更像共产党的阴谋。中心希望洗
脱奥斯瓦尔德谋杀的罪名当然有它自己充足的理由。以下这些事实令克格勃不得不
感到非常尴尬：1959年奥斯瓦尔德曾叛逃到苏联，声称自己厌恶美国的生活方式、
向往苏联制度，这件事给中心带来了很大麻烦。起初，克格勃曾经怀疑他可能是中
央情报局派来执行秘密任务的，但最后得出结论他只不过是个令人讨厌的、摇摆不
定的家伙。1962年他带着他的俄国妻子回到得克萨斯，克格勃很庆幸自己摆脱了一
件麻烦。他刚回到美国的时候，联邦调查局也曾怀疑他是克格勃间谍，但很快也得
出了与中心相同的带有偏见的结论。然而当1963年8 月，奥斯瓦尔德给美国共产党
写信询问继续以“地下”成员身份同“反对改革的力量”做斗争是否比以公开的
“共产主义理想”的支持者身份出现更好时，克格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