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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与迂腐顺手牵了过来。日后瞿秋白赴俄学习，而成为一个年轻有为的单纯之纸上谈兵理论家的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对瞿秋白很快介入铁流的转变我们一点也不难理解。捉襟见肘的严酷现实令其别无选择，而在他做了过河卒之后也只能以这样的态度来一往无前：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有风雨兼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瞿秋白曾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且经历了一个从犹豫彷徨到一发而不可收的转变。关了三天的被捕经历不但没有挫伤瞿秋白的意志，反而使他在“卷入旋涡”的“热烈”后有了“一次暴动胜于千百万册书报”的“震惊”和“刺激”〔6〕。1920年10月，俄文馆的特殊履历使他得到了接受《晨报》聘请的机会。赴俄作记者的“俄乡纪程”，使他加快了对书生革命性情的向往步伐。“赤都”留下了他心灵的记录，他对光明的未来充满信心，并坚信“总有那一天”〔7〕：与其说是纯真向往的步伐，毋宁说是浪漫的幻想。如果说俄国革命的成功以及对苏维埃政权的耳濡目染让瞿秋白的理想扶摇直上，那么李大钊的政治敏感以及对“Bolshevism胜利”的雀跃则与瞿有异曲同工之妙。李大钊自信而又不容置疑的告白掷地有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凯歌的声音。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8〕在“书生”或说“学问家”的意义上，陈独秀与李大钊更有相比之处，辛亥革命期间的秘密结社以及不畏牺牲的道义担当一直是他们延续不断的未了情结。此时的“老革命党人”也正是在“辛亥”无望、无路的情形中，在实用理性的促使下一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俄国人的道路的。陈独秀从连任五届中共总书记到下野沦为“托派”，他的政治信念义无返顾，即使是在国民党监狱也毫不讳言地慷慨陈词。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国南北局势形成了对中共的南北夹击。我们的主人公陈、李、瞿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上各自演绎出一幕幕历史悲歌的。
自述：“秋风秋雨愁煞人”
这句话本是近代革命家秋瑾女士的绝命词，可用在书生革命家的狱中陈词里一点也不越位。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逮捕入狱。对他来说，这已经是第六次入狱了。从容之中带有真理使者的自信和不服，回顾自己的革命历史后，他慷慨激昂：“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决非懦弱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的大业。”而且，为了成就大业，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所进行的“一切的一切”，永远合乎时代的潮流，为此，他不但在狱中对自己“组织中国共产党”的“作为”毫不后悔，而且也毫不隐晦。出于对共产党追求的“自由社会”信念的坚定立场以及无限憧憬，陈独秀身处逆境而冷静有加。他条分缕析，对国民党的诬蔑不实之词一一驳斥：“今者国民党政府因予始终尽瘁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并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国者何？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也，此近代资产阶级的国法学者之通论，非所谓‘共产邪说’也，故所谓亡国者，恒指外族入据其土地、人民、主权而言，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得谓之‘亡国’。‘叛国’者何？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漏秘密罪，此等叛国罪状，刑法上俱有具体说明，断不容以抽象名词漫然影射者也。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国法学者所摒弃矣。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袁世凯曾称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9〕冷静、沉着、大气的人格力量奠定了陈独秀的思想魅力：“党国”不分历来是统治者愚昧民众的伎俩。他力抗“群言”，力辨“党”与“国”之别，“国”与“府”之异，这和他五四期的“卖点”一脉相承：陈独秀五四前夕曾经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对情感盲目的爱国与自觉理性的爱国作了区分；“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之际，他又以《我们应不应该爱国？》为题诉诸青年：感情和理性，都是人类心灵重要的部分，而且有时两相冲突。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分，有时竟全然不合乎理性，很容易将党、国、政府这些概念混为一谈，从而滑落为愚昧的爱国激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独秀指出：“群众的（爱国）盲动，有时为善，有时也可为恶。”基于“我行我素”、“始终如一”、“忠于自我”的思想人格，加之“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的平静心态，陈独秀不但拒绝了著名律师章士钊的热心相助，而且在真理面前振振有辞、义正词严、劈肌入理，在为自我辩护的同时也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竭全国人民膏脂以养兵”而在日军到来时节节退让的丑陋面目。
在此之前的五次被捕中，每一次的面对都是镇定自若。即使是在枪口深黑、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陈独秀有的也只是尽快了断的坦然。对他来说，危险从不存在。所谓的视死如归、慷慨就义诸多溢美之词，在陈独秀的行动中得到了最为直观的再现。他不仅“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而且有“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间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的要求。在一些人看来是天方夜谭的奢求，而在陈独秀那里，则是一种义不容辞的正义诉求。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忠于事、忠于人，这就是陈独秀一贯的性格。他的思想品质正如蔡元培先生所概括的那样：“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书生的君子品行流诸革命行伍，二十世纪壮志冲霄汉的豪情在陈独秀身上得到了完整的再现！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折杀哪一个，先从独秀起！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真实写照，具有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真正情怀！
也许，这种性格与其生理年龄相差二十的瞿秋白有着不可思议的性情区别。偏激、天真、忧郁甚至有些纤弱的精神气质让瞿秋白在急遽转型的大动荡时代做着力不从心的“跛足的迅跑”。这就是，激进、热烈而又敏感的精神气质使他很快从苏联的理论信仰中赢得了中共元老的青睐。1923年，只有二十四岁的瞿秋白作为俄国共产主义的资深使者，陪同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不久便被李大钊推荐为上海大学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远来的理论家深为诸位所推崇，四年之后二十八岁的他便成为陈独秀位置的接替者。由于由“右”而“左”，仅仅八个月的时间瞿秋白就演绎出了凝聚着二十世纪书生情怀的人生悲剧，即作为陈独秀问题的纠正者，他和蔡和森一样有“理论”贡献，可是也正如同陈独秀的命运一样，他那妄自尊大、惟我是尊、“我即真理”的盲动主义思想以及1930年与其他人一起主持的六届三中全会一同遭到了与陈独秀没有什么两样的“清算”。蔡和森断言“真正小团体的代表是秋白”，张国焘则大斥秋白对共产国际有“两面派”的“态度”，李立三则在各位革命同志的激情感召下决然指责秋白“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10〕于是异口同声的批评迫使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将瞿秋白定位为“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全党应对他“开展最无情的斗争”〔11〕。瞿秋白经受了如此这般的考验后，直到临终时刻才开始了对这一“斗争”模式的反思：既有对他人也有对自己。说违心的话可以理直气壮，给人的评判可以无限上纲，《多余的话》中“历史的误会”的概括使瞿对王明在米夫支持下的攘权行为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多余的话》之所以悲情无限，一再声称自己不适合“从政为领”，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反思：“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一点口风。我始终戴着假面具。”〔12〕光明磊落的“名”与“假面具”的“实”形成了反差，对一个有良心和正直感的知识者来说，瞿秋白不能不在临终的时刻作出真诚的忏悔：“我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习未除’的”，是一个对世界没有什么贡献可言的“高等游民”之一。《多余的话》是一次真诚的、感伤的、自省的情绪旅行〔13〕。瞿秋白没有去为自己的道路进行辩解，也没有树立与维护，有的只是深沉的思想升华。
在那篇心灵的独语中，能使“历史的误会”得到解释的最多概念就是“不得不”、“勉强”之类的词汇，一种无奈和不得已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必须沉沦而又不愿沉沦的拷打、坚持真理的勇气与身在其位的难以由己、学者的怀疑精神与失去独立思想的多重吊诡构成了一种丰富的痛苦体验过程。用当事人的话来说就是“弱者的道德”。仅仅为着“体面”，为着那点不切实的“绅士”风情，瞿秋白在“‘异己的’意识”与“‘异己的’的感情”中结束了“滑稽剧”似的短暂一生〔14〕，而最终又以坦城的真话留给了后人。现在看来，瞿秋白的自我解剖真乃一次充满血淋淋的自我冷嘲，读后令我辈学者真不寒而栗。
在二十世纪中国，书生革命家的悲剧情怀没有比瞿秋白表现得更充分的了！
与瞿秋白相比，尽管陈独秀在连任五届总书记后也有在共产国际的集体错误中“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的尴尬与悲苦，但他忠于自己事业和同仁的“同志”精神却将自己的感伤、委屈、烦恼统统都甩在了脑后。即使是在最为黑暗的时刻，他仍然坚信自己的主义是正确的，选择的道路是伟大的，所持的信念永远是值得自豪的。他没有丝毫反省的意思，更没有半点动摇的念头，有的只是义无返顾的决心和飞越现实的历史激情。自大的“主义”话语在陈独秀身上再一次得到了生动显现。
在陈独秀身上，他没有绅士的“体面”面纱。如果说自大会有一意孤行的专断，但却失去了“弱者的道德”的优柔寡断。陈独秀在1927年下野后应该是极度消沉时期，他曾经被集体围攻，被落井下石，被逼迫悔过，甚至被陷害、被侮辱、被开除，包括以瞿秋白为首的党组织也对其进行过苛刻的“无情打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一度还背上了“汉奸”的黑锅。但他毕竟有“固执”的气质，有“九死未悔”的性情。对此，我们可以在他的乡友胡适的评价中找到依据：“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种经陈独秀提出、被友人传送的“高尚优美的生命观”一直伴随着先生左右。比起瞿秋白性格中的“或是”、“也许”、“也难说”等书卷气，陈独秀没有那么多的温柔，他是一位嫉恶如仇、激情飞跃、拍案而起的汉子，是“一匹不峻之坡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