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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灵活运用成语的具体情况进行评述。
易位。一般情况下，成语的字词结构顺序，在运用的时候是不允许轻易
变动的。可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毛泽东往往也能改变原来某些成语的固定
的结构顺序。例如，对于“轻重缓急”、“精兵减政”这两个成语，人们一
般都是原型照用，不去变动它们，可是毛泽东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
和拥政爱民运动》中却把“轻重缓急”改变为“缓急轻重”，在《一个极其
重要的政策》中，有时说：“精兵减政”，有时说“兵精政简”。与原来的
成语比较，“缓急轻重”属于单纯的位置变动；“兵精政简”则使其中联合
的两个小的词组的动宾关系部分别改变为主谓关系。
意用。就是不直接运用成语的原型，而是用普通的语言来运用成语的原
义。例如，毛泽东把成语“高枕无忧”说成“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把“有恃无恐”说成“有所恃而不恐”（《井
冈山的斗争》），把“大同小异”说成“大同中的小异”（《新民主主义论》）
等等。其中“有所恃而不恐”和“大同中的小异”，是在原来成语中增加了
一些解说性的辅助成分。这样的成语意用，都比原来的成语更灵活，更通俗
了。其他诸如“引玉之砖”、“千虑之一得”（《新民主主义论》）、“胜
利之券，必操我手”（《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也都是成语“抛砖
引玉”、“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必操胜券”（或“稳操胜券”）的意用，
与上述成语意用不同的是，它们较之原来成语概念的范围缩小了，但其针对
性却得到了明显的加强。
缩用。所谓缩用，就是减少原来成语中的字数而后运用，但其意义不变。
例如，毛泽东把“越俎代庖”仅仅说成“代庖”（《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就是缩用。不过，毛泽东这样运用成语的情况不是很多。
另外，他还有时把联合式结构的成语拆开运用：
二十年前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在过去历史上是空前的，但还不是绝
后的战争。（《论持久战》）
“空前绝后”本是一个成语，毛泽东却把它拆开运用，虽然意义上有些改变，
但仍可视为对“空前绝后”的意用。
毛泽东灵活地运用成语，虽然在形式上不及在内容上灵活运用的创造性
强，但也令人感到十分新颖、活泼，具有一定程度的创造性，因而同样值得
重视和学习。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如此灵活地运用成语呢？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主要是
由于他既能对成语理解得深刻，又能密切地联系实际。比如，他对“运用之
妙，存乎一心”这个成语的运用就是这样。首先是他对这个成语理解得好，
他说，“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个理解完全抓住了“妙”的本
质；然后是联系具体内容，他说，“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论
持久战》）。这样的理解，真是深刻极了，这样的联系实际真是紧密极了。
其他诸如对“实事求是”中的“实事”、“求”、“是”，对“有的放矢”
中的“的”、“矢”的理解和联系实际，都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情
况相近。大家知道，成语运用得准确灵活，仅仅对成语理解深刻而不联系实
际不行，仅仅联系实际而对成语理解得不深刻也不行。由于毛泽东能够同时
兼及二者，所以他运用成语才能够灵活自如而又恰当得体。
2。典故的运用
周恩来在1949 年5 月7 日作的《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前进》的报告中说，“现在毛主席作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
运用的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这里
所说的毛泽东运用的“历史经验教训”，基本上指的就是他所运用的典故。
这段话，对毛泽东语言中善于运用典故这个特点作了极准确的说明和概括。
连《毛泽东》一书的作者施拉姆也说，毛泽东“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
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为
他的同胞们所接受”。这话也证明了，善于运用典故，的确在毛泽东语言中
格外突出。
那么，毛泽东运用典故的特点又是什么呢？这可以包括四个方面：一，
量大；二，典型，三，灵活；四，创用。
①量大
毛泽东运用典故多，首先是典放出处范围广、种类多。其中有历史典籍，
如《史记》、《汉书》和诸子等著作；有历代诗文、小说、寓言、传说、神
话、戏剧等。其中历史人物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也包括外国科学家、
发明家）。其次，体现在被运用得范围广、数量多上面。包括政论文、学术
论文、纪念性论文，还是报告、演说、决议、调查报告、消息等。他随时运
用典故，并且运用的数量很多，有时还同时用多则典故阐述一个事理。在《质
问国民党》一文中，他用了“鹬蚌相持，渔人得利”（《战国策·燕策》）
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苑·正谏》）两则典故，来陈说在抗日战
争紧急关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浪潮、进攻边区的利害，在《中国革命
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战略退却”一节中，为了阐述战略退却的必要性，
他先讲了《水浒传》（历史小说）中林冲如何运用退却的策略打败洪教头，
接着全文引用了《左传》中“曹刿论战”一节文字（典籍），说晋国以战略
防御为基础打败了齐国；最后又列举了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
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六次以弱胜强的
历史战役（均属于典籍），弱者一方都是运用退却的战略打败了强者一方，
共用了八则典故。然而，这还不是最多的。在1958 年3 月22 日成都会议上，
毛泽东为了反复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在讲话的开头就用《西厢记》中
惠明挺身突围给白马将军送信搬取救兵一事，提倡中国要多出现一些像惠明
那样勇敢而又坚定之人；接着就提到《法门寺》中“站惯了，不敢坐”，十
足的奴隶主义者贾桂，又讲了中国儒家们对孔子不敢直呼其名（孔丘），也
是一副奴隶相，其后，则讲了李贺敢于直称汉武帝之名（刘彻），甚至称他
为“刘郎”，鼓励人们不要怕名人。讲话的后半部分，当讲到任何阶级都是
“好大喜功”时，则讲了禹王惜寸阴，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席
不暇暖”，当讲到说话要选择时机讲究策略时，则提到了明朝反对奸党魏忠
贤的东林党那一派人（如杨镇安等），由于策略失误而失败；当讲到敢讲真
话时，则提到了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人，并引述了《红楼梦》中王熙
凤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话。然而，这篇讲话中，用典最
多的，还是在讲话的中间部分。这部分阐述了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和
发明创造者大多数是青年人的内容。其中提到了孔子、释迦牟尼、孙中山、
马克思，章太炎、康有为、刘师培、王弼、颜渊、李世民、秦叔宝、罗成、
王伯当、梁启超、马丁·路德、达尔文、发明安眠药和盘尼西林的人、富兰
克林、高尔基，前后共有20 多位历史人物。讲话中还涉及到一些其他反面历
史人物，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袁世凯、段祺瑞等。此外，这
篇讲话还涉及到诸如斯大林和“联共党史”结束语、康有为及其《大同书》、
邹容及其《革命军》、章太炎驳康有为的文章，以及刘备挂帅等典故。总之，
这篇讲话引用典故之多，实在无人能够与之相比。我们仅从这篇讲话中，就
可以略知毛泽东在其他文章和讲话中运用典故情况之一斑了。
②典型
毛泽东运用的典故，一般都是把典故作为某些观点或事理的论据或根
据。由于他所选择的典故，一般都属于典型化的材料，所以使他所阐述的观
点或事理都十分生动，有力。这又是因为，凡属于典型性的东西，不但具有
鲜明的特殊性（个性），而且还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共性）。用具有典型性
的典故来以古鉴今，自然会产生强大的说服力。例如，1941 年1 月，正值国
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关头，国民党顽固派策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
变，新四军主力九千余人被歼七千余人，军长叶挺被捕，副军长项英、参谋
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遇害。新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国民
党对新四军的围歼行径自然严重地破坏了抗日统一战线，威胁着抗战的彻底
胜利。为此，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份，对新
华社记者发表了一篇谈话。谈话中除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强烈谴责和揭露
外，还对国民党顽固派提出十二条警告，要求严肃合理地对待和处理此一事
件，并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毛泽东在列举了党的十二条警告之后，用了
一则典故：
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
过为己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
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为皖南事变发
表的命令和谈话》）
这段话中的“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是一个典故。这是
孔子说过的话，出于《论语·季氏篇》。春秋时，鲁国大夫季孙把持着鲁国
的政权，与鲁君矛盾很大。季孙也知道鲁君有趁机收回主权之意。颛臾，是
鲁国的附庸小国，季孙也担心它会帮助鲁君收拾他，于是季孙便想先发制人
地讨伐颛臾。这时孔子的弟子冉有、子路向孔子请教：季孙应否讨伐颛臾？
孔子当即表示反对，理由之一是，“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
内”。意思是说，“我估计，季孙所担忧的，不在远处的颛臾，而在鲁君”
（“萧墙”，指古代宫室一进门处的挡风墙；“萧墙之内”，这里专指鲁君
而言）。后来，人们常用这个典故来比喻忧虑不在于外，而在于内。毛泽东
用这个典故，目的在于说明，国民党顽固派如果不按照共产党提出的十二条
警告办事，那么，国民党顽固派最应当害怕的，将不是外国帝国主义（日本
侵略者），而是本国内部展开战争，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将要进行自卫还击，
国民党顽固派就将“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毛泽东用这个典故对国民
党顽固派进一步提出严重警告。
像这样运用典故的情况，在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是很多的。有则，仅
仅是由于他运用的典故十分典型，就使对问题或事理的阐述格外深刻，耐人
深思。1949 年4 月初，毛泽东在《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中，再次重申，
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八项条件中，十分强调南京政府必须逮捕南京惨案的主凶
蒋介石等反革命首要分子这一条，他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
国无宁日。”据《左传·鲁闵公元年》记载，春秋时鲁庄公死后，立子般为
君，鲁庄公之弟庆父杀死子般，另立问公为君，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