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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日两国“成为兄弟而不结成仇敌……对我们一方有害之事，对另一方一
① 刘广京： 《李鸿章在直隶》，载《中国近代史考察》，第74 页。
① 东北大学前教授林武次（音）提供了这次谈话的英文版本，我在此表示感谢。日本版本见木村匡：《森
有礼先生传》第102 页。这次交谈还见于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稿》，第64—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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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也如此……黄种人准备对付白种人，此其时矣”。 ②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1894—1895年的对日战争，在中国对待明
治维新的态度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在中国，如同在其他国家那样，这场战争
也被看成是对两国采取现代化措施结果的考验；而且日本武力的胜利，以及
日本的举国一致与中国各地的自行其是的对比，使人们几乎毫无疑问地认清
哪一方的组织形式更有成效。被日本打败所引起的震惊，比迄今视以为常的
西方列强的侵略所引起的震惊要更为强烈。因此，中国尝到失败的苦果不能
全怨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满洲王朝和李鸿章也要分担责任。日本的战胜又
被西方提出的新要求所盖过；欧洲列强在 1895年进行干涉，并表面上充当
中国领土完整的保护人以反对日本提出的要求，但在1897年以后立刻顺手
牵羊地掠夺了它们原来加以保护的东西。这种行径在中国引起的愤怒直接导
致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 （见第五章）
明治时期的日本在清末儒家维新派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在基本上
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引进代议制政府的成就，以及它发扬的为国效劳而
不是满足个人或某个地区利益的精神，看来可以成为任何追求现代化的国家
的榜样。维新派中的重要人物在向中国的读者和领袖人物介绍明治维新各项
成就的事实和适用性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样说是有意义的，也是恰当
的。例如黄遵宪（1848—1905年）在1877年作为公使馆参赞随同第一任驻
日公使何如璋来到了东京。黄遵宪与日本文人进行了许多接触，并且写了一
部日本史。这部在他任旧金山总领事后一段时期才完成的著作在1887年脱
稿，但它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才流传，到 1897年才出版，书名《日本国志》。
就是这个黄遵宪，他邀请梁启超到上海主编强学会办的一份杂志，并且在湖
南支持谭嗣同和梁启超。他的日本史在1898年引起了光绪帝的注意，当时
黄遵宪正在湖南任职。①
维新派中间的领袖人物康有为在他的论点中充分利用了日本的例子。在
他看来，明治时期的宪法是使日本强大的一大成就和重要因素。1888年，康
有为在上清帝的第一份奏章中介绍了日本的范例，并且在以后坚持他的论
点。在1898年，他敦促清帝“外采俄彼得日本明治之政术”，“以日本明
治之政为政法”。从1898年夏季起，康有为就不大提到彼得大帝，而更多
地介绍明治；对中国来说，现在主要是放松它的统治和扩大参政的范围。他
指出，日本与中国近，其政治形式与社会制度也近似中国。以后，康有为在
供清帝参考的研究俄国和日本的长篇论著中重复并且发挥了这些论点。不
② 邓嗣禹和费正清：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119—120 页。1895 年的谈话记录为英文。见鹿岛守之助
（音）：《1894—1922 年的日本外交》，第202 页。
① 列文森：《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第23—25 页；蒲地典子：《黄遵宪对明治时期的日本和西方的
反应》。下一个研究日本现代化的重要中国著作是戴季陶（1890—1949 年）的《日本论》，此书发表于1928
年。这本富有洞察力的著作的日译文载于《中国》第56—63 期 （1968 年7 月—1969 年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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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他的主张依然是泛谈多于实指。他赞成寻求新的模式，特别赞成日本的
①
立宪改组。他认为，要实现真正的儒家原则，需要中国政制的民主化。 但
是，虽然康有为向往日本所向往的一切，却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明治的民
族主义或社会组织就是他追求的目标。在 1911年以前，他倾向于给德国的
榜样以更高的评价，因为这种榜样似乎把自由与他认为中国所需要的纪律结
合在一起了。
可以设想，明治时期的领袖们能找到很多理由来赞助1898年的维新运
动。他们自己在这个时候对西方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扩张非常敏感，并且急于
想帮助中国进行抵抗。外务相大隈重信提出了他的“大隈主义”，给政府的
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根据他的理论，过去长期接受中国文化和精神的日本
现在要偿还那笔债，办法是去牵制西方，使中国取得必要时间能在新的领导
下进行改组。在百日维新期间，伊藤博文访问了北京，并受到清帝的接见。
在皇太后对维新派发动政变后，维新运动的领袖们得到日本人的保护。康有
为取得英国的保护到达香港后转乘一艘日本船到日本避难。梁启超逃到天津
的日本领事馆，然后乘坐一艘日本炮舰前往日本。
华人社会在日本日益发展，维新派不久便在其中成为领袖群伦的人物。
他们往往与有地位的上层日本人进行接触。大隈重信亲自接见过康有为，此
后还与他有通信关系。近卫笃麿亲王也是如此。犬养毅和其他议会政治运动
的领袖们都以拥有与这些中国贵宾的友谊而自傲。随着不断高涨的学生运动
在日本的华人界中开始蓬勃发展，维新派由于他们的学识和道德威望而沾了
光。作为华人界人士的宣传员和发言人的梁启超更是处于黄金时期。在创办
一所以徐勤为首的供中国青年学习的学校时，他是主要人物；同时他常常用
日本各界所熟悉的论点来提倡他的君主立宪制主张，这样便与主张共和的战
士在报刊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与此同时，日本的榜样在义和团之乱以后几年清王朝进行的政府改革中
显得重要了。1902年清廷回到北京后，慈禧太后接受了张之洞和刘坤一一系
列奏议中提出的关于行政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基本原理（见第七章）。军事改
革包括专门为训练一代职业陆军军官而兴办的学校。日本教官的人数逐渐超
过了欧洲教官。派往日本军事学校的中国士官生人数也愈来愈多。日本的武
装力量也给中国新式军队的行政结构提供了样板。法制的改革指的就是根据
① 见萧公权：《君主立宪制：康有为的中国民主化计划》，载《华裔学志》，第24 期（1965 年）第1—83
页；《翁同龢与戊戌变法》，载《清华学报》，第1、2 期 （1957 年4 月）第111—245 页（关于上述奏折
的日期，见第184 页及第260—261 页的注）；《康有为的哲学思想》，载《华裔学志》，第21 期 （1962
年）第129—193 页；《康有为的社会思想》，载《崇基学报》，卷7 第1 期 （1967 年11 月）和第8 卷第
1 期 （1968 年5 月）。萧教授已把他的许多文章收进《维新派和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一书中。彭泽周的
《中国的近代化与明治维新》收集并补充了他自1970 年以来发表的文章，成为最全面论述日本维新运动的
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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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特别是日本的实践制订新的法典，许多后来成名的日本法律学家首
先就是作为中国人雇佣的谘议和顾问而开始他们的事业的。
日本的榜样对立宪制的计划尤为重要，特别在日本打败俄国以后更是如
此。在1906至1911年期间，派往日本和欧洲学习的代表团，从伊藤博文那
里听到的谨慎的意见，与伊藤本人早期从他德国老师那里听到的一样。这些
代表团得出的结论是，清朝的宪法应由朝廷颁赐。1908年，慈禧太后颁布了
准备宪政的九年计划，此举与其他同时提出的有实质性内容的建议一样，是
直接根据1881—1890年的日本经验作出的 （见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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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
其他的改革都没有教育变革产生的那种长远意义。中国从古典思想向近
代思想转变，从传统的标准和注重传统向西方的标准和注重西方转变，在这
些方面，日本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某些人对西学的诋毁，曾经使甚至容
闳的一小批学生在1872年留学美国之事也有了争议，并且在1881年迫使学
生归国和撤销留学生团。但在日本战胜中国以后的十年中，这种态度让位于
重视出洋留学，其重视程度使留学不但对一个人在官场的晋升有好处，而且
最后成了晋升的关键性的条件。日本似乎为这种训练提供了最诱人、最经济
和最不出乱子的来源。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
活动很可能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它产生了民
①
国时期中国的第一代领袖。在规模、深度和影响方面，中国学生留日远远
超过了中国学生留学其他国家。因此，经过最近的调查研究可以这样说，“从
1898年到1914年这段时期，人们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的重大
影响”。②
学生的出国始于甲午战争以后。1896年，第一批十三名学生来到日本。
在东京神田区专门为他们办了一所学校。他们不懂日文，因而他们初期的课
程主要是语言课。不到几个星期就有四名学生离学。单调乏味、难以下咽的
食物以及现实的或想象的陋习，使他们灰心失望。但是有七名学生完成了学
业，并且成了第一批日本问题的专家。他们开始用中文写作有用的日语教科
书和留学日本的指南。
欧洲帝国主义在中国下一轮的侵略始于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的行动，
这一轮侵略又引起了学习现代制度的紧迫感，同时也使日本成了一条更易被
接受的通向西方化的道路。上面已经谈到，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主要的维
新派及其信徒们逃往日本避难。虽然清廷试图利用导致1900年义和团灾难
的蒙昧主义的潮流，但象张之洞那些具有改革思想的总督以及象康有为、梁
启超等在维新运动中受挫的知识分子仍然继续重视去日本留学。
张之洞早已在他的《劝学篇》中指出，日本人已经从西方翻译了所需要
的大部分内容，由于他们的语言与中文相近而易被中国学生所掌握，所以应
该利用日文书籍。他强烈地支持出国留学。“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
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但是日本可以提供特有的方便和经
验教训。“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