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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在国外活动的总部人员有一个通病：很少怀疑所收到的情报的可靠性。
和招募的间谍保持联系，这是所有负责人不费吹灰之力搜集情报的最重要的方
式， 而且这一切都辅之于一套经过精心考虑的反监视程序。为了在下午4点钟同间
谍接头，情报人员要在下午1 点钟离开情报机构，经过事先选定的巧妙的途径到达
接头地——最好的是在高层建筑旁边的小停车场。私人楼房边的小停车场不很合适，
因为外交车牌将招致不必要的注意，而大停车场通常有许多警察。克格勃人员把车
停到车场后，就朝约定地点走去，那里有另一个克格勃人员驾车等候，接着他们驾
车在城里转悠一小时，看看有没有“尾巴”。与此同时，反间谍处在截听可能出现
的当地安全机关监视人员的无线电联系，或注意发现其它跟踪迹象，这种行为称作
“脉冲”。去接头的人员和他的同事的车内都装有接收机，通过它可使用密码与大
使馆通话，密码通常是一个字母（这个字母就是克格勃人员本人的代号及通信代码）。
如果没发现有被监视的迹象，克格勃人员大约3 点钟走出同事的汽车，以普通人的
步速步行前往接头点，在4点钟准时赶到。
近半个世纪来，克格勃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的对外侦察的主要战役手段，
从招募“五杰”至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克留奇科夫在发往国外情报机构的1984年
战役工作计划中再次强调传统的做法：“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招募间谍的工作上。”
他号召情报处研究新的招募突破口，“特别要注意青年，让他们渗透到我们感兴趣
的目标中”。克留奇科夫在1988年升为克格勃主席后大概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一观点。
1985年3 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看到了克格勃国外活动的两个优
势。第一，他确信，瞬息万变的同际政治要求反应灵敏的情报机构；他的闻所未闻
的对外政策的首创性要求最大限度提供西方对此反应的政治情报。
在戈尔季耶夫斯基逃离俄罗斯之前，总部就给政治情报处提出了过高的要求，
而从1985年夏季开始，这种要求无疑更高了。90年代第一总局的主要优势在于任命
了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为局长，他于1988年10月接替了克留奇科
夫。舍巴尔申同1953——1956年的第一总局局长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
一样，是在外交舞台上开始升迁的。1958—1962年、1966－1968年，他在巴基斯坦
工作，此后调到克格勃，在安德罗波夫学院培训后开始在亚谢涅沃工作。1971年他
被派往印度领导政治情报处工作，直到1975年才提升为新德里方面主要负责人，在
那里工作到1977年；1979年沙赫倒台后，他前往德黑兰任负责人，直到1983年被驱
逐出境。1985年夏天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第一总局时，舍巴尔申已担任了一年的副
局长工作，主要是起草第一总局给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报告。他击败了觊觎总局局长
一职的占据高位的候选人，他的报告给政治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能给政治局留
下深刻印象， 肯定是触及了一些重大问题， 如西方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反应。
1984年，正是因为戈尔季耶夫斯基向戈尔巴乔夫提供了咨询材料而升为伦敦情报机
构负责人，与此同时，帮助舍巴尔申后来升为第一总局局长的显然是他呈送的那些
报告。
显而易见，90年代克格勃利用苏联领导人像过去一样地对秘密报告的嗜痹心理，
继续把由公开消息源搜集来的情报作为秘密间谍的报告，呈交上去。舍巴尔申说：
“第一总局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向苏联领导人提供可信、准确的有关西方主要国家对
我国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的现实计划和阴谋的情报。”第一总局努力维护这样一种
神话：只有他们才能正确理解西方，苏联在军事、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问题只会
有助于加强他们的影响。随着华约组织的解体，克里姆林宫从东欧撤出了几万军队。
苏维埃国家的思想基础崩溃了，作为共产主义信仰中心的莫斯科，其威信也随即崩
溃了。苏联的经济危机必然导致它停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因而，间谍活动越
来越显出它的巨大的重要性：它成了保证苏联在全球影响的主要手段。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 苏联对外侦察的第二个主要职能是从事科技间谍活动。
1984年12月5 日，戈尔巴乔夫在伦敦大使馆一次非公开性谈话时（当时戈尔季耶夫
斯基也在场），禁不住称赞了第一总局T 局以及它在国外情报机构中的科技情报处
所坚持的工作方向。显然，那时戈尔巴乔夫就把秘密搞到西方的技术作为经济改革
的重要部分来研究。
几年中第一总局T局的行动很有成效。T局局长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扎伊
采夫活跃而谨慎，他早在60年代就开始从事科技间谍活动，当时他在伦敦情报机构
工作。他试图把T 局从第一总局分出去，成为克格勃的一个独立部门。可是，克留
奇科夫完全不允许自己间谍帝国的这一重要部分被分离出去。扎伊采夫表示，T 局
财政上不仅要自给自足，还将承担克格勃国外活动的整个系统的费用。T 局虽没从
第一总局分离出去，但它有了足够的独立性。它的学员在安德罗波夫学院单独学习
它自己的课程，几乎所有人都曾受过技术教育。在国外情报机构中的科技情报人员
很少同其它部门的同行们交往。 尽管如此，应该说，T局是按集科技情报庞大机构
的最重要的部门。
搜集科技情报的主要领域是国防领域，在80年代初，军事工业委员会负责协调
这方面的工作。戈尔巴乔夫时期，军事工业委员会（军工委）地位相当于国家军事
工业综合委员会，它的主席由一位副总理担任，协调5 个情报部门的行动：情报总
局、克格勃第一总局T 局，国家科技委员会、科学院秘密处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
员会。据80年代初化名法尔韦尔的T 局法国间谍说，1980年，军工委曾3617次下令
搜集详细的科技情报，到年底完成了1085个命令，这些情报被用于3396项科学方案
和研究设计试验。在军工委看来，30年代初90％的有价值的情报来自情报总局和克
格勃。大量的科技情报在西方可以公开搜集到、如从科学大会、技术小册子等，所
以情报工作被赋予了极大意义、 1985年，军工委的情报61．5％来自美国的情报源
（不一定来自美国） ，10．5％来自西德，8％来自法国，7．5％来自英国，3％来
自日本。
尽管没有近年来的可靠数据统计，但所有迹象表明，大规模的科技间谍活动正
呈上升趋势。军工委最大的成就，大概是它仿制了美国空中预防和控制系统、美国
“ B－IB”轰炸机（即苏联“海盗旗”轰炸机）、计算机IBM系列等。
苏军质量的提高就是建立在这些“成绩”之上的，据估计，大约150 个苏联武
器系统依靠从西方偷来的技术。
T 局将近一半的工作都用来完成军工委下达的任务。至1980年，他们搞到5456
个“样品”（设备、枢纽站、微型系统图等），其中，4．4％用于国防领域，28％
通过国家各部委用于民用领域，28％用于克格勃和其它组织。在T 局搜集来的情报
中，一半以上来自“盟国”的情报机构，更确切地说，主要来自东德和捷克。1989
年前，苏联盟国的科技间谍活动组织不断扩大。1990年年初，东欧的一些对外情报
机构想讨好新任的政治“盟主”，便集中全部精力搜集西方那些能顺利地用于工业
现代化的科技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怀布斯特说，克格勃在继续扩展行
动，“尤其是在美国。在这里，它们企图招募大量的懂得技术知识或能够搞到技术
情报的人员”。
在西欧，T 局从意大利成功地搞到了90年代初为北约研制的“卡特林”无线电
电子通讯的情报，甚至成功地利用了一批西德程序设计员潜入五角大楼和其它科研、
军工电子系统的情报基地。90年代初，科技情报处把全部精力集中到东亚地区，企
图渗透到日本、韩国等国家。
克格勃提供了大量的政治、科技情报，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策作出了巨大
贡献，并使之更加巩固。正如埃内斯特·格尔涅尔所再三重复的那样，苏联打破一
党体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斯大林时期这种体制建立在恐怖和官方信仰的基础之上，
而对这种信仰很少有人怀疑过。赫鲁晓夫时期，那种恐怖消失了，官方信仰的人和
国教教徒都感到远离了斯大林主义的灾难，相对安全了，要知道在过去那种灾难能
降临到每个人头上。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曾有一段短期的幻想热潮。但在安德罗
波夫时期，如同恐怖一样，对原有体制的信仰也消失殆尽。苏联文学家n ·巴特金
称这段时间是“灰色官僚”时期，即统治灰暗、平淡无奇、萧条停滞、行贿受贿、
官僚主义。
由于苏联领导人对周围世界，特别是对西方的原有看法已经改变，因此，内部
体制变得衰败，而开始实施新的，最文明的对外政策。从斯大林的独裁到戈尔巴乔
夫时代开始这段时期内，没有一位政治局委员真正了解西方，他们的天才就在于善
于理解克格勃政治情报处提供的情报的深层含义，而这种含义由于情报处思想上的
局限性和对阴谋理论的热衷而变得令人费解。在同西方打交道过程中，他们用战术
上的狡滑、残酷无情，企图在一些小事上不断取得胜利，和从外交官和情报机构了
解到的西方的一些弱点，来掩盖自己的无知。苏联建立了庞大的外交官、间谍、记
者和科学人员队伍，由他们去搜集大量的有关西方危机的情报，以帮助苏联实现世
界超级大国的美梦。但到头来却破坏了已经从内部开始腐朽的苏联政体。
苏联终于发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一位新型的领袖人物，尽管他也有许
多传统的教条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不正确观点。但他很清楚共产主义制度已入了歧途，
他准备采取新的思想。戈尔巴乔夫的最有声望的顾问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
科夫列夫，在他上台前是一位政治家，他1973—1983年10年间是苏联驻加拿大大使；
凭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很了解西方。雅科夫列夫的脑袋只是部分被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武装。他在克格勃与戈尔巴乔夫的多次会见中，对新思维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克格勃在将核导弹攻击间谍战计划撤销并锁人档案柜以后，也开始更加清醒地
一观察周围的一切。
1987年，维克多·切布里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速度过快、规模过大。
他利用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110 周年纪念日，重提关于西方情报机构（其中包括
托洛茨基主义）阴谋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渗透的旧理论，“我们社会的道德、政治
潜力和苏联哲学仍是一些特别机构和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搞破坏活动的主要目标之—
……因此，它们不仅致力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而且企图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和共产党的政策，竭尽全力阻碍苏维埃国家的发展道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