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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定下了不可能完成的生产任务，并坚信“没有布尔什维克人攻不下的堡垒”，
因而取得的成果，比从国家的现实状况出发而预料的结果要多得多。在乌拉尔河、
库兹巴斯和伏尔加河畔，出现了新兴工业中心；不毛之地上有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和
（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拔地而起；新设备运进了哈萨克斯坦和高加索的边远地区；
第涅伯河上建起了巨型水坝，使得发电量增加了近两倍。这些成绩都是在三十年代
初取得的，而那时正是西方因1929年的华尔街七月一悲剧引起的大萧条而走向全面
衰退之时。苏联的官员颇为自豪地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同世界资本主义无法解决
的矛盾作了对比。
资本主义虽然处于萧条期，但在苏联人看来。其危险性并未减少。1930年7 月，
斯大林说：“每当资本主义的矛盾开始激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把目光投向苏联，
好像说：‘我们能否通过苏联这个苏维埃国家，这个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革命化的革
命堡垒来解决资本主义自身的部分矛盾，或者是所有矛盾呢？’这就是他们为何企
图对苏联进行冒险的进犯，搞武装干涉，而这种企图因为其经济危机而变得更加强
烈。”
1929年6 月，保守党人在大选中失败之后，随着以拉姆齐·麦克唐纳为首的第
二个工党政府的掌权，以及英苏复交，英国不再被苏联视为战争威胁的主要策源地。
战争的威胁，用斯大林的话说，是来自于法国这个‘所有进犯性的军国主义国家中
最有侵略性和最富有军国主义的国家”。当时，法国指责苏联对西方市场搞倾销政
策，于是开展了反苏运动，这就更增加了苏联领导人的担忧。1930年10月，法国工
商部长下令限制进口苏联商品并试图说服法国的东欧盟国也效仿此举。苏联以全面
禁止进口法国商品并公开谴责法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作为回复。“法国人的计划”，
人民委员会主席、未来的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说，“主旨在于对苏联进行
经济封锁，并以此做为武装侵略的准备”。
新的外来侵略的威胁，使得苏联加紧了对那些同外国人、尤其是同法国帝国主
义分子联手的国内怠工分子的打击步伐。1930年9 月22日，新闻界宣称，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发现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它以亚历山大·梁赞采夫教授为首，里面有
48名教授、农艺师及食品企业的领导人。他们都被指责为破坏粮食供应。第二天，
各个报纸的社论中都登载了各个劳动集体要求惩治反革命阴谋分子的会议决议， 9
月24日就公开宣布，所有据名阴谋分子都已被枪决。报纸上刊登了他们的声明中的
片断，声明中他们对自己的滔天罪行供认不讳。据苏联报界报导，在几百个劳动集
体中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工人们“对光荣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这把出鞘的革
命利剑，为清除这一肮脏的阴谋而作的卓越贡献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以后，几乎每次供应脱节，或是生产中出现某个大事故之后，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总能及时地披露一个“肮脏的阴谋”。在“一五”期间揭露的最大的假想阴谋，
是“地下工业党”阴谋。参加该党的有两千名工程师和计划工作人员，他们妄想推
翻苏维埃政权，先后同以法国为首的十来个国家的总参谋部串通起来，还同著名的
法国国务活动家莱蒙·普安卡雷、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以及其他一些国外知名人
士，如劳伦斯·阿拉维斯基、石油巨头亨利·德特尔金相勾结，当然，也同在巴黎
的妄想重返俄罗斯并恢复资本主义的俄国白色临时政府（据后来得知，这个政府的
两个成员在此之前已经死了）狼狈为奸。对由八个人组成的工业党执行委员会的公
审，是在曾以殿堂辉煌美丽而著称的贵族会议大楼内进行的。审判是在五十多万工
人和职员的震天吼声中开始的，他们在大楼外面踏着积雪高喊着“处死！处死！处
死！”。有声明说，帝国主义间谍的反革命集团随时都可能营救这些被告，并煽起
群众性怠工运动，但在年迈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向全世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进
行了热切的号召后，敌人的间谍放弃了自己的计划，于是战争的威胁消除了。
事隔半个世纪以后，克格勃仍不顾一切地坚持认为，工业党是“受西方间谍及
在巴黎的旧俄国大资本家的指使和资助的真正的地下间谍中心”。戈尔季耶夫斯基
不知道克格勃中曾有哪个工作人员认真对待过这种愚蠢之说。乍一看，五十年前，
即三十年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这一案件的态度是如此的无耻，而工业党一案从
头至尾都不过是假想之事。但事实上一切都不那么简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
人员确实发现一些存心不满的工程师和领导人员，对苏维埃政权怀有仇恨并和国外
的白色分子保持着各种联系。而总想在一切事情中看出阴谋的不治之瘾，使国家政
治保卫总局认定，此案一定和精心组织的反革命阴谋有牵连，而且其中帝国主义间
谍一定扮演着某种角色。于是，一部描写此阴谋的“剧本”便被这个集体“创作”
出来，并被搬上了“舞台”。为的是让苏联人民、共产国际中心的朋友以及国外的
进步力量引以为鉴。“阴谋分子”的“供认不讳”，使得斯大林的教育剧更具说服
力。1967年，一名当年在公审中的受害者后来曾向苏联检察长递交了一份经过发誓
的书面证词，讲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得到供词而采用的手段：
“有些人是因为得到补偿保证而屈从，而其他一些试图反抗的人在体罚手段下
“变得聪明起来’。……那些人揍他们的脸、脑袋。生殖器，把他们往地上摔，用
脚端，拍他们的脖子，直到头部供不上血才松手；他们被放在传送带上、不让睡觉；
被扔进单身牢房里——被扒去外衣，光着脚、扔进冰冷的牢里或是没有窗户的闷热
不堪的牢里……对于一些胆小的人来说，这种方法再加上相应的威吓就已足够了。”
那些参加了这些公审的人当中，很少有人对其真实性发生过怀疑。甚至是托洛
茨基分子，尽管他们也遭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迫害，也对“工业党阴谋”的存在
确信不疑。托洛茨基认为，这些“破坏专家”是受雇于国外帝国主义分子和出卖灵
魂的俄国流亡分子的。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地下组织的成员认为，工人们对“破坏
专家”的愤怒是“他们真正的革命热情”的有力证明。“红色无产者”工厂的一个
工人四十年后讲道：“工人们痛斥叛徒罪行的愤怒情绪我将永生不忘”
对工业党一案审判的结果却非常出人意料。在掌声和观众们的欢呼声中，法官
对五人做了死刑判决。两天后又宣布将死刑改为十年监禁。而后有几人还被秘密宣
告无罪释放。情况发生这样的变化，纯粹是由于经济原因。尽管新一代技术人员已
在培养中，但在“一五”期间，国家的迅速发展显出苏联经济对“资产阶级专家”
的明显的依赖性。在1931年初举行的工业部门领导人会议上，在工业党一案的诉讼
时期曾主持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的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作了发言，他强调了“慎
重对待那些诚实劳动的专家”的必要性。春天，委员会对一系列提出上诉的被流放
和被监禁的工程师的案子重新进行了审理。斯大林也在1931年6 月假惺惺地宣称：
“我们总是将‘对专家们的非难’视为、而且继续视为不良和有害的现象。”斯大
林号召“要最大程度地慎重对待那些毅然转向工人阶级一边、从旧学校出来的专家、
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很少在报纸上发表讲话的缅任斯基也在《真理报》的文章中
指出斯大林之辞的英明。他强调说，捷尔任斯基就经常尽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之所能，
来“保护专家们不受各类迫害。”
虽然对“专家们的非难”有所缓和，但并未由此结束“间谍恐怖症”。斯大林
和许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员继续认为，叛徒和国外敌人的反革命阴谋是暗中破
坏苏联经济这一长期计划的一部分。1933年3 月，维克斯地铁公司中有六名在俄罗
斯帮助搞工业建设的英国电气工程师，同一大批被指责怠工和从事间谍活动的破坏
分子一起遭到逮捕。的确，因工作关系，这些英国工程师是掌握了一些有关苏联经
济的情况（但这些情况用公司经理的话讲是“一般性质”的，它们在西方也可以轻
易就能得到），如果抛开这些因素，那么所谓的怠工也和以前的情况一样，不过是
假想而已。实际上，在前贵族会议大厦里进行的公审，事先都被安排好了。作为被
告的苏联人，对这种假想的犯罪活动同声供认不讳。他们就像一群被驯服的畜生，
专注地盯着检察长维辛斯基，并时刻准备恭顺地、无条件地执行驯兽员依靠手中的
鞭子所示意的最微小的动作。当公审行将结束，给他们最后陈述权时，所有的人都
请求宽大处理，并保证要主动赎罪，而且他们的话无论是风格还是表达方式，都很
像审理沙赫特事件时那些被告所说的话。
而英国工程师扮演角色就不那么在行了。据说，其中两人出庭前就把一切都向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交待”了，但开庭后两人又都推翻了自己的供词（当然，其中
一个后来又改变了说法）。另一个被告则在公开审理的时候，发表了前所未闻的声
明。他说，“指控是捏造的，其所依据的证词都是那些受威吓的犯人提供的。”所
有的苏联被告（除了一人）以及两名英国工程师被判处了不同刑期的监禁。英国政
府回之以贸易禁运作为抗议性报复， 而且禁运直到1933年7月，英国工程师被释放
后才解除。
“一五”期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仅领导了同工业生产中的破坏行为的斗争，
而且还领导了农村的集体化运动。强制的集体化运动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斯大林
所谓的“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了。因为富农是集体化运动的死敌，所以消灭
他们也就成了开展这项运动的重要条件。被称为“富农”的不仅是那些富足的农民，
还有所有带有反对集体化嫌疑的农民，甚至包括一些贫农，例如那些常去教堂的人。
最初对富农家庭户主的大逮捕，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于1929年底进行的。这些人后
来都被枪决了。然后，1930年初，又有几千户富农家庭被强行用运送牲口的平台火
车拉到西伯利亚荒无人烟的北极地带，任凭命运来处置他们。他们能否活下来，政
治局丝毫不感兴趣。迁移近一千万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来说确实是规
模太大了。为此，专门招募了两万五千名年轻的党员，组成了所谓的“二万五千人
大队”，经过两周培训后，便被派到农村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迁移富农、组建集
体农庄。这支大队对自己的正确性毫不怀疑，他们非常残酷而又卖力地同“制造反
革命阴谋、意在阻挠社会主义胜利的阶级敌人”进行了斗争。当年“二万五千人大
队”的一员、列夫·科佩列夫后来写道：“我当时坚信，我们是看不见的战线上的
战士，我们是在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