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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把自己在《泰晤士报》的工作以及完成梅伊交给的任务的情况作一汇报。为了
在西班牙加固自己的“防线”，菲尔比还找了个情妇，名叫弗朗西丝·利德塞一霍
格，外号称刘兔子”。在与英国男爵丈夫离婚前，她是个执著的钢琴演奏家。菲尔
比甚至在床上也伪装得十分巧妙。弗朗西丝小姐回忆说，他“即便和她很亲密时也
从不提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类的词语。”
岁末时，菲尔比成了当地的英雄，与他一起乘车的三名记者都被炸弹炸得奄奄
一息，而菲尔比只擦破点皮。他很谦逊地向《泰晤士报》读者报道：“你们的记者
被送到了急救站，在那儿很快地给头上的轻伤消了毒。而与此同时，富有自我牺牲
精神的西班牙军官还在抢救车上的其他乘客，虽然此时炮弹声仍不绝于耳。”3月2
日，佛朗哥将军亲手将象征着军人高尚品质的红色十字勋章挂在了菲尔比胸前。英
国议会唯—一名共产党议员维利·加拉赫尔在议会对此举还表示了抗议。菲尔比后
来回忆：“我在西班牙所受的伤无论对我的记者工作还是谍报工作都起到了不可估
量的作用。在此之前，佛朗哥的军官们总是严厉批评英国记者，他们认为英国人都
是共产党员，因为的确有太多的英国人战斗在国际纵队里。在我因伤受到佛朗哥亲
手授勋之后，我以‘受佛朗哥奖赏的英国人’而远近闻名。于是我面前的许多大门
都敞开了。”
据英国一位外交家说，“菲尔比几乎知道所有有关德国和意大利在佛朗哥军队
里的参战情况。”
菲尔比把从佛朗哥军营中搞到的情报转给法西交界处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
作人员。1937年夏，马雷派菲尔比去西班牙帮助刺杀佛朗哥的计划被取消了，这还
是在菲尔比赢得佛朗哥信任之前。
1937年7 月，马雷被召回莫斯科，政治清洗的狂热把怀疑的阴影投到了许多国
外处军官的身上。由于马雷过去笃信宗教，并且不愿执行恐怖活动，所以他更加招
致怀疑。叶若夫对他工作的高度评价和前一年斯大林对他的感谢，给了他一点儿能
顶住并去掉加在他头上罪名的希望。但某种奇怪的感觉强烈地促使他回家。他对伊
丽莎白·波列茨卡姬——伊格纳季·赖斯的妻子说：“他们要么在这儿，要么在国
内把我干掉。这样最好还是死在国内。”拒绝回国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回忆起马
雷曾对他说过：“作为一个曾作过神甫的人，我难道能相信什么呢？但我决定走，
至少这样谁也不能说‘也许这个神甫真当过间谍吗？’”在克格勃第一总局荣誉室
马雷的画像下赫然写着：“1937年末被枪决”。
马雷被处决以后，金·菲尔比几乎一年没与总部保持联系。马雷被召回时，菲
尔比协助刺杀佛朗哥将军计划的最后细节还未由莫斯科总部敲定，因此计划暂时延
期执行。刺杀计划至少部分地受到了解一些细节（其中包括“一个年轻英国记者参
与该行动”）的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叛逃的打击。而且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工作
重点上也有新变化。在内战的后几年中，消灭西班牙的托洛茨基分子成了比刺杀佛
朗哥更重要的任务。
如果马雷那时不被召回莫斯科，他也会在伦敦就地遭到逮捕。虽然英国安全机
构既不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外交部的渗透，也不清楚剑桥“五人组”被招募的情
况，但它的一个名叫奥莉加·格赖的间谍却获得了在沃尔维奇军火库的苏间谍小组
组织者佩尔西·格列京克的信任。这个佩尔西是共产国际的老牌间谍，先后在杰依
奇和马雷的领导下工作过。1937年2 月，格列京克让格赖在肯辛顿租了一秘密住宅。
两个月之后马雷来到这里，格列京克介绍他是“彼得斯先生”。他对奥莉加·格赖
说，这人是“曾在俄国骑兵队里打过仗的奥地利人”。8 月16日，当马雷被召回后
几周，格列京克与杰依奇来到这里，并把杰依奇介绍为“斯蒂文斯先生”。格赖答
应帮助“斯蒂文斯先生”把格列京克带去的文件拍照。她外语不精，判断不出“斯
蒂文斯”的国籍，而且，清楚他究竟是什么人。杰依奇与妻子当着格赖的面只用法
语交谈。
10月末，格赖注意到了杰依奇妻子拍照文件的登记号。于是，英国安全机构得
以查明，这是新型14英寸海炮的图纸。11月初格列京克通知，由于女儿生病，“斯
蒂文斯”夫妇返回莫斯科，“斯蒂文斯太太”打算留在莫斯科，而她丈夫在圣诞节
前也未必能回伦敦。格赖被要求掌握由“斯蒂文斯太太”带来的拍摄文件的相机的
使用方法，以便她代替斯蒂文斯太太来做这项工作。
与马雷被召回莫斯科的原因不同，杰依奇一家被召回与其说是由于大逮捕浪潮，
不如说是担心他们“防线”的可靠性。1937年夏，共产国际间谍、内务人民委员部
邮差埃迪特·季尤多尔一哈尔特遗失了记有杰依奇详细间谍活动的笔记本，几乎就
在同时杰依奇为保证其在伦敦固定活动点而建立私人有限公司的请求遭到了英国政
府的拒绝。不仅如此，他还被禁止在英国居住，并被带到警察局讯问他何时打算离
开英国。
1938年1 月，格列京克和沃尔维奇军火库的间谍小组成员被刑侦部特务机构逮
捕。这样，杰依奇回英国的希望更加渺茫了。如果英国安全机构和上文提到的特务
机构再机敏一点的话，他们就能同时把马雷和杰依奇都抓起来。但他们总期望着在
逮捕格列京克之前能再等到“更多、更大的鱼咬食”。英国安全机构中谁也不知道
1938年初内务人民委员部就打算把所有在伦敦的间谍头子和地下人员召回。与马雷
和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在伦敦的间谍头目不同的是，杰依奇夫妇并没有一回到
莫斯科就遭到枪决的厄运。杰依奇还在总部干了几年字迹及伪造品鉴定工作。在克
格勃第一总局荣誉室里杰依奇画像下这样写着。“1942年，在实施侦察行动时，伞
降到自己的祖国奥地利，当即被法西斯抓获并处以绞刑。”
1937年末，当杰依奇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有间谍从伦敦消失之后，“五杰”
和其他在英国的苏联间谍一时陷于无人管理和支持的局面。虽然一些“被抛弃”的
间谍还能时不时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联系上，但在1938年，对英情报工作基
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苏联向白厅渗透的第一阶段基本上以马雷和杰依奇被召回总部而告终。对这一
阶段的意义，许多人估计不足。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在于招募了两名密码
破译员——奥尔德姆和金，两名年轻的外交家——外交部的麦克林和克恩克罗斯。
他们所提供的情报无疑非常重要，而且他们还给予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总局汇编
处的密码破译员们以极大的帮助。当时出现了一个神话，好像密码就是由那些高明
的数学家破译的，而今天协助他们的是大型的情报计算机系统。事实上，大量的超
级密码和译码系统，主要是通过那些由侦察途径得到的情报而加以解密。在三十年
代，苏联密码破译员比他们西方的同事更广泛地依赖侦察的帮助。在外交部工作的
四名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他们既能使用与密码传递方案相媲美的普通语音来传递
英国外交电报、也可同时通过密码系统为自己人提供情报。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在
这方面没有那么多第一手材料，但完全可以做出结论：与破译日本密码电报的功绩
相比，苏联密码破译员对英国密码电报的破译同样功不可没。
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及第四局所遭受的劫难一样，大清洗的浪潮也没有放过苏联
截听机构。1937年末，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截听工作的总局汇编处处长格列布·博
基和他的副手、上校哈里克维奇被处决。博基被捕后，在他的住宅内发现了一个藏
有许多金银钱币的密室。他的继任者也没能干多长时间，一个月之后就被捕了。但
基层密码破译员们并没有像国外处同行一样遭到普遍的清洗。在领导中也有个别未
受到冲击的，如领导日本部的托尔斯泰——大概在处里工作最有成效——在他的位
子上安然无恙地干过了大清洗和二战时期。
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后来从清洗潮中恢复过来，并重新开始积极活动之后，它在
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间谍也立即富有成效地工作起来。二战期间，苏联间谍不仅在白
厅，而且还在英国情报机构内站稳了脚跟。
在整个三十年代，苏联情报机构对美国的兴趣要比英国少得多，但从另一个角
度说，间谍向那里渗透却也容易得多。和在英国相同，苏联对美的间谍活动，在战
前最大的成就是建立起无线电截听机构。二战前和二战中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几乎
充满了苏联间谍。可以说，没有一个大国能够摆脱像苏联这样的意识形态敌人的间
谍的密集渗透。1933年11月，美与苏建立了外交关系。那时美国还没有民用情报机
构，而军事情报机构又不能炫耀自己的人员编制情况。
美驻莫斯科第一位大使威廉·布里特1936年在给国会的报告中写道：“任何情
况下都不能向苏联派间谍。与共产党员打交道没有比绝对的诚实更有效或更不用诉
诸武力的办法了。”美国人所表现出来的诚实的确到了真正毫无戒备的程度。一位
布里特在莫斯科的同事后来回忆，1933年一1934年这个冬天，大使馆里没有密码，
没有保险箱，没有外交信使，甚至没有起码的安全措施：“我们用普通电报与政府
联系，我们的信件就那么众目睽暌下摆在桌上。”当大家都决定建立一个安全系统
时，才发现实在不适用。按布里特的请求，调来了海军陆战队士兵保卫大使馆。在
其他大使馆中还可能暂时没有这种先例。但内务人民委员部很快就用各种借口向这
里派了几个模样俊俏的女孩子。有一天，一位打扮入时的姑娘走到海军陆战队负责
人的面前，声称她是俄语教师，要到中士奥汀的房间上课。
使馆在斯帕斯大楼的官邸也同使馆一样轻而易举即可打入。博林（美国使馆的
第一批工作人员，后任大使）回忆说：“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动不动电话铃就响
起来，等你拿起话筒，又没人应声——明明能听到有呼味呼味喘粗气的声音，却又
令人费解地默不作声。”守门人谢尔盖狡黠地说，拨电话的是原外交部人民委员契
切林，他退休之后就疯了，孤身一人住在附近。虽然表面上谢尔盖像个正人君子并
且十分殷勤，实际上他是个奸细，他总在他那间经常上锁的卧室中偷听使馆情况。
1952年，傅林再次回到苏联当大使时，他向谢尔盖要房子钥匙。当然谢尔盖极不情
愿地交出了钥匙，而且是在一周以后，这期间所有设备早就被拆走了。谢尔盖也很
快被解雇了。
三十年代，大部分美国外交家根本就不知道苏联谍报机构是如何将间谍安插进
来的，至于无线电侦察更是一无所知。接替布里斯任职两年（1936－1938年）的约
瑟夫·戴维斯对此更是一窍不通。博林认为，“他去苏联时像个白痴似地对其国家
结构和意识形态毫无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