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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阴谋”理论的情报。而那些不能拿出英一法试图挑起苏一德战争证据的人，
就会被怀疑与帝国主义分子有牵连。接替国外处以前那批遭到“清洗”的、善于全
面独立思考的“老”间谍位置的是新一代工作人员，尽管他们对如何在另一个环境
中表现自我尚无足够经验，但他们却在竭力表现自己在发现和清除反革命阴谋的能
力，以期在仕途上有所发展。
阿布拉姆·斯卢茨基死后，1938年2 月他的副手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成
了国外处代职领导。施皮格尔格拉斯本人曾在西班牙领导过秘密战，在瑞士策划过
处决一个叫伊格纳季·赖斯的叛逃者。后来，另一个叛逃者、弗拉基米尔。彼得罗
夫回忆说，施皮格尔格拉斯是一个残忍的，但同时又是一个“举止得体，礼貌，实
干，头脑机敏，动作灵活”的人。和斯卢茨基一样，施皮格尔格拉斯也是个犹太人。
几个月后，他也被干掉了。当贝利亚1938年7 月以叶若夫继任者身份来到莫斯科时，
他还带来了自己的格鲁吉亚“执朝郎”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杰卡诺佐夫，
后来，这个“执朝郎”成了国外处的新领导。杰卡诺佐夫的外貌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身高刚过一米五O ，长着一个不大的鸟鼻子，几缕黑发横贴在那十分显眼的秃头上。
20年代初，他在高加索草营人命的经历为他赢得了一个“巴库刽子手”的名声。后
来这个名声又因他在“大清洗”时期担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一系列暴行
而愈发振耳。杰卡诺佐夫在国际事务中毫无经验，是国外处第一位从未出过国的领
导。但他比任何一位有经验的前任都要显赫、在苏联对外政策中所起到的作用都要
重要。两年时间里，他升至副外交人民委员、后来当上了驻柏林大使。
在慕尼黑会议之后，杰卡诺佐夫向贝利亚和斯大林提供了一系列情报，它们大
多是有关1939年1 月英国首相张伯伦在罗马进行谈判的一些传闻，莫斯科认为，它
们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并予以较高评价，李维诺夫曾对波兰大使说：“他得到了一个
可靠消息，好像张伯伦在谈判进程中试图触及‘乌克兰问题’，这似乎使人觉得，
英国不再把德国在此方向上的企图看成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莫斯科对英国企图挑
起德国进攻苏联的这些补充证据深信不疑，以至于李维诺夫的一位副手三个月后在
与意大利大使谈话中继续痛斥张伯伦的险恶阴谋。
正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外情报机构的情报最不受信任时，此机构在苏联制订对
外政策时的影响却十分巨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种渠道都被用来准备1938年与芬
兰和1939年与德国的秘密谈判。与此同时，在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把主要精
力用来对那些被称为反革命或亲西方的外交人员进行清洗， 这次清洗一直持续到
1939年。一位经历了这段时期的外交人员后来回忆说。“经常是你和一位同事约好
再见面时谈论一些问题，第二天就发现他不再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了一一他已被
捕入狱”。最引起贝利亚和斯大林怀疑的，是那些既熟知西方又富有经验的外交家。
逮捕活动甚至触及到了人民委员部领导阶层。原副外交人民委员H·H·克列斯京斯
也成了“人民之敌”。他在1938年2 月所谓的反“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
运动中被判枪决。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另一位副手鲍利斯·斯皮里多诺维奇·斯托莫
尼亚科夫工作时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同事们经常看到他脖子上围个湿毛巾
以缓解折磨他的头痛。每当工作日结束时，他长时间地洗冷水浴。但和克列斯京斯
一样，他也难逃脱被枪决的命运。
在慕尼黑会议和集体安全政策破产以后，李维诺夫本人担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时
间也屈指可数了。莫洛托夫后来指出“我们国家中就有一些鼠目寸光的人，他们只
有反法西斯狂热感情，却忘掉了我们（西方的）盟国的挑拨活动”。首先他怀疑的
就是李维诺夫，他认为李维诺夫整日沉施于集体安全的空想之中，反而对英法那些
企图秘密挑起希特勒进攻苏联的“统治集团”帮了大忙。1938年4 月，李维诺夫在
建议和英法谈判签订“反对侵略欧洲”互助条约后，最后一次努力试图把集体安全
体系变为现实。但就在那天，莫洛托夫接替李维诺夫的外交人民委员职务。在这一
变动后不久，前红色工会国际领导杰卡诺佐夫和洛佐夫斯基被任命为副外交人民委
员。虽然李维诺夫与自己的几个前任副手不同，他经过了大清洗，但为了彻底铲除
“李维诺夫残留分子”，由莫洛托夫倡议，在委员部内部成立了“精英”小组，贝
利亚和杰卡诺佐夫成了小组的一、二把手。当他们出现时，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穿着
便服，而杰卡诺佐夫则穿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制服。委员部的成员们要一个个经过
这“三人联盟”的挑选。他们自然是要竭力证明他们与人民的敌人毫无瓜葛，虽然
有时也有露马脚的时候。
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莫洛托夫脚踩两只船，就签约事宜进行着平行谈判——公
开场合与英法谈判，然后拘谨一阵之后秘密与德国谈判。无论在苏联，还是在英国，
人们对英一法一苏之间的谈判反应冷淡。张伯伦在私人日记中写道：“我对苏联的
真实目的十分怀疑，即使它真诚地乐意帮助我们，它的军事潜力也不足以令人信服。
”大概斯大林把与英法的谈判看作向德国施加压力、迫使签订和约的手段，或者是
一个双保险，即使与德签约无法实现，与英法的这种谈判也是最明智的决定、最成
功的选择。只有法国对迅速签订和约的必要性表示理解，因为它担心，英一法一苏
谈判一旦破裂，斯大林就会与希特勒缔约。
为使德国签约，内务人民委员部精心策划了“积极行动”。4 月14日，苏联大
使向德外交部提出议案几天后，驻伦敦的德国大使馆很容易就截收到一些英国外交
电报，并将其主要内容发给柏林。电文基本上都是有关英苏谈判进程的。奇怪的是。
在截获的电报中，也有一些解释不清的漏洞和失真。比如，电文中说，英法代表在
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更有利于苏联的条件，使得谈判取得了很大进展。而这远远超出
了事实，德国的情报机构是最不可靠的消息来源：德国专家无法破译英国外交电码，
而且可能在英国外交部根本就没有能够接近这些电报的间谍。唐纳德·卡麦隆·沃
特教授认为，“消息一定是来源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英国的情报机构”，只有
这种推测才是唯一令人信服的猜测，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在1939年4 月德国大使馆突
然地、而且是有选择地搞到了英国外交信件；为什么在德一苏签约前一周，情报接
收又突然中断。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冯、德·舒伦堡也同样获取了一些类似以加速
双边谈判为目的的情报。
内务人民委员部拍往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伪造电报来自一个或同时来自两个源
点。第一个源点是英国外交部联络部密码破译员、大尉约翰·金，1937年他被召回
前一直受特奥多尔·梅伊领导，虽不能肯定，但极有可能是在1938——1939年冬，
当内务人民委员部重新开始在伦敦行使领导权后，金又被重新使用。第二个源点可
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电子侦察部门，金·麦克林和克恩克罗斯在其中是中坚力量方
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奉送”给伦敦德国大使馆的情报，被公正地称为“最令人信服
的虚假情报的光辉典范”。但这一切最终并没有派上真正的用场。当希特勒备战入
侵波兰时，与斯大林签约的益处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纳粹魁首根本就不需要来自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协助”。在8 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如愿
签订。秘密备忘录预先规定，“当国家领土和政体需要重新考虑”时，苏联拥有对
东部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和比萨拉比亚（在罗马尼亚）的监
督权。这个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外交部和其他世界大部分国家措手不及。
两位独裁者对条约签订都欣喜若狂。签约后，斯大林举杯祝辞，“我清楚，”
斯大林说、“德国人民多么热爱自己的领袖。我们为他的健康干杯。他当之无愧。”
然后莫洛托夫为里宾特洛甫敬酒，里宾特洛甫也为苏联政府高举酒杯。仪式结束时，
斯大林对里宾特洛南说：“苏联政府对待条约十分严肃，我发誓保证，苏联绝不出
卖自己的伙伴。”当希特勒被告知签约之事时，他正在进午餐，他一下从椅子上跳
起来喊道：“我们赢了！”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一周，即10月1日，德军以150万兵力跨过波兰边
境。10月17日，当波兰人英勇地、但已无望地抵抗法西斯军队时，苏联将军队开进
波兰国土东部，希望从这块大蛋糕上分得自己的一块。当苏德两军部队相遇时，这
对新盟友互相表示友好，互相敬酒祝辞，有些地方还举行了联合阅兵。波罗的海沿
岸国家还被仁慈地给予了九个月的有限独立机会。但代价也是昂贵的，所有国家都
不得不同意苏联在其领土上布置军事基地。当爱沙尼亚同意苏联这一要求后，斯大
林安慰他们的代表团说，“我敢说，爱沙尼亚代表团作出的退让是明智的……因为
在波兰发生的悲剧，可能会在你们身上重演。”
在被红军占领的领土上，内务人民委员部迅速组织了公民投票，投票中好像居
民都赞成与苏联联合。
尼基塔·赫鲁晓夫当时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当时波兰东南部
领土以“西乌克兰”名义归人乌克兰版图。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起内务人民委员部这
一令人瞩目的戏剧性成就（很明显，并没有任何故意讽刺的意思）：
“我们选出了代表团去参加利沃夫的代表大会……大会在巨大的、令人鼓舞的
政治热情中进行了几天。我没有听到一句怀疑建立苏维埃政权必要性的话语，发言
者们逐一带着喜悦、激动心情发言，说他们心中的梦想就是加人乌克兰苏维埃共和
国。对我来说，看到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开始理解马列学说当然感到无
比欣慰……虽然逮捕还在继续，但我们认为这是为了巩固苏维埃国家和开辟在马列
主义原则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盖世太保在德国占领的波兰领土上追捕“种族敌人”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则着
手追捕“阶级敌人”。1940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制定出十四类被驱逐出境的对象。
十分有趣的是， 托洛茨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异端者被列人第一类， 名单内还包括
“曾出过国”或“与外国代表有联系”的人。这一范围包括的面太广了，其中甚至
还有世界语专家和集邮家。大部分被驱逐者由社会上层代表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构成：
政治家、公务员、军官和警官、律师、地主、商人、店主、神父和“积极的教民”。
和纳粹德国安全机构、盖世太保一样，内务人民委员部之所以这样做，如后来弗拉
季斯拉夫·安德烈斯所说，是为了“使社会失去领路人”，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