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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全史-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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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土耳其驻苏领事馆就给两名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专家”签发号护照,两
人以外交信使身份赴土。9 月22日,伦敦的苏联情报机构决定,沃尔科夫事件必须
由菲尔比亲自处理。由于路上耽搁,菲尔比到9 月26日才抵达伊斯坦布尔。按照后
来西方的说法(这是菲尔比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故弄玄虚使西方产生的误解),
“几星期后沃尔科夫被带出伊斯坦布尔”。实际上,沃尔科夫和他的妻子在菲尔比
到达两天前,就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那两名特务人员用毒药灌晕后带上了飞机。
    在回忆录里菲尔比还回忆道:在返回伦敦途中,他是如何沉静自若地打着报告,
试图列举沃尔科夫叛逃企图失败的各种原因,诸如嗜酒,麻痹大意,国家安全人民
委员部的人对他的住宅窃听以及决定临时变更等。“另一种解释是有人预先警告过
俄国人会反叛——这更是无稽之谈,不能写人报告里。”古琴科叛逃后没过多久,
沃尔科夫事件的始末又搅得菲尔比心神不定。因为生怕事情捅大,于是他决定在自
己的报告中尽量贬低沃尔科夫的作用。当这份报告的副本送到总部后,莫斯科也真
的开始不安起来。
    菲尔比对沃尔科夫叛逃企图所做的解释是, 沃尔科夫是个“叛徒” ,而他的
“叛徒”企图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及时发现。菲尔比急于低毁沃尔科夫提供的有
关苏联情报人员打人内部的情报,因为这些情报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菲尔比还不
厌其烦地试图说明沃尔科夫许诺提供的情报是不可靠的。他一方面说明了苏联近两
年来在破译英国密码的工作中取得的成果,一方面又对沃尔科夫不能提供详尽情报
表示惊奇。菲尔比贬低沃尔科夫价值的愚蠢想法同后来他在莫斯科写回忆录时采用
的说法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菲尔比到情报处之后第一次受到彻底失败的威胁,他
因此而惶惶不安。其实那时他根本没有被怀疑,沃尔科夫事件也没有威胁到他。直
到1951年伯吉斯和麦克林叛逃,专案文件被公诸于世后,他那些对沃尔科夫价值的
贬毁之辞倒成了指控他有罪的证据。
    战后莫斯科总部在西方开展活动的最大潜在威胁,来自战争最后一年密码的安
全性失去保证。1944年,美国战略情报局从芬兰人那里搞到了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长达1500页的密码本。尽管由于罗斯福总统的干预。原件
还给了俄国人,但副本还被多诺万留下了。密码本本身对西方的破译人员并无太大
意义,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给每封信函加密时,每个词甚至每
个字母均用这个本子中的一个五位数字表示,而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国外的加
密员还要在每组数字中加人从一个“粉红色笔记本”中任意选出的五位数字。“粉
红色笔记本”在莫斯科还有一个副本。如果按照总部的指示每组数字只用一次的话,
那么破译该密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战争最后一年从美、英发回的秘密情报数量
庞大,因此情报机构有时也重复使用“粉红色笔记本”。据说这名违反规定的密码
员后来被枪决了。 战争快结束时, 又发生了两起违反密码制度的事件,结果使得
1944年联邦调查局截获并破译了几份由纽约发给莫斯科的情报。伊戈尔·古琴科叛
逃后,于1945年向美透露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及情报总局运用的加密方法。
    1948年,卓越的密码专家梅雷迪恩·加德纳在破译苏联密码方面取得了重大突
破。加德纳曾在美军的安全事务部工作,该部一年以后改组为武装力量安全事务部,
即1952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加德纳是著名的语音学家和密码专家。据说他
在战争期间3 个月内便掌握了日语,开始和日文电码密码打交道。1948年,他成功
地破译了战争最后一年由莫斯科总部发出及发给总部的几段密码。联邦调查局的罗
伯特·兰波见过他一面后对他的印象是:“他是个少言寡语的高个儿青年人,样子
有些笨拙,一看便知是个知识分子,他很少谈及自己的工作,生怕超出了联邦调查
局从破译情报中得知的内容。”在其后几年中,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几千份密码
文件被破译,这些文件代号为“维诺纳”。有关“维诺纳”的秘密及加德纳的破译
方法,是1948年美军安全事务部加密员威廉·威斯巴恩德出卖给苏联人的,此人于
1946年被苏联国家安全部策反。后来他被美国法庭缺席判了一年徒刑,但对他从事
间谍活动的指控却没有进行审判。因为美军安全事务部和它的英国同行政府联络总
部都认为“维诺纳”是绝密,即使不公开审理也要冒极大的风险。
    莫斯科总部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维诺纳”对它的间谍网来说,是一颗具有
巨大潜在破坏力的定时炸弹。既然不清楚哪些情报被破译,炸弹何时何地将被引爆
也就不得而知了。金·菲尔比在1949年成为英情报处驻华盛顿的联络官员后,解决
了一部分问题。梅雷迪恩·加德纳后来沮丧地回忆说,菲尔比总站在他背后,吧喀
吧喀地吸着烟斗,神情兴奋地监视着苏联情报的破译过程。直到1951年6 月离开以
前,菲尔比利用自己接触“维诺纳”的机会,及时地预先提醒总部,哪个情报人员
正面临危险。
    即使是在遥远的澳大利亚, “维诺纳” 也给苏联情报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
1943年在堪培拉设立第一个苏联公使馆之前,澳大利亚基本上没有引起苏联的兴趣。
但后来,在谢苗·马卡罗夫领导下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外处很快渗透到澳大利
亚外交部。该外交部成为苏联获取英澳两国机密文件(包括总参谋部的机密文件)
的重要来源。其间有两名马卡罗夫的重要情报人员就是因“维诺纳”被发现的。
    1948年初,军情五处的一个工作小组来到澳大利亚调查有关苏联情报人员渗透
的事件。当时由珀西·西里多任组长,成员包括未来的组长罗杰·霍利斯。为了保
住情报来源,他们在堪培拉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是从在苏联情报部门卧底的英国间
谍那儿得到消息的。外交部第一个被“挖出”的是吉姆·希尔,根据“维诺纳”查
明了他的代号为“旅行者”,他的兄弟是一名共产党员,律师。在“维诺纳”的帮
助下调查人员确定了希尔发往俄国的电报编号,这样就可以证明他有罪。这次的截
获成功也导致了另一名代号为“布尔”的间谍的暴露,他是一名共产党外交官,吉
姆败露之后他由外交部去了联合国,之后在布拉格请求政治避难。冷战期间,苏联
对澳大利亚内政外交机关的渗透未能重整旗鼓。1954年叛逃的驻外克格勃头子弗拉
基米尔·彼得罗夫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他领导的间谍组织取得的成绩微乎其微。
    西方情报人员复员,苏联间谍叛逃及“维诺纳”的成功破译给苏联情报工作带
来了巨大损失,并在两个相关领域里,使莫斯科总部陷入极大的恐慌。
    首先是向“主要对手”高层渗透间谍。冷战时期的那代人不再相信所谓“苏维
埃万岁”,而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这一口号曾鼓舞过成千上万才华横溢的美国年
轻的理想主义者。战争后期苏联曾成功地向华盛顿下层甚至中层权力机构进行渗透,
这目前已为世人所知。那时著名的间谍包括美国国务院的埃尔德热·希斯,财政部
的德斯特,怀特,情报部门的敦坎·恰普林·利以及白宫的洛奇林·卡里。但后来
这些岗位上便后继乏人了。而且直到现在再没出现过像加利·霍普金斯那个层次的、
虽然不是有意识的但却给苏联情报工作带来极大益处的“间谍委员”。
    1947年7月中央情报局成立在即, 美开始广泛实行更为行之有效的审查措施,
这使得大批间谍打人战略情报局的那种情形一去不返了。从威廉·威斯巴德起,给
美情报部门造成重大损失的,已不是那些渗透间谍而是无线电截获及密码破译。招
募间谍又由于首批苏联派往华盛顿的间谍头自工作不力而问题重重。格里戈里,格
里戈里耶维奇·多尔宾即便是在患精神病之前就对工作一窍不通(总部认为这是梅
毒后遗症),所以1948年他被召回。他的继任者是格奥尔夺亚历山德罗维奇·索科
洛夫。此人在1947年苏巴(巴西)关系破裂前是里约热内卢的间谍头目,后来被愤
怒的人群用臭鸡蛋和烂番茄赶出了巴西。1949年他同多尔宾一样因为工作不力被召
回。
    莫斯科总部的另一块心病则与核武器研究有关。1945年8 月美国对日本使用原
子弹,这使苏联感到对手已在军事上占了优势,于是挖掘原子秘密便成为苏联情报
部门的首要任务。轰炸广岛之后,斯大林在克林姆林宫召见主管武器装备的人民委
员鲍里斯·利沃维奇·万尼科夫和他的副手,同他一起被召见的还有科学家伊戈尔
·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他当时领导原子武器研究工作。斯大林对他们说:
“同志们,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们提供原子武器!你们
知道轰炸广岛震动了全世界。(力量)平衡被打破了!苏联一天没有核武器,来自
西方的巨大危险就随时有可能危胁苏联。”
    在这次谈话以前原子武器研究方案全权由莫洛托夫监督实施。但谈话前几个月
库尔恰托夫给贝利亚写了张便条,批评莫洛托夫办事拖拉并请求帮助。便条是手写
的——库尔恰托夫不敢把这么机密的东西交给打字员。但他的目的达到了。广岛原
子弹爆炸后斯大林把监督方案实施的权力交给了贝利亚。
    领导班子的更换很快产生了效果。库尔恰托夫的助手、伊戈尔·戈洛温教授回
忆说:“贝利亚的领导才能在那时是有目共睹的。他精力过人,不开长会,处理问
题很果断。”在他的指示下,原子武器研究项目只用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劳改犯。
戈洛温解释说;当时科学家们很少考虑到他们正在使用奴隶劳动。他说:“那时我
们脑子里只想着尽可能在美国轰炸我们之前搞出我们自己的原子弹。面临新的原子
战争的恐惧压倒了一切。我们的同龄人可以证明这一点。
    也确有一些科学家对贝利亚的领导方法持更多的批评态度。伟大的物理学家彼
得·卡皮察(后来获诺贝尔奖),就曾在1945年10月25日请求斯大林允许他离开研
究工作。他说:“没错,指挥棒是在贝利亚同志手里。但第一小提琴总该由科学家
拉,因为小提琴将给整个乐队定出基调。贝利亚同志的最大不足是,作为指挥不仅
是挥挥指挥棒,还要懂音乐。而这正是贝利亚同志所欠缺的”
    卡皮察写道,贝利亚只是一味想模仿美国原子弹的构造。卡应察坚持,苏联科
学家应该研究一种自己的、更为经济便捷的制弹方法,当然这些建议毫无结果。”
    卡皮察抱怨贝利亚总是热衷于抄袭美国人的方案。1945年俄国人手中已有大量
有关广岛、长崎两枚原子弹的秘密情报,但贝利亚还在得陇望蜀,并由于战后这方
面资料供应的减少而闷闷不乐。同年9 月古琴科叛逃西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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