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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由第八总局负责，领导人仍是舍韦廖夫。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解密人员不像他
们的英美同行那样拥有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设备。比如，美国国家安全局从1952年
建立伊始，便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数据库。尽管苏联的电子侦察在技术方面落
后于西方，但它有另外两个优势弥补了这一不足。首先，它控制着苏联数学家和程
序设计师中最优秀的力量，他们中的不少人时至今日仍时常被召去为克格勃和情报
总局工作。无论是美国安全局还是英国政府联络总部都不可能招募到如此雄厚的力
量。其次，苏联的电子侦察来无疑问大大受益于谍报侦察，实际上重大的破译工作
过去和现在都有赖于间谍收集到的电码、密码。冷战期间向大使馆进行渗透像往常
一样给了苏联破译工作很大帮助。莫斯科最感兴趣的还是它的“主要对手”的使馆。
虽然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在对待苏联人的监视方面已不那么幼稚，但对冷战高潮
时期驻苏联使馆的安全保障的认识仍处于原始状态。1952年乔治·凯南被任命为美
驻苏大使抵达莫斯科，他发现自己的府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一切，在它
的威力面前，我，我们所有的人都孤立无援”。这只无形的手属于外宾服务局。该
局为各外国使馆公开招聘服务人员，它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第二总局（反间谍局）
的一个分支机构。外宾服务局的人会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刻意外地出现。到莫斯科几
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凯南和妻子被一阵从紧靠卧室的走廊传来的隐约声响弄醒，凯
南走出卧室，“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仔细看发现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妇人。‘你是
什么人？’我问，回答是：‘新来的看门的’。”
自从1940年大使馆里发现几百个窃听器之后，便开始对使馆进行定期检查，但
再也没发现类似的“小甲虫”。凯南不得不认为这是因为国家安全部有了更完善的
电子窃听技术，而不是由于使馆的警戒加强了。1952年9 月从华盛顿来了两名专家，
他们开始仔细检查大使馆的建筑及大使官邻。专家请凯南坐在自己的办公室中大声
朗读一份旧的外交呈报，他们希望用这种方法使隐匿的窃听装置工作起来。突然一
名专家开始用十字锤猛力敲打带有美国国微的镶板后面的墙壁。在一无所获的时候，
他一脚踩在镶板上。突然，他带着胜利的喜悦在碎片中找出了一个铅笔形的窃听器，
它把凯南所讲的每一个字都传给了使馆大楼以外的监听者。第二天早晨凯南发现国
家安全部的保安和苏联服务人员的脸色都变得格外阴郁，“充满了仇恨、敌视的气
氛，让人透不过气来”。但不管怎么说，防止国家安全部窃听的保卫措施已远远超
出了国务院历来的规定，以至凯南自己也不知道破坏窃听装置这决定性的一步走得
对不对。甚至事隔20年后，当他撰写回忆录时仍旧有些怀疑：“一名大使能把自己
卷人这样一场恶作剧吗？但假如我不这样做，或许我的政府会因为我的疏忽而怪罪
于我？时至今日我还不知道对这些问题该如何做答。”
正是因为国务院反对，1953年以前中央情报局一直没有获准在驻莫斯科大使馆
派驻代表。中央情报局莫斯科分部的工作出师不利，第一任间谍头目爱德华。艾利
斯·史密斯就被来自国家安全部的女仆勾引去了。后来他向凯南的下任博列思承认
一切，羞辱地回国了。当时任中央情报局一个分队作战科科长的彼尔·德西尔负责
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他认为“史密斯的工作不但没带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而且
有不少是杜撰出来的”。除了史密斯外，至少还有12名使馆工作人员承认自己同国
家安全部（克格勃）派来的“乖宝贝”有过风流韵事。他们还说这些“乖宝贝”为
了招募他们做国家安全部（克格勃）的间谍，竟把他们鬼混时拍的照片拿出来相威
胁。博列思后来说：“所有这些人都在24小时内被遣送回国。”
1953年在柴可夫斯基大街开始营建一座新的美国大使馆。施工过程中美国保安
人员整日在工地上值班，以免在楼上两层安入窃听装置。但这种值班没有丝毫意义，
因为晚上就撤岗了。博列恩在回忆录中解释说这是由于不经意（很明显是他自己的
粗心大意）和出于“省钱”的考虑。1964年克格勃的叛逃人员尤里一公先科的证词
帮助在大使馆找到了40多个窃听器。它们被藏在暧气片后面镶衬墙壁的竹筒里，这
样金属探测器就无法发现。博列恩极力对这次使馆保安工作中的失误轻描淡写。苏
联窃听了两层楼的房间，而这些地方博列思曾认为“是莫斯科最保险的地方”。它
包括大使办公室，密码室和中央情报局的驻外机关。但他还一再说，这也并未说明
“俄国人探听到了什么真正的秘密。”这种不负责任的结论是与建造使馆时他撤掉
夜岗的盲目乐观相联系的。当然，使馆人员比以前机警了，他们意识到苏联人电子
间谍手段的危险并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可还不能说所有的使馆人员都是谨慎行事
的了，在博列恩任大使期间，12名工作人员承认自己与形形色色的克格勃性伙伴做
爱时被拍照，然后他们被先后遣送回国。但总体上说美国使馆的保安状况不比其他
国家的代表机关差，而且要想破坏美国外交官的名誉，并不比破坏其他国家外交官
的容易。在莫里斯·德让任法国驻莫斯科大使的8年间（1956196年），他和法国空
军武官路易·吉博都被克格勃的“乖宝贝”勾引。这是第二总局（反间谍局）的奥
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亲自指挥的一次周密行动。德让被一名装扮成勾
引者吃醋丈夫的肃反工作人员毒打，而吉傅则被示以他们惯用的床上照片。但这次
诡计没有成功，格里巴诺夫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吉博自杀了；在克格勃对大使进
行真正的敲诈之前，那个被用来勾引他的姑娘跑到了西方，并把这次行动的实情统
统说了出来。
冷战高潮时，驻莫斯科的大部分外交机构都被安装了窃听器。其中包括西德使
馆。尤里·诺先科回忆说，50年代末，大概是打算将来写回忆录之用，大使先生每
晚口授一份当日大事纪，其中还包括同波恩及北约各国大使的通信，他没想到他是
对着克格勃的麦克风口授一切的。两小时之后，“回忆录”中有价值的摘要草稿就
原样呈放在赫鲁晓夫的办公桌上、克格勃的“大使”行动不仅局限在莫斯科，在其
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同样有针对头号及二号对手采取行动的可能。在匈牙利情报
部门协助下克格勃成功地打入了驻布达佩斯的美国使馆。
在很多情况下国家安全部（克格勃）工作人员都能成功地直接进入外国代表机
构驻地。据诺先科回忆般照斯大林时代留下的传统，每次这样的“拜访”都需要赫
鲁晓夫亲自批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行动是对日本使馆的秘密造访，其结果是密码
处的工作人员把使馆保险柜的号码和日本外交密码透露给了克格勃。在几个大国的
密码中被苏联解码人员破译最多的是日本密码，而且从20年代起就是如此。70年代
克格勃成功地收买了一名日本外交部解密司的工作人员。此人同他20年前在莫斯科
使馆工作的同行一样早就有意合作。用同样的方法克格勃接触到了瑞典使馆保险柜
中的文件和密码。一个“乖宝贝”勾引住夜间值班员，又用大块大块的肉把狗引开。
50年代初从克格勃叛逃的伊利亚·吉尔科韦洛夫参加过其他成功的行动，曾潜人了
土耳其、埃及、叙利亚、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的使馆。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奖励
给我们刻有名字的表并被授予名誉肃反人员的称号。”
将来有一天，当所有的秘密档案都已公开，再来仔细研究那些在克格勃和情报
总局间谍全力支持下破译出的截获的外交文件。将会有助于从新的角度看冷战时期
及冷战以后苏联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目前还不能准确确定，克格勃和情报总局通
过电子侦察得到的大量情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过程。其实在克格勃，除去
主席和第一、 第八总局局长， 未必有人能接触致全部电子侦察得来的外交情报。
1969年电子侦察由重新组建的六局接替八局实施。冷战时期，克格勃的叛逃者无一
例外地都只能偶尔接触到一些电子侦察到的情报。戈尔季耶夫斯基所看到的克格勒
档案中的材料，实际上对已经公开的情报没有任何新的补充。或多或少可以这样认
为；大部分情报都是截获来的，截获稿都保存在解密档案中。实际上第一总局的任
何人都无法接触到这些档案。除了克格勃的最高级官员外，所有人员只有在被认为
是出于公务需要时才会被示以这些截获来的情报。
冷战期间这些电稿被抄写在薄而透明的纸上，存放在一些大一“红夹子”中。
1954年从第一总局叛逃到西方的彼得·杰里亚宾回忆说，大概每周两次在他们处的
处长办公室里他能看到“红夹子”中的一些截获情报。比杰里亚宾晚10年逃到西方
的第二总局的尤里·诺先科说，每次办事员把“红夹子”送来，并站在身后直到他
把获准了解的内容读完，摘录是不允许的。杰里亚宾和诺先科都曾回忆说，他们看
到过从各西方国家截获来的情报，而且有些是通过安装在大使馆的窃听装置截获的。
美国人和英国人认为法国人的通讯保密水平尤其差劲。彼得·赖特说，1960年他亲
自冒充接线员，在驻伦敦的法国使馆安装了一些窃听装置，以使英国政府的通信联
络总部，能够解译出经过一流加密处理的法国外交电文。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结束以
前，克格勃也始终卓有成效地窃听着法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内的谈话。杰里亚宾还回
忆说，他在“红夹子”里看到过截获到的有关西德、意大利和比利时的情报。1954
年叛逃西方的尤里·拉斯特沃罗夫和诺先科则说，见过大量被破译的日本函讯稿。
谈到从“主要对手’哪里破译的情报，则或许是数量少些，或许是更加保密，更可
能两种情况兼而有之。诺先科说只偶尔看到过从美国截获的情报，而杰里亚宾则一
份未见到过。按诺先科的话说、在破译英国的通讯内容中取得了“一定成绩”，却
提供不出具体的例子。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冷战期间克格勃叛逃者所能接触到的截
获情报，在整个电子侦察活动中仅仅是沧海一粟而已。
1958年任克格勃主席的谢罗夫的活动，遭到两个善于钻营的赫鲁晓夫宠臣的批
评。他们是曾经动员几十万年轻人去实现赫鲁晓夫垦荒计划的、苏联列宁共产主义
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谢列平和克格勃在列宁格勒的尼古拉·罗曼诺维奇·米罗诺夫。
他们认为克格勃应该起更大的作用，这给赫鲁晓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奖励他让
两人都进人了中央委员会。说到谢罗夫，他也确有一个“屠夫”的绰号。1956年春，
他到伦敦监督对即将到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保安组织工作，
报界愤怒的言辞迫使他赶快溜了回来。他在同年镇压匈牙利革命中所起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