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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的战争思维外化形式的最高境界。一定条件下适用的战争基本规律，在新的战争到来之前就产生出科学预见。
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未来战争的复杂性，即多元性、多变量、多样化将使未来战争变成光怪陆离和难以捉摸的魔术场，另一方面大大增加了人们的预见力和控制力，奔向未来的骏马是不会脱缰的，随着人类能动性的提高，人们不仅能够循着历史的轨迹去预测未来战争，而且可以根据发展的趋势，去设计未来战场。
科学技术几乎给了今天军事家这样一种方便，未来需要打什么样的仗，就可以产生出相应的手段。而战争机器又反过来成了发展科学技术的助推器，军事家通过对未来战争的设计，也为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目标。溶为一体的军事与科学，使得人们可以自由设计未来战争。战争成了一种纯粹的技术竞争和理论挑战，成了一种真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动力和杠杆。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大大扩散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军事家似乎不再囿于现有装备的硬壳去思索制胜之道，而是根据自己的意志去要求科学家制造出满意的新兵器。“皓首穷一经”的研究方式难以适应剧变的战争指导艺术。战争将由人力、机械力的搏斗，发展到物理能、化学能乃至人造智能的搏斗，军事抗争实际上是科学技术的比赛。科学技术是各国在精兵之路上高技行驶的火车头。
同时，对战争与科技关系，我们要具体历史地分析，战争活动虽可促进科技，尤其军事科技为一般科技先导，但战争对科技发展也起消极作用，它通过破坏社会生产和文化建设进而影响或极大削弱科技。四、文化·意识·战争
（一）社会文化与战争的关系
“文化”源于拉丁文的cultura ，指由人为的耕耘、培养、操作、教育而发展出来的东西，相对于自然存在事物而言。这种价值观念流或行为规范丛是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通过社会传衍而来的“人工自然”要素，它标志一定社会区两个文明发展水平，各式各样形态的事物复合体所形成的社区的特定组织结构和生活方式。文化是人的意识发生的直接机制、人类追求和实现自由的手段，它一般蕴涵四个层次：反映文化整体水平的物质文化的器物层次，即人们因生产、生活和求知的需要向制造并使用的各种特定的工具、器具和物品；其文化整合中新的因素引起传统文化自身的根本性危机——“文化过敏”，连接意识和活动的中介为个性发展的主要因素，决定文化整体更迭，实现社会凝聚含即一切制度化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自身内心认识综合软件的文化外化的精神智能层次，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自然及社会的经验和理论；人的思想、情感、意志的综合表现，认识能力和认识结果的体现心理积淀的文化内化的价值规范层次，即处于文化深层的特质核心的难易变更的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如道德、风俗、习惯等），其直观研究方法导致天才的猜测与舛误的交织，囫囵思辩流的混浊为求知而研究无实用目的。
任何一种成熟的文化都必然孕育出印有这种文化特殊胎记的战争，文化乃战争演进的调节器，战争指针摆动总与文化母体提供的时代区域条件息息相关。
１．战争是民族、国家间的社会文化冲突
不管是用自然性来解释战争，还是用社会性来说明战争，其战争理解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是否把战争作为社会文化现象来考察或从文化角度来剖析战争本质。文化是人的战争意识发生的直接机制，战争活动形成的根本原因、具有意识的战争活动直接依赖于符号的创造和运用，文化是战争活动与战争意识的中介。
社会是文化利益凝聚成的，远比血缘关系结合至关重要。大多数情况下，人类集团并不是什么种族，而只是社会。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对抗，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由种属关系所引起的，均非生物学意义上的对抗，而纯粹是文化上的对抗。人类社会发生战争的根源虽然纷繁复杂，但从内容到形式与动物之间的相互争斗有着质的区别。动物物种之间的争斗是一种本能的冲动，而人类战争则是受属于有意识人的控制，人能够制造武器并使用武器，还可以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行战斗，而这动物是望尘莫及。只有把人类文化行为与动物的本能作用区分开来，才能揭示战争本质和找到消灭战争的可靠途径。如为获取更多奴隶和土地的侵略、掠夺与讨伐“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两者虽然动机不一，但体现的是文化对抗。
战争可以说是文化冲突和对抗的最激烈形式。战争基于文化（尤其是政治经济文化）冲突基础上的暴力对抗，它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命题一致，差别仅在于从文化角度分析战争的根源和本质，其涵盖性较之后者要大得多。唯其如此，它不仅有助于解释阶级社会中的战争现象，还有助于解释非阶级社会中的战争现象。
人类文化最危险的成果——战争，其消灭和控制，有赖于文化上的努力。也就是说，唯有物质文化极其丰富，制度文化极其完善，精神文化极其发达，思想文化高度发展才能消灭经济利益对立，满足人类充分需求，确立共产主义制度，从而筑起永久的和平屏障。
２．文化是战争演进的调节器
透过战争演进的历史事实，不难看到它的演进与文化的发展显示出某种内在联系。可以说，文化是战争演升的调节器。
第一，战争的性质与文化。蒙昧时代的战争起因比较简单，性质也不复杂，主要是氏族和部落之间为了争夺经济资源，如水源、草地等，以及婚姻的掠夺和血族的复仇而引起暴力冲突。当人类社会由蒙昧时代经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战争性质就复杂了，阶级、国家、民族和政治集团等不同的社会文化组织、阶级社会各个政治集团组织利益和关系的复杂化，导致产生了这些集团组织内部和外部的战争性质的复杂化。说穿了，战争是社会文明的不断进化所致。
第二，战争的工具与文化。战争工具从冷兵器经热兵器到热核兵器，每一步都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文化的进步，是社会文化在战争领域的具体体现。新的生产力是军事上每一种新的成就的前提。战争规模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正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战争赖以进行的物质手段。“装备、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２０６页）
第三，战争的破坏与文化。原始社会战争的破坏性主要体现在对人员（战俘）的残酷杀戮上，其主要原因也是当时物质文化不发达，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能劳动生产的东西，还没有超过维持劳动者生存的需要的数量，是为生计所迫。原始作战工具的简陋，作战性能低下，战争时一般是双方人员的直接的肉体搏斗因而战争不会象今天这样大规模的杀人毁物结果。进入文明社会，战争性质发生质的变化，以掠夺财富和阶级奴役为战争主要目的，战争中的被俘人员不再全部被杀掉，但是，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反而更重。越是文明时代战争，结果越不“文明”。例如，２０世纪以来战争死亡超过一亿人至于对人类用血汗和生命创造的文明成果破坏，更无法用金钱计算。同时，社会文化程度的提高，战争破坏构成也日趋复杂。
第四，战争的样式与文化。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中的运用，必将导致新的作战武器的产生，而新的作战武器的出现又会引起军队结构和战略战术的变化。战争样式伴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而改变。有关这点已在本节第三个大问题中有叙述。
第五，战争的演进与文化。战争是一种动态的文化交流形式，（相对于驿寄梅花、鱼传尺素静态文化交流），而且在历史上产生过特殊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它为迁徒、贸易、传教、殖民、旅游、留学、图书往来、外交等或更为重要的世界文化交流的途径。一连串的战争促使华夏和夷、蛮、戎、狄各族及其文化大融合，终于使中国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流大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十分漫长的艰难道路，它的主要完成形式，并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和亲”、“通婚”之类的友好手段，而主要是暴力尤其是战争征服。这种征服打破各民族的封闭状态，并把落后民族卷入先进生产力和文明体系，融合先进的和落后的文化发展模式，给行将衰落的先进民族注入新的生机。例如恩格斯说的处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日尔曼人对罗马帝国的征服、北魏孝文帝在战争胜利后所采取的汉化政策。
“战争使最文明的、文化最发达的国家陷于饥饿的境地。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巨大的历史过程的战争又空前地加速了社会的发展。”（《列宁全集》第２６卷第３６５页）当我们研究战争积极效应时，主要是着眼于战争所带来的历史效果——确实在促进世界文化交流中起到了作用，但从战争动机来说，这种积极作用却并非战争发动者之目的，而是一种伴生作用，甚至是战争的“副作用”。例如，西方殖民主义者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把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目的绝不是要发展中国文化，而是为了奴役和压迫中国人民。战争是以“恶”的形式充当历史文化进步的推动作用，没有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战争的双重作用即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一方面刺激与军事相关的科学部门的发展，另一方面对社会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例如，出于战争迫害人才；重视军工、轻视其它，结果导致经济畸形发展。
（二）社会意识与战争的关系
社会意识是社会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民族、阶级、集团的思想理论和感情情绪的总和。其中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是最基本的内容。
１．社会心理对战争的影响
社会心理是人们生存和发展方式中感情、情绪、爱好、习惯、想法、激情、日常行为准则等因素的总和。它是群众在一般意识水平上对社会关系的认识，是意识形态和个体心理之间连接的环节。它的主要特点：第一，它主要通过感情表象和情感形式来反映人们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具有朴素的直观性；第二，它通过感情和情绪的交融，能使各种不同社会集团的人在某些方面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同性；第三，它是群众日常实践、经验及相互交往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意识，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第四，它是过去某些传统、习惯在人们心理深层的积淀，具有长久的稳定性。
在战争中，战争双方都很重视社会心理对战争的影响，这是因为：社会心理既是战争过程和内容的组成部分，又是进行战争的一种手段。首先，人心的向背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要“令民与上同意”。汤灭桀、武王伐纣就是利用了民心对战争胜负的重要影响；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