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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链条中向前发展，战争观念上预先对战争客体的“改造”和“超越”来指导战争实践。战争实践对战争认识有优先性，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用战争实践淹没战争认识。一、战争实践是战争认识的基础和源泉
战争实践活动是战争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对象化的物质力量的人化的双向过程。战争实践是人们为满足一定需要能动地准备战争和实行战争的创造价值的物质活动。
（一）战争实践的特点实践不仅和意识观念在主观方面相联系，同时还和客观对象相联系。物理、心理、生理相互贯通、合规律性、目的性、理想性。战争实践是正确战争指导产生的源泉，战争理论发展的原动力，检验认识战争真理性的标准，认识战争的目的。战争认识对战争实践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战争实践的基本环节是信息的传输和反馈，对战争理论有决定性影响。在战争实践中，准备战争的活动包括军事训练、军队建设、军事上的科学实验，以及战前的动员和准备等，实行战争的活动就是为了达到战争、战役和战斗的目的而直接进行的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活动，它包含侦察、指挥和作战等。实行战争和准备战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中实行战争是战争实践的核心和最基本形式，军事训练、军事科学实验和研究、野战演习、沙盘兵棋对抗、图上作业和作战模拟等都是战争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而且它们的效果、作用如何，最后也都要靠战争实践来鉴定。战争实践具有一般社会实践的基本特征，如客观性、能动性、社会性、历史性，同时又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战争实践具有间断性。这是由战争运动过程的特殊性决定的。战争是政治性的行为，而政治有时表现为战争状态，有时又表现为和平状态。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必然形成战争的间断，从而造成整个社会战争实践的间断。这一特点常常是造成军事理论落后于战争实践的重要根源。在和平时期，武器技术装备的发展是连续的，这就要求作战的方式方法随之发展，但由于战争实践的间断，它不能担负起及时地发展军事理论的任务，军事理论就跟不上武器技术装备的发展。只有在战争实践中，战争意识才能超越自己的主观性转化为具有客观现实性的存在；客观对象才能变成意识的对象，转化为观念形式的存在，才能达到。意识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对象的客观性的统一。于是战争理论就可能落后战争实践的要求。“在长久的和平时期兵器由于工业的发展改进了多少，作战方法就落后了多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０卷第５７３页）当然，由战争实践的间断性可能造成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在和平时期，可以通过军事训练、演习等实践活动使这一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第二，战争实践独具暴烈性。战争虽然不是解决所有政治矛盾的一般手段，但为解决政治矛盾的特殊手段。战争实践就是要消灭对方，也就是特殊组织采用特殊方法，这样，战争实践的主体也免不了受伤害。
第三，战争实践具有强烈的阶级性。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战争是政治性的行为。
第四，战争实践具有重复性少的特点。在战争中，决不允许为了获得某一认识而反复实践，多次失败。这是由于战争的暴烈性和残酷性，使每一次战争实践的失败，都要以许多人的生命为代价。一次具有决定性的战争实践的失败，甚至会造成一个民族、国家或集团的沦亡。在大的范围内，战争失败后，即使获得了正确的认识，也已经失去了意义。失败为成功之母，单从认识角度讲，或在一定范围内，对非决定性的战争实践而言，才具有普遍意义。
（二）战争实践是战争认识的基础和源泉战争实践是实行战争意识能动性的根本途径。战争理论是关于战争和军事现象的系统化、概括性的知识，是对军事领域客观情况的反映。但是，战争理论的产生并非自然而然的，它只有通过战争实践才能产生出来。通过接触到军事上的各种现象，抓住它们的本质和规律。毛泽东说：“我的军事知识主要是从战争实践中来的。”（《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第８８页）“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１６５页）
一切战争理论都以战争实践为基础，这是毫无疑问的。战争实践是战争认识发展的动力。但是，一个人能否创造出战争理论，不仅在于他是否有直接的战争实践，更重要的是他是否能正确地总结战争实践经验并上升为理论，能否把握战争实践的发展趋势。动态结合的战争理论与实践，是不断解决战争认识和战争实践之间的矛盾过程。认识战争本身是发展过程。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是认识战争真理和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历史证明，指导战争的巨匠未必都是创造战争理论的巨匠、也有战争理论见长而在战场上见短，前者如拿破仑，后者如孙武和克劳塞维茨。战争认识上这个特点决定了，指挥员不可能完全在战争这种血与火的环境中对其实践经验进行加工制作，且指挥上的天才未必都具有对战争经验进行加工制作的能力和条件。更何况一个人的战争实践毕竟是有限的。
战争理论具有超前性的特点，不仅是对过去的经验进行总结形成的，而且还必须对影响战争的各种因素进行研究，找出规律来。战争理论的价值主要在于指导当前和未来的战争。实战是战争理论的基本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因为实战只是战争实践的一种主要形式，而非唯一形式。和平时期，军队的锻炼，新的军事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主要靠军事训练、演习、军事科学实验等。在和平时期，战争实践和理论都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但是，由于武器技术装备和其他各种作战手段的发展，又要求下一次战争的作战形式与之相适应，因而人们必须在新的战争到来之前，解决新的实践与旧的理论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既不能靠主观想象也不能靠纯粹的理论推导，而必须靠近似实战的军事训练、演习和军事科学实验。
卓有成效的军事演习和实验，不仅能够使军队学会如何打仗，而且还可以创造出新的军事理论和战法。当然，军事演习和实验也有其局限性，即它与实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别。往往容易被掺上一些主观主义杂质。这种距离和差别的大小，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所不同。假若训练不严按实战要求，而凭主观意志设置敌情、确定战法，让敌方来适应自己，则这种军训就不能有效地锻炼部队，学会正确的作战方法，更不可能产生出新的军事理论。中途岛海战前，日方的军事演习带有很浓的一厢情愿，这为后来惨败的原因之一。反之，如果人们能严按战争规律和逼真情况搞训练，就会大大地缩小训练与实战之间的距离和差距，大幅度提高部队的实际作战能力，获得新的军事思想和战法。不然，即为近似实战的演习，也不能与实战完全等同，而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往往使人刻骨铭心。
人们的一切战争理论和知识，归根到底都是从直接经验中发源的。但是，对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代人来说，不可能，也没必要一切都从实战中学习，除了直接经验外，还可以而且应该从间接经验中学习。实践经验固然是可贵的，但是，学习间接经验，利用训练和演习进行创新更不能忽视。因为间接经验最初也是发源于实践的。如果拒绝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间接经验，一切都到作战中去摸索，那是非常愚蠢可笑的。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经验，但还应该尊重自己过去的经验。学习间接经验，一是学习军事理论，二是研究战史和战例。当然，要从战史中获得军事理论，要想接受他人的经验，必须对战史进行系统研究，人的智能即非单纯的先天机能的自然成熟，也非单纯后天环境所决定，而是二者统一于实践基础上发生发展。意志、情感、幻想等非理智因素对认识的推动作用是很大的。辩证地历史地而不能用现代眼光去剪裁它。历史上的伟大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之所以能创造出伟大的军事理论，是因为他们除了有一定的战争实践之外，还大量地借鉴了前人或别人的军事理论，深刻研究大量的战例，全面总结各方的经验。毛泽东说“我确实读了许多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毛泽东同志八十诞辰纪念文选》第８８页）研究战例，不仅要研究古代的，尤其要研究现代的；不仅要研究成功的，尤其要研究失败的，从中找到原因，以史为鉴。学习军事理论，既要学习与自己的军事思想类似的，又要学习和研究与自己的军事思想不同的，尤其要将敌方研究透。要善于以敌为师，在与敌方理论的对抗中发展自己的理论。“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１６５页）二、战争认识是战争实践的指南和深化
战争理论来源于战争实践，又能够指导战争实践。战争实践产生出战争理论，又需要战争理论指导，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１．战争实践必须有战争理论作指导
认识错误损失大于行动错误损失。“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１卷第２４１页）认识愈全面，理论愈深刻，其预见性就愈深远，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战争，都产生出新的理论，同时，每一次获得伟大胜利的战争都有伟大的理论作正确指导。军事理论对战争的指导，既有战争全局上的，也有战役战斗上的。一个不懂得战役战术理论的人，是不可能指挥好战役战斗的。战争中的理论指导，比在其他任何活动中都重要。即使是军训和演习也须以战争理论作指导，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军事学术水平与军训和演习的水平同步。
战略的涵盖效应具有不可逆性。如果说战术上的疏漏尚可纠正，那么战略上的失误却难以挽回。战略的放射效应，正确的在实施过程中得到放大，错误的其效应越来越小，战略的长期效应，由于惯性而加重。战争是一种合力，这种合力不是若干单个力量的相加，而靠科学合理的结构。把战争理论用于指导实践，并非易举之事。尤其是把一种新理论付诸实施，更是遇有不少阻力和困难。它甚至比理论的创造与获得不知要难多少倍。这是由于，理论的创新可由少数人来实现，而要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需要有大量的实践者和实现这些理论的手段，且先要使军队（特别是上层军政领导）接受这些新理论。这些条件具备，往往需要有一个过程。故此，有了先进的战争理论，并不一定有与之相应的实践；新理论创造者，并非肯定是新理论的首先运用和推广者。也有这种情况，理论创造者的一方，由于只是停留在理论的阶段，会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