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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无名无姓的死难者的遗体，后经查证：5号是外逃的副统帅林彪；8号是他的妻子、林办主任叶群；2号是林、叶的儿子“老虎”林立果，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3号是他们的死党刘沛丰，空司办公室副处长。其他遗体，1号是林彪的专车司机杨振刚；4号是机组空勤特设机械师邰起良；6号是机组空勤机械师张延奎；7号是机组空勤主管机械师李平；9号是机长、驾驶员潘景寅，时任空军专机师副政委。
最后的告别
将近12时半，安葬处理完毕，许大使和小沈同蒙方主要官员先回温都尔汗。
我和小王又驱车回现场，进行测量和补充拍照。国内发来的指示电报，一再强调要拍照作证，看来国内肯定要进行仔细研究，况且飞机尚不能排除被击落的可能性，我和小王都有这样的意识，在现场务必把第一手资料尽可能收集齐全。可是，除了机翼上那个大洞之外，哪些残骸是有力的证据呢？在缺乏应有的空难知识的情况下，只有不漏掉任何一个较大的残骸碎片，并测量其相互距离，按方位和距离把它们串连在一起，争取绘成一张像样的现场示意图，才能对国内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我们从飞机擦地着陆处开始，沿中轴线南行。蒙方陪同人员没有紧跟我们，而是在机头残骸附近，远远注视我们的行动。由于除了指北针以外，没有任何测量工具，只好在确定南北方位后，以大块飞机残骸做标志，三步相当于两米，一路跨步测量。我在50年代曾学过场地简易测绘，现在派上用场了。小王没有学过这种测量方法，但他领会和掌握很快，因此我们进展顺利，纵和横的结合点，几乎不需要做什么修正。与此同时，我又将昨天已拍照过的大块残骸，重新定点拍照，小王记下所拍物件的名称、距离和方位，以及胶卷的编号。我为自己50年代迷上了摄影技术而感到自慰，今天总算“一显身手”了。也感谢国内发给“莱卡Ⅲ型”（当时联邦德国最新式的）这样高级的照相机，这次充分发挥了作用，共拍摄了七个胶卷。加上小沈拍摄的三个胶卷，共有三百五十多张照片，留下了历史性的见证。
后来听中央专案组的同志说，现场步测示意图和这些照片，对中央同志了解情况，以及空军专家组分析判断飞机坠毁原因，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什么能比自己的工作成果得到承认，得到肯定，得到褒奖，更令人高兴呢？我感到可惜的是，使馆没有配备电影摄影机，否则，拍上一部电影纪录片该多么有价值！
我们步测走到昨天察看的那堆什物旁，小王指着两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说：“咦，怎么昨天没见这两个包？”我问蒙方陪同人员，得到的回答是昨天就放在这里。我俯身察看，一个是扁平的工具包，装的是扳手、钳子、螺丝刀等修理工具；另一个是机关人员用的文件包，拉链没有完全拉开，里面也有一些工具类东西，但其中有一把手枪，还有一支像是昨天见过的微型冲锋枪。这样一来，在现场发现的手枪已有七支，微型冲锋枪两支。因为急于向机头方向步测，对这两个包没有打开细看，只各拍了一张照片。在机头残骸附近，着重察看和补拍了有“民航”字样那截机翼的大洞。并到二百米以外草丛中，拍照了那个一点损伤痕迹也没有的飞机轮胎。
工作完毕已到下午2时，登上汽车，开向现场以西的慢坡，我让司机折往埋葬死难者的墓地。我和小王来到墓前，望着一堆黄沙土的新坟和1至9号的木牌，肃穆地站了一会儿，心中默念：“来跟你们最后告别了。”坟堆得扁平，土不够高，我跟小王说：“最好明年春天，咱们能来培培土。”小王点头并补充了一句：“听说这里野狼很多，可别让它们把坟扒了。”
汽车向南开去，我探头车窗外，往回又看了一眼那明晃晃的发动机进气口和导流锥。
回温都尔汗的路上，极度紧张后的疲劳重重袭来。来现场前的9月14日夜，我没有睡好，9月15日夜至16日凌晨，由于举行第一轮会谈，睡了不到4个小时。为了抵御困倦，我这个从来不抽烟的人，在车上猛抽了两支中华烟，然而仍然支持不住，尽管汽车颠簸得厉害，也不由得昏昏入睡。一觉醒来，已到了克鲁伦旅馆的门口。
第十章 “军”抑“民”彻夜争论
我看了蒙方起草的《纪要》稿子，感到蒙方的意图已经比较清楚，他们采取友好合作态度，安排我们进行视察和善后处理，但在《纪要》上却要写上中国的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没有外来影响而坠毁这些文字，目的无非为了在今后两国的交涉中占据有利地位，假如该机是被苏蒙军击伤而坠落，则正可借此推卸责任。
双方第一、二轮会谈
温都尔汗坐落在肯特省南部广大而平坦的草原上，傍近克鲁伦河边，城市居民有1万余人，半定居半放牧，建筑物多是平房和蒙古包，但也有一些低层楼房，像我国内蒙古牧区一个旗的中心。我们所住的克鲁伦旅馆是新建的两层楼房，屋里摆着捷克斯洛伐克高档家具，铺着苏联化纤地毯，生活器皿也较讲究。但是，由于建筑用木材未经烘烤干燥，墙壁和地板凹凸不平，门窗也关不严实，冷风从手指宽的缝里一个劲往屋里吹。吃的主要是羊肉，做得半生不熟，膻味挺大，我和小沈、小王还能适应，对于刚来蒙古二十多天的许大使，就有些困难了。
我们同蒙方的会谈已进行了两轮。第一轮是9月16日凌晨，首次视察现场返回晚餐之后。第二轮是16日上午11时许，在现场安葬死难者的间隙。
第一轮会谈，于16日零时25分至3时举行，蒙方出席的有桑加上校、高陶布司长、古尔斯德专员及所有参加视察现场的成员，我方参加的有许大使、小沈、小王和我。主题是讨论如何制定文件反映双方视察现场和安葬遇难人员的情况。
首先，桑加上校讲，蒙方认为至少需要三种文件来证明这件事：第一个是双方调查现场情况的纪要，第二个是卫生组关于死难者尸体检查情况的纪要，第三个是死难者入葬问题的纪要。然后，他着重说明第一个文件的写法。内容包括7点，其中第一点表明飞机失事的情况，讲述9月13日凌晨现场附近居民所见。他说，该日凌晨两点半左右，贝尔赫萤石矿值夜班工人，听到一声很响的爆炸声，随即发现东南方远处有一片大火，他连忙把人唤醒，分乘两辆卡车奔赴火场。因为按蒙古政府规定，无论谁发现草场着火，都必须立即设法扑灭，否则要受处罚。工人们抵达火场时火势尚猛，透过火墙看到了遇难的飞机，他们一面扑火，一面派人向温都尔汗报告。伊德尔莫格县的牧民们，看到距该县中心不远的巴音汗山东北燃起了野火，也很快赶来了，同工人们一齐协力把火扑灭，这时才看到了躺着的九具尸体。省里来人时天已快亮了，立即调公安部队看守现场，并报告乌兰巴托。
许大使问：“附近居民是否听到飞机轰鸣声？是否看到空中着火的物体？”回答：“都没有听到和看到。”
接着，桑加上校讲文件第二点关于飞机失事原因。他说：“是在没有外来影响下，出于自身的不明原因降低飞行高度，试图用腹部着陆时，右翼撞地，造成严重损坏，因而发生爆炸而失事。”他强调：“据乌兰巴托中央机场气象台报告，9月13日2点钟时，肯特省伊德尔莫格县上空没有危险的气象情况。”
关于文件第三至第六点，是说明飞机型号、残骸、死难者尸体及遗物等情况。第七点，关于飞机的性质。桑加强调“这是一架有中国民航标记的为军事服务的乘有军事人员的飞机”，他还补充了一句，如果要竖立墓碑需要这样写。
二十八
高陶布谈第二个文件的写法。强调这是“有中国民航标记的飞机，内乘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死亡，双方观察不经解剖只从外表来确定死亡原因的纪要”。
许大使表示：“在现场时，我同意不必解剖，就是说这几个人因为飞机失事身亡，双方同意不必解剖。”
卫生组负责人桑加道尔吉补充高陶布的意见说：“因为不解剖，所以要把每个死者的情况写下来。”
许大使说：“我们同意这些人是在飞机失事时死亡的，不必解剖，每个死者的情况也没有必要详细写。”
桑加谈第三个文件即“安葬飞机失事死难者”的写法。建议安葬死难者之后详细讨论。高陶布接着问，文件制定后怎么签字？许大使表示可以用换文的方式。
最后，许大使要求将死难者遗物和飞机上的文件开列清单，一并移交中方带回国去。高陶布说，遗物基本都在现场，我方没有拿到更多东西，有些东西怕雨淋湿，由地方上保管着，至于移交问题，这次没有得到授权。许大使表示明白他的意思，回乌兰巴托再谈也可以。
第二轮会谈，是9月16日上午11时，在墓地旁的大轿车中举行，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桑加念蒙方起草的关于安葬死难者的纪要稿子，序言强调这架“三叉戟1E”型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驾驶的，在苏布拉嘎盆地失事。纪要内容讲安葬地点、如何装棺入土、参加安葬的双方人员姓名。他不再提这架飞机是“有中国民航标记的”。许大使听后只表示，这个文件作为第一个文件的补充可简单一些，没有就分歧点展开讨论。
蒙方提出《会谈纪要》稿子
9月16日下午，我和小王在现场步测拍照完毕，回到温都尔汗已是下午5点多钟，抓紧时间美美地睡了一觉。晚饭后将近10时，古尔斯德送来蒙方起草的第一、第三纪要稿子，看来第二个纪要他们不打算搞了。小沈、小王同志顾不上劳累和困倦，紧张地进行翻译。译完已经午夜时分，随即开会进行研究。担心房间里装有窃听器，小沈把收音机打开。
蒙方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行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稿子，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于1971年9月13日2时左右（按：后来古尔斯德口头通知“2时左右”改为“凌晨”）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深入领空，在东经111°14′35″、北纬47°42′20″（蒙方后来更正为东经111°15′、北纬47°42′），即蒙古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失事。蒙古方面：边防内务军事务管理局处长桑加上校，外交部司长高陶布，外交部工作人员古尔斯德，国防部副处长达木丁上校，法律专家达希泽伯格，民航局专家云登少校，法医莫尤，卫生组组长桑加道尔吉大夫、卓乃大夫，肯特省检察长乌尔金道尔吉，和中国方面：中国驻蒙特命全权大使许文益，二等秘书孙一先，译员沈庆沂、王中远，于1971年9月15日和16日通过共同在现场进行的调查，确立如下几点：
1。9月13日2时左右，苏布拉嘎盆地发生火灾，当地人员前往灭火，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失事，在800米×200米的面积上，燃烧着飞机残骸及周围的茅草，扑灭后向有关部门报告了失事飞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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