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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被萧乾称之为“超捧场超攻讦”的这次集体批评，是颇有些刻意策划、精心导演的双簧戏之嫌疑的。所谓的“超捧场”，落到实处的，则是实在没有脱尽“捧场”的味道和气息的“制造神话”的“超级捧场”。
一九三六年，是《大公报》改版十周年，作为纪念，报社专门策划设立了“文艺和科学奖金”。继自己的恩师沈从文之后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萧乾，还于这一年的春天来到上海，筹办沪版《大公报》，无形中起到了勾通上海与京津文艺家的作用。由萧乾一手操办的这场围绕《日出》的集体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是《大公报》在这次评奖活动中大造声势、大事宣传的一幕重头戏。参与这次集体批评的批评家，大凡是经常为《大公报》文艺副刊连同《文季月刊》撰稿的京派同人或准同人，几乎代表着当时文学界的方方面面，而且几乎全部是《文季月刊》上的《日出》“未定稿”的读者，有些人甚至于读到了曹禺还未完成也未发表的《原野》一剧。谈到《日出》中的旅馆茶房时，一律称之为阿根而不称王福升就是一个明证。十二月二十七日，美籍教授谢迪克的《一个异邦人的意见》在《大公报》发表时，萧乾专门为它写了一则“编者按”，在介绍谢迪克是一位曾经“对鲁迅先生的作品看得那样仔细，说得又头头是道”的中国通的同时，附带介绍了谢迪克所透露的关于曹禺第三部戏的信息：“最近，在他给我的信中，（写完这评论后）提及《日出》，他说：‘在社会资料的丰富和露露这个人物的创造上，作者显然比《雷雨》中进步多了，但在结构上则不如他第三出戏能包容《雷雨》和《日出》的共同优点，我确信我们将有一部伟作可读了’。”
正是由于萧乾和参与这次集体批评的各撰稿人之间的同人、准同人关系，保证了每个撰稿人能够及时地读到由靳以和巴金主编的《文季月刊》，并及时地把各自的稿件交到作为编辑者的萧乾手中。《日出》于九月份在《文季月刊》连载完毕，十一月份便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其间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空档。在这两个月里，萧乾不仅成功地组织到了稿件，还及时把稿件转交给曹禺，好让他参照着这些批评意见写作《我怎样写〈日出〉》一文，先作为《日出·跋》收入十一月份出版的《日出》单行本，之后才由萧乾安排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其用心良苦、煞费苦心，由此即可见出一斑。
《日出》的现实性与宗教化
究其实质，《日出》一剧应该说是与《雷雨》颇为一致并与“戏不够，神来凑”的中国传统戏曲一脉相承的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宗教化文本；或者说是制造或推演出了号称是“天之道”的阳光天堂般的“满天大红”的“日出”，外加“存天理灭人欲”的替天行道、革人性命的宗教罚罪的“童话神话剧”。与后来由革命圣地唱遍神州大地大江南北的《红方红》、《白毛女》，以及再后来的革命样板戏，也算得上是一脉相承。而且连这“神话剧”的称谓也不完全是笔者的杜撰，据万方《我的爸爸曹禺》一文介绍，曹禺本人到了晚年，还把由巴金小说改编而来的《家》，称之为“神话剧”。
比之于《家》，曹禺早期的《雷雨》《日出》《原野》三部大剧中根源于“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的神话味、宗教味，显然要浓烈得多也复杂得多。《日出》中并不出场露面的既是“阎王”又是“活财神”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绝对有余者金八，就是一个在人间地狱式的不合理、非正义的既存社会中，把持着既“损有余”又“损不足”，更要“存天理灭人欲”的替天行道、革人性命的神圣法权，自己却可以为所欲为、无恶不作的半人半神的宗教化角色。他不仅与《雷雨》中既是自然现象又是人格化的宗教神祗的“雷雨（雷公）”和在《原野》中的“黑林子”里现身显形的“黑脸的阎罗（地藏王）”是一路货色，与传统戏曲传奇、话本小说中走阴走阳的魏征、包拯们之间，除了有正派与反派、清官与奸臣之分外，在其文化底蕴和宗教底蕴上，也实在是相差无几。剧中另一个凌驾于包括绝对有余者金八在内的所有有余者与不足者之上的理想化的自传性人物方达生，更是一个以救世主自命，却比既是“阎王”又是“活财神”的金八还要恶劣的天使神汉般的角色。他虽然摆出救苦救难的高姿态、大架式到处招摇，却非但没有能够拯救初恋情人陈白露和被他认作“小妹妹”的小东西，反倒以两个女性人物对于“天之道”加“人之道”的宗教神道的献祭牺牲为代价、为资本、为铺路石和垫脚石，自己一个人一毛不拔便走上了通往由“满天大红”的“日出”和劳作歌唱的工人阶级所标识、所象征的，并号称是“天之道”的天堂之路。最为不堪的是，明明是自己一个人要去成贤成圣、修成正果，还偏偏要对已经把自己的肉体与灵魂奉献在“天之道”加“人之道”的宗教祭坛之上的陈白露，再追加一道耍把戏、变戏法的紧箍咒：“你太聪明，你不肯做我这样的傻事”；这就难免有些“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男权强权霸权乃至于极权神权的味道了。
据笔者多年的考证，曹禺写作《日出》一剧最为直接的现实因缘，就是发生在章靳以、王右家、罗隆基乃至远在上海的张舜琴之间的一场三角四角的婚恋纠葛。罗隆基一九三一年到天津《益世报》任主笔和南开大学讲师期间，与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王右家发生了一场颇为轰动的婚外恋，而时任女中教师的章靳以，又一直是王右家的追求者。曹禺与靳以是老同学，与王右家又是世交，出于替天行道、神道设教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神圣动机与浪漫情怀，便在《日出》中虚拟出了既是“阎王”又是“活财神”的宗教化人物金八，让他威逼陈白露连同小东西自杀殉道，同时又威逼潘月亭连同靠着潘月亭的银行谋生过活的不足者的黄省三、李石清和有余者的顾八奶奶、胡四、李乔治走上绝路，却单单让俨然是既不属于有余者又不属于不足者的方达生，颇为便宜、颇为廉价地幸免于这场一网打尽、天诛地灭的宗教劫难与宗教罚罪。
拓开了说，读一读笔者的河南籍老乡李佩甫所写的《羊的门》，曹禺对于金八的虚拟又并非纯粹的虚构与假想，而是以中国人种的人本身根深蒂固的一种现实性与劣根性为人性依据的，这种往往要奉既是“阎王”又是“活财神”的金八、呼伯之类的恶人为天神救星的人本身的现实性与劣根性，便是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宗教神圣化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心态。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参与这次集体批评的批评家们，大都在借着《日出》，并迎合着当时奉所谓的现实主义为绝对正统的宗教化的文坛时尚，讲说着各自的一套话语。原本是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童话神话式的宗教化文本，并被曹禺本人承认为“倒降顶点”的《日出》，到了他们笔下，却又被“倒降顶点”地轮回颠倒过来，摇身一变成就了一桩号称是现实主义典范之作的“神话”之“神话”。这其中就有巴金的《雄壮的景象》一文。被曹禺许之以“最好的友人”的巴金，对于曹禺剧作的那份“兄弟般的偏爱”，总隔着一层抹不去也看不透的泪花，却永远不具备鲁迅那份正面文章反面看的“推背图”式的智慧之光：
“我喜欢《雷雨》，《雷雨》使我流过四次眼泪，从没有一个戏像这样地把我感动过。……不过《雷雨》却也有它的一些缺点。譬如作者所强调的‘命运的残酷’，我觉得就表现得不够。在我看来，造成那悲剧的并不是‘命运’，只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己。这缺陷即由《日出》来弥补了。《日出》就不是命运的悲剧。这只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反映。的确，这是生活，不像《雷雨》，它触到了我们这社会的各方面。它所表现的是我们的整个社会。单单暴露这社会的黑暗面是不够的，它还隐约地指示了一个光明的希望。一方面固然是荒淫与无耻，但另一方面还有严肃的工作。”
与巴金的说辞相印，同样被曹禺许为“最好的友人”又是方达生的生活原型的靳以，对于《日出》更有不分好歹的神圣认同：“我该说我最爱方达生那个傻子（白露是这样叫他的）。他永远有着他自己的理想，他永远拯救别人。他看不惯这个社会，这个又偷又抢的社会，他也不能与这个社会相和。所以别人要说他是刺儿头，就是白露也觉得他这个人别扭，简直没有办法。他记着从前，想着未来，可是厌恶着现在。他不曾失败，别人是死的死，散的散，他可是迎着阳光昂首走出去。”
有道是，谎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说的多了，也会变成为真理。神话大抵就是这样给制造出来的。至少原本是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童话神话式的宗教化文本的《日出》，被名不副实地奉之为现实主义典范之作的“神话”之“神话”，就是这样给制造出来的。
鉴于诸多批评家以现实主义的硬道理、好名目，对于《日出》一剧众口一辞却又名不副实的定性评说，连身为剧作者的曹禺本人也身不由己、自相矛盾地一口咬定，以既“损不足”又“损有余”的一网打尽、天诛地灭的宗教罚罪、宗教劫变为标的、为结穴的《日出》，是一部以“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为“现实”、为“社会”、为“基本观念”、为“结构的统一”、为拟人化（拟神化）的“主要的角色”的现实文本；并颇为当真地与对《日出》的现实性提出异议的李蕤、荒煤等人争执了一番：“李蕤先生责我对《日出》的人物都有些‘过分的护短，即便是鞭打，无意中也是重起轻落。纵放他们躲入无罪中去’。我赞美他的深刻和锐利。……荒煤先生说我只‘突击了现象’而忘了应该突击‘现实’，所以印象模糊，读完之后还有些茫然。透过‘现象’来读‘现实’，本来是很难的事，不过我不十分明白所指‘现实’究竟怎么讲？依我的揣测，那‘现实’也许可以用‘损不足以奉有余’这句话点出，因为这戏里一切现象都归根于这句话里。”
个人恩怨与文化根性
做为这次集体批评的最为直接的一种结果，曹禺的《日出》于一九三七年五月获得了天津《大公报》所颁发了文艺奖。这次获奖，更进一步也更为正式地奠定了《日出》一剧被“倒降顶点”地捆绑在现实主义神坛之上的神圣地位。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场出于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的动机，并收到了“制造神话”的理想效果的集体批评，萧乾与曹禺之间平空多了一层施惠者与受惠者的私人关系。
到了若干年后的反右派运动中，这种原本无可指摘的人际关系，却成了一心要求进步与革命的曹禺，急于划清界限、解脱自己的一块心病、一个负担。在题为《斥洋奴政客萧乾》的一篇奇文中，曹禺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