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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不过对孩子们来说，宗教仪式只不过体现一些节庆的习惯，大家团坐一桌，吃
那些平日吃不到的东西。我们平时虽然不吃大荤，但是也有例外。我妈偶尔也叫我
去买火腿，每次都叮嘱我：“留神点，别让人瞧见你进熟肉铺。”
平静的生活，家庭的温暖，不久便打乱了。战事一起，镇上的一小支驻军便开
赴前线。当时好象过什么节似的。部队开拔，乐队领先，枪筒插花，人群欢欣鼓舞。
我瞧着出发去打德皇的队伍。几个月过去了，死气沉沉，毫无动静。然后，伤兵陆
续回来，住满了医院。我虽然还是个小孩子，可是已经意识到，战争并不是寻欢作
乐。
有一天，镇上纷纷传说：“哥萨克骑兵来啦！”真该看看犹太人吓成了什么模
样。一说到哥萨克骑兵，大家马上就会想起杀犹太人。犹太人立刻组织起来，向维
也纳撤退。特雷伯一家人也跟大家一道出走。
一般说来，似乎孩子们不管政治。这通常是对的。但是别忘了，政治却不放过
他们。我是到了维也纳才开始看报的，前线的消息看得最仔细。我又进了犹太中学，
于是宗教问题也成了我的心事。我对犹太人的观念相当模糊，可是有一个星期六，
这个观念搞得越发复杂了。
这一天，我陪父亲去到一座寺庙。姑娘们唱得真动听。
出来时，两个姑娘从我身旁走过。只听得其中一个姑娘喊道：“耶稣、玛丽亚！
咱们今天没把‘请听以色列’这个祷词唱好。”我听了莫名其妙。不是犹太人，怎
能到教堂里来唱犹太教的正式祷词呢？宗教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太不简单。
童年的怪事可还没经历完呢！我记得，从中学回家，老去一家意大利人那里买
冰棍。意大利人在维也纳做的冰棍，很有名气。忽然一天下午，我熟识的意大利商
人不见啦。我走了一家铺子又走一家，家家都关上了门，理由是意大利跟奥匈帝国
开战了。打这一天起，维也纳居民叫完了“上天惩罚英吉利！”又叫“上天毁灭意
大利！”这算是人们见面时问好的话。上天又该怎么办呢？听奥国人的吗？该打败
英法联军吗？还是应该反过来呢？上天到底选择哪一个阵营呢？
这些问题也叫我纳闷。
有一天，群众狂欢贺喜。奥国军队打下了普伦密斯炮台，维也纳庆贺胜利，十
分盛大，爱国精神动人心弦。街道上悬旗结彩，人群向皇宫拥去，到处都欢声雷动，
大家彼此拥抱，欢笑，叫喊，奔跑。我家附近，一位犹太老婆婆也想学样，她拼命
拖着一个小姑娘，嘴里吆唤：“皇帝万岁！皇帝万岁！”不久，她已经上气不接下
气，便用犹太话说：“由他去死！我可受不了啦！”这么一天，这样诅咒，叫个少
年儿童听了，岂不古怪？我再一次碰上了难题：到底什么算好，什么算坏？
显然，世上搞得清楚的事少，搞不清楚的事多。除了宗教，战争也不好懂。当
然罗，旗帜飘扬，喇叭震耳，战报纷纷，人群欢庆。但是，我虽然还在童年，毕竟
不能不看到这些场面的背后。我家就吃了战争的苦头，不仅两个哥哥征去当兵，而
且一个已经在意大利前线失踪，另外一个也受了伤。 我那可怜的爸爸，马上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动身寻找儿子。他一直赶到前线，
在一个小小的野战军医院里找到啦。
到了那儿，他才明白，儿子在炮战时，被炸进一个弹坑，震得成了聋子哑巴。
爸爸把他送进后方医院，精心调护，总算恢复了一点听力。这个时期，家里的凄凉
味儿可想而知。说实话，我在维也纳见识了一些事情，跟学校里教的，恰恰相反。
这个教训，实在辛酸！在维也纳呆了两年，重新回到老家。
怎样回去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不过，我知道，就在这个时期，我对宗教的模
糊观念，转变为愤愤不平的怨气。有一次免罪节，教长十分详细地告诉我们，我们
随时会有多少种死法。我仔细观察信徒们脸上的反应，只见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
我觉得太不象话。我可不愿意这样逆来顺受。这样做法的唯一用意，无非是叫苦难
的人们忘掉自己当前的苦难生活。
没法让老百姓吃饱肚子，那就塞鸦片给他们吃。这个真理，我不是从马克思那
里学来的。那时候，我连他的名字也没听说过。可是，谁想学东西，那末波兰的农
村却是再好不过的地方。
1917年，我父亲已经四十七岁，衰老得早，得了心脏病去世了。照犹太人风俗，
整整七天什么事也不做。家里，百叶窗紧闭，镜子都罩上布，全家坐在小板凳上，
在阴影里过了一个星期。落葬时来人很多。坟场里，教长唪经，教人节哀顺变，天
帝的慈悲是浩荡无边的。我又一次对逆来顺受，听凭命运的说法大为反感，只觉得
冤屈，无法容忍。宗教这个东西，从此与我无缘。上帝是盲目的，我扔开他去接近
活人。活人在我遭难的时候是善良的，友爱的。我失掉了信仰，开始相信人道。我
认为，一个人认识了自己的处境，只要想加以改造，那就只有自己救自己，千万别
去靠什么天堂地狱。
人只有自助，天是不会帮助你的。这个念头怎么会坚定下来的呢？有一次，在
维也纳，父亲带我去克隆纳马戏班看杂技，空中飞人连网都不张，这就使我的想法
落实到行动中去。
这样，我在童年结束的时候，已经意识到，生活有如走钢丝，永远是危机四伏。
残酷的欧战年月结束，我到了成人的年龄。战后重建的新波兰，有三分之一的
人口属于少数民族，原来在德国、奥国、俄国的统治下过日子。三百万波兰犹太人
的同化问题依然没法解决，反犹太主义的条件依然齐备。好几个政党公开宣布排斥
犹太人。政府也不免受到它们的影响。在“犹太人回巴勒斯坦去”的叫喊声中，大
学里定出了限制犹太学生的办法。政府颁布命令，禁止犹太人管行政。商店和合作
社一批一批开张，跟犹太店铺竞争。同时还发起了“买波兰货运动”。
我那时候已经深信，犹太主义不单是一个宗教问题。这是一个少数民族，千百
年来饱受迫害，含辛茹苦，可是自己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形成
绵延不绝的犹太主义。因此，我加入了青年犹太运动，名叫“哈柯梅·哈蔡尔”，
宗旨在于复国。欧战期间，一批犹太知识分子在维也纳成立了这个小团体。接着便
在整个东欧发展起来，提出到巴勒斯坦去，彻底解决犹太民族的前途问题。1917年
11月2 日“巴尔福宣言”，不是宣布了英国决计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的家
园吗？
“哈柯梅·哈蔡尔”抱有雄心壮志，想培养一代新人，放弃小市民的生活方式，
树立人的友爱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这个组织里很强大。十月革命很有吸引
力。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7 月22日在加里西亚省塔尔诺瓦市举行。
议程开列的根本性问题是：“怎样解决犹太民族问题？”
三种思想倾向彼此交锋。第一种倾向主张加入波兰共产党，因为只有以布尔什
维克为榜样，进行社会革命，才能够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第二种倾向主张去巴勒斯
坦，建立一个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国家。积极分子都得离开大学和工厂，回返日间，
建立平等的新生活。第三种倾向是我赞同的倾向，主张一面留在“哈柯梅·哈蔡尔”，
一面跟共产党合作。大会没有作出任何决定。我却成了诺维·塔尔格市的组织领导。
第二次大会于1920年在尔窝夫举行。我被选进全国的领导班子。这一年，我十
六岁，离开中学，到钟表店学艺。每天的主要重活是去教堂开钟。我对这门手艺不
见得有什么天赋。
1921年出了一件大事情：我家离开诺维·塔尔格，迁居西莱西省，东勃罗瓦市。
这个地方工业化程度很高，煤烟熏得到处乌黑。工人生活很惨。正是在这儿，我逐
渐意识到自己是工人阶级一分子。接触到了民族问题，我又接触到阶级斗争问题。
我仍然领导“哈柯梅·哈蔡尔”组织，同时参加少共秘密活动。这个时期，我取了
一个别名，叫做董伯，从事政治工作。我一辈子的战斗生涯中，一直用这个别名。
我一家人简直穷得食不果腹，可我就是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我接连进过冶炼厂，
肥皂厂，又开始搞些非法的活计，赚几个小钱。由于当地的税制，本地的烧酒比在
克拉柯维亚便宜一些。从中贩运，可以赚钱。由于警察检查频繁，我只好做了一条
特别的腰带，插上扁酒瓶。衬衫外面根本看不出来。我并且趁机会上克拉柯维亚的
大学。我的好奇心很广泛，从来也不满足，最喜欢社会科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我
贪婪地读弗洛伊德的著作，试图弄明白我们身上秘密的冲动。同志们一起讨论：怎
样才能培养新人，摆脱成见，不受异化，这样研究问题，心理分析很起作用。
我并不因此而忽略政治生活，反而一天比一天积极。开会、示威，写传单、散
发传单，占了我大部分时间。这时候，工人运动正在高涨，斗争广泛展开。1923年，
克拉柯维亚的工人反饥饿起义，宣布总罢工，占据城市。政府派出手持长矛的马队。
流血斗争持续了几天。我积极参加运动，破天荒尝到了警察暴行的滋味。从此以后，
我上了黑名单，再也没法找工作。剩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转入地下，一条是
到巴勒斯坦去，追求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犹太问题便不成其为问题了。
第三章 巴勒斯坦
1924年4 月，我和一批小伙子动身去巴勒斯坦，共约十五个人，年龄都是二十
来岁，跟我不相上下，人人都有合法的护照。我们一个钱也没有，只好把薄薄的褡
裢袋各自搭在肩膀上。头一站是维也纳。当年跟爸爸在那儿居住的日子，就在眼前，
回想起来十分伤感。其实，事情已经过了很久．我们一帮人，免费住在一个旧营房
里。接着便满城奔跑，参观名胜古迹、展览馆、博物院，正是乡下佬进城，高兴得
如痴如癫。一个援助移民的组织，给我们发了盘费，好继续上路。我们在奥国的京
城住了八天，便乘火车到的利斯特，再去勃林提西港搭船。船是一艘古老的土耳其
货轮，走了十天才到贝鲁特。
我们的货轮靠拢另一艘轮船，给它装煤。成百成百的阿拉伯人，光着脊梁，浑
身煤灰，哈腰曲背，一个接一个扛着沉重的煤袋，慢吞吞地在甲板上爬。动作是那
么慢，有条理，象蚂蚁，仿佛一幅古代史上的情景。我想象中，埃及建造金字塔的
场面就是这样。
我问一位水手：“这样的奴隶劳动，能挣多少钱哪？”
他回答道：“你知道，先生，你要去的世界，跟你熟悉的世界很不一样。此地
的人，干牲口的活。挣多少钱？到中午，瞧瞧他们吃些什么就明白了。”
过了一忽儿，哨子一响，人串儿住了脚，然后解散，接着便三三两两蹲在一起，
急急忙忙地吞吃一些面包和西红柿。
我在波兰也过过穷日子，可是非要到了近东才发现什么是赤贫的困苦。我们的
货轮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