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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叫人说也不信，情报局长竟然会把这么样三个地址用无线电打出去。怎样
三个地址呢？ 一个是波森的，一个是哈纳克的，一个是库霍夫的！我当时看见这等
样的麻痹大意，已经十分吃惊。万一德国人把密电译了出来，岂不是把德国组双手
奉送给了敌人？ 在我看来，密码这个东西，不管你编得多么巧妙，总不是长期破不
了的，而1942年7 月14日，这个密码硬是给人破了。
盖世太保并不急忙去享受这份厚礼。他们沉着地布置下老鼠夹子，派出了盯梢
眼线，电话安了窃听器。夏天没过，柏林小组六十名成员都进了罗网。
外加运气不好。沃克博士那儿本来有海尔曼在埋伏着。
偏偏弄到8 月29日，他才得知这件事。他马上打电话给波森。
偏偏波森不在柏林。海尔曼留下话，叫波森马上回电话。8 月31日清早，波森
一打电话，谁知接话的不是海尔曼而是沃克博士。
“我是波森……”
沃克听了吃了一惊，以为有人挑衅，马上通知盖世太保。
波森即日被捕。两星期以后，穗国小组八十名成员都落入盖世太保之手。株连
还在继续。1943年初，监里已经关了一百五十人，很多人跟“红色乐队”全不相干。
阿特雷巴德街事件以后，黑名单越来越长了。
第十三章别动队追踪
阿特雷巴德街那件案子是德军反间谍部办理的。为了更加有效地对付法国和比
国的“红色乐队”，又在1942年6 月成立了“红色乐队”别动队，由卡尔，杰林领
导。他揪出了阿拉莫，表现得十分精干。他指挥的这个队伍是经过精选的，专门受
过地下斗争训练的党卫军战士。巴黎分队由亨利希。
雷伊瑟率领。盖世太保的头子缪勒监督各次行动。希姆莱和包尔曼这两个特务
总头目都亲自负责管理。
1942年10月初，别动队来到巴黎，在索赛街原法国保安局四楼安营扎寨。
针对法国小组的战斗打响了。
其实，这时候，小组已经初战不利，不过杰林却不知道。
原来，1942年6 月9 日，我们两个报务员，就是索科尔他们两口子，在拉菲特
郊区一所别墅里遭到突袭。那时候，他俩正快要发完一封电报。一辆电波侦查车偶
然巡查过去，发现了地点，立刻行动……
当时，盖世太保没有联想到“红色乐队”，因为索科尔他们使用的电台是包利
奥尔安装的，功率太低，不能向莫斯科直接发报。这个电台发出的电报都是由伦敦
转发的。所以德国人肯定索科尔他们是为英国工作的。
索科尔夫妇两人被捕的消息马上送到我们那儿。包利奥尔在另外一架电台上监
听，忽然听到发报中断，知道出了事。
我马上派人到拉菲特郊区去侦察，结果证实了两人被捕。我们立刻去索科尔家
“打扫”屋子。等别动队赶到那儿，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已经“打扫”干净。
就在当天，我把编码员维拉·阿克曼派去马赛。一面通知斯巴克，因为他是索
科尔两口子的好朋友。索科尔夫妇受尽酷刑，英勇不屈，一个人名字也没能从他俩
嘴里逼出来。
杰林不知道索科尔他们跟“红色乐队”的关系，但是，沃克博士的部下在柏林
译出的密电，以及在比国被捕人员的口供都提供了很多消息。莱希曼受了酷刑，听
说艾弗雷莫夫叛变，他便垮了，跟他的情妇玛尔维纳·格吕伯一道投靠别动队。杰
林就靠了他们俩，对我们的巴黎小组有了一些认识。
他的头一招是想引我上圈套。他派人去跟里科宁夫人说，有一笔钻石买卖一本
万利，不过只能跟吉尔伯本人接头。里科宁夫人是西梅克斯公司跟多特工程局搞联
系的代表。
就这样把约会定在比京。幸好比京的别动队队员傻呼呼的告诉里科宁夫人，说
我是“苏联特务”，他没有估计到里科宁夫人虽然是白俄，毕竟还有爱国心。
她马上告诉我说； “我反对共产党，但我首先是俄国人，我不愿意把你送给
盖世太保。”
我一面安慰她，一面劝她去告诉德国人，说我忽然不舒服，不能赴约。 杰林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放出莱希曼来追我。他在阿特雷巴德街事件以后，
曾经在巴黎住过一阵子，知道一些地址和一些信箱。他一处一处去找，可是，他的
身份已经暴露，谁也不理睬他。别动队只好原地踏步。杰林知道“红色乐队”的神
经中枢肯定在巴黎，他包围了几个组员的家，但是搞不出下文来。
杰林从格吕伯那里得知肯特的妻子芭尔扎在马赛。因为芭尔扎是格吕伯陪着去
马赛的。肯特也在马赛。杰林马上发动马赛的别动队，于1942年11月12日把肯特夫
妇双双捕获。
其实，肯特完全可以不至于落网。但是他不遵照我的指示在8 月里前去阿尔及
利亚。他要去却非常方便。西梅克斯设在马赛的分公司经理儒勤·贾斯巴，跟卡特
鲁将军交好。
卡特鲁将军在那时候正在阿尔及利亚当总督。可是肯特的情绪十分低沉，既不
能行动，也失掉了反应。10月里，我到马赛找他，他自己觉得处境危险，知道几星
期内，德军便要占领自由区了。 ·他对我说： “我不能到阿尔及利亚去，去
了一定会被召回莫斯科，办我搞垮比国小组的罪。”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
“我如果被捕，就来一个假降，把德国人的意图搞清楚……”
“根本办不到。要假投降，必定要有办法通知情报中心。
这一点，你是办不到的，反而不得不交出密码。你摆弄不成德国人，反而受德
国人摆布。”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并没有能说服他。我又劝他到瑞士去避避风头，他说他的妻
子正在等护照，决不肯在这时候分手。
第二天，德军便占领法国南部。肯特夫妇双双落网。别动队真没有浪费时间！
肯特不等盖世太保费什么气力便从实招供。只要夫妻，团圆，什么都行。肯特知道
西梅克斯两家公司和“红色乐队”
的关系，也知道阿尔弗雷·科尔班起多么重要的作用。
11月17日，我会见科尔班，对他说：“你的处境不妙，阿尔弗雷，你得走。”
“我？ 为什么？ 只有肯特一个人能害我。而肯特是个苏联军官，苏联军官决不
会出卖人。不是吗？ ”
“阿尔弗雷，你做买卖非常现实，可是办旁的事，却太凭理想。你不了解盖世
太保到底有多么厉害。你不仅得走，还得快走。你全家都到瑞士去！”
‘没门，我那口子根本不知道我于些啥，她决舍不得离开寓所。”
11月19日，别动队突袭西梅克斯公司‘，逮捕了主要负责人：科尔班，苏珊·
广德，凯勒，密农夫人等等。
格罗斯沃格尔，卡茨和我撤退到安东尼。我们在那里有一处别墅，除我们三个
人，’谁都不知道这一个去处。
我们很快就把情况总结一下。情况不妙。比京，荷兰，柏林以后，轮到了巴黎。
我们决定先搞安全工作。 “红色乐队”法国组组员没有出事的还有五十来人，人
人都接到了我们的通知。我们又跟法共代表米歇订出一套新的约会暗号。
格罗斯沃格尔也照样跟包利奥尔定了一套新暗号。
可是，最严重的是情报中心显然对我们失掉了信心。这将大大影响我们将来的
行动。我们很快就看清了这一点。每逢报告情报中心有人被捕的消息，回电老说：
“你们搞错了，发报仍在继续，而且发来的材料很有价值。”
情报中心并不错，发报是没有停止，包利奥尔已经截获几次艾弗雷莫夫发出的
电报。他也截获过从荷兰、从柏林发出的电报。事情很明白，别动队不想让情报中
心知道有人被捕，所以便让“乐队”不停地奏乐。用意何在呢？ 我们一时还搞不清
楚。敌人破获一处电台，就让它反过来为敌人工作，发些假情报，让对方上当，这
是合乎逻辑的，是特工惯用的手段。但是，德国人破获了电台，又用来发出真情报，
使莫斯科了解真情实况：那就难以置信了。
我们觉得这样一种新策略大概隐藏着什么深谋远虑的东西，不过目前还猜不透
其中奥妙。我们有责任把敌人的动机搞清楚，然后使其不能得逞。不管情况如何，
一定不能让他们得手。万一我们再有人被捕，我们就表面上同意合作，以便更好地
钻进敌阵。
有必要再一次把局势发展的情况通知情报中心。11月22日，我发出一份电报，
把情况讲得详详细细。同时又写信通知杜克洛。然后，我们准备隐蔽一个时期，不
留任何踪迹。
我在克莱尔蒙费朗附近一个名叫鲁瓦亚的小城里，办了一桩丧事。死亡证和墓
碑都准备就绪。让·吉尔伯过不了几天就要一命归阴了。
我打算17日离开巴黎，卡茨晚几天走，格罗斯沃格尔一拿到居留证便去南方。
我在动身以前打电话给马尔布拉德医生。他是牙科外科大夫，本来要他给我送
两个花圈，可是我又要他先跟我看看牙。恰好他在24日有一点空工夫，便约好14点
钟见面。
第十四章“奥托先生，怎么样……”
11月24日，我起得很早，不慌不忙地盘算盘算最近发生的各种情况，觉得脚下
荆棘丛生，非得十分谨慎小心，越想越觉得暂时分散的决定是聪明的，也是必要的。
我和卡茨在一起吃了午饭，没讲多少话。这不是长篇大论的时候，也不是感情
用事的时候。我们约好在16点左右会面，等我会过那位牙科大夫。随后，我再去跟
德·温特告别。晚上还可以跟格罗斯沃格尔最后见一次面。当夜便搭夜车去鲁瓦亚。
卡茨陪我到牙医家去。诊所在利窝里街。我们还没有走到就分手了。卡茨离开
几十米，跟在我后面。这是为了提防被捕而规定的新办法。14点正，我走到那座楼
房前面，向左右两方瞧了两眼，行，可以进去。两旁既没有形迹可疑的人，也没有
停着的汽车。我走上楼，按一按电铃。大夫自己来开门。我觉得奇怪。通常都是助
手来接待就诊的人。还有一件事也叫我纳闷。候诊室里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平
常老坐得满满的。此外，大夫一直把我引进诊室。我瞧瞧他。
他神色不对头，脸发白，手发抖。我问他：“你怎么啦，不舒服吗？ ”
他结结巴巴，听不清说的什么，接着就推我坐上治牙的椅子。他叫我仰头靠紧
椅背枕垫上。我照办了。他拿起器具，手抖抖霍霍！ 简直伸不进我的嘴巴。忽然，
我觉得身后有响动，可是已经来不及！ 我觉察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按说可以提起
我的警惕，及早溜掉。现在却太晚了，背后大叫一声：“举起手来！”
我走进诊室一共还不到一分钟，身旁已经夹着两条大汉，各人都握着手枪，脸
色灰白，跟牙医不相上下。我瞧瞧他们手里的枪，都霍霍地抖。嘿！倒是他们发抖，
大概心慌得很。
突如其来的冲动刚刚过去——说不定我还是在场的人里面最不慌张的人——我
马上恢复了镇静，脸上重新有了血色。我慢腾腾地举起手来，平静地说：“我没有
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