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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了！审讯组的头头显然改变了策略……我的侦审官到两点钟左右便放我走了。
以后也是这样。这是个很大的进步……有两个月的时间，一直保持这种待遇。我的
对手不作记录，只记点笔记。经常他没完没了地谈巴黎，谈布鲁塞尔，罗马和柏林，
我发现他对整个欧洲都很熟悉。同我打交道的这个人以前就是个反问谍军官，到过
许多地方去“旅行”。逐渐逐渐地，他对我战时的工作发生了兴趣，打听我在布鲁
塞尔怎样开展活动，想知道为什么我把家庭带去，收集我对西线战争初期的回忆…
…他的好奇心是无法满足的。随着我们“交谈”的进展，我深信他完全了解“红色
乐队”的历史，但是，他难以明白这个情报网是怎样工作的，为什么那么几个职业
情报工作人员竟能开展这样规模巨大的活动。这个问题经常缠着他。“红色乐队”
同他想象中的情报网完全是两码事。接着，他有几个星期没有打扰我。我又能入睡
了，并且产生了新的希望。这个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吧。即使在卢比昂卡的牢房里，
梦想也是不禁止的。
我一家人的命运使我很担心。我很清楚通常囚犯的家属会遇到什么情况。但是
我无法想象我的妻子和儿女会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当了犯人的家属，身上必定有可
怕的毛病……
有一夜，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告诉我的侦审官：我害怕我家里人的命运比我还
悲惨。他什么话也没有回答。几天以后，他告诉我，他见到了我的家人，他把我在
开罗买的礼物给了他们，这是他从保管处取出来的。他告诉我的妻子说，他刚从国
外回来，并向他们转达我热烈的问候。
“这么说，他们没有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放心吧。他们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即使我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但我安心了；我可以比较容易地忍受囚犯的生活。
6月份的一个夜晚，人家清晨两点钟左右来找我。侦审官微笑着问我说：“你猜猜看
我去机场找谁呢？ ”
“潘维茨和肯特！”
我是有把握的，他笑了。
“还不止这些。潘维茨带着他的女秘书，报务员和十五件行李。他这样积极，
还带来了德国在苏联境内活动的特务名单，还有密码本，可以用来译出罗斯福和邱
吉尔之间的通讯。 ”
当天晚上，潘维茨和他的喽罗都睡在卢比昂卡。这是历史开的一个大玩笑：
“红色乐队”的领导人和别动队队长都在同一个监狱里，相隔不过数米。
这一夜，审问的内容是潘维茨和他所犯下的一长列罪行。
我对侦审官叙述了苏珊·斯巴克和费尔南德·包里奥尔怎样被害以及潘维茨怎
样企图消灭罪证的。
在这四个月里，我们详细地谈到了有关“红色乐队”的一切事情：“大赌博”，
同朱丽叶的会晤，同柏林的关系等等。第五个月里，我没有受到审问，侦审官根据
他的笔记书写侦审记录。
有一天晚上，他叫人来找我。他递给我一份文件：“这就是记录，你阅读一下，
如果你认为确实的话就签字。”
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我感到震惊。这里面写的同我告诉他的情况恰恰相反
……
“请听我说，上校，我们当中，肯定有一个人丧失了理性……这个记录从第一
行到最末一行都是捏造的。”
“那么说，你不愿签字罗？ ”
“可是，你总不能认为我可以在这四页捏造的事实上签字吧！ ……”
他毫无表情……
“你不签字？ ”
“当然不签！”
他把文件拿过去，放在桌子上，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转而谈论些
无关痛痒的问题……这出滑稽戏继续了两个星期。“你签字吗？ ”“不签。”“那
么说，你不愿签字？ ”“不！ ”“为什么你不愿签字？ ”
有一夜，值班的头子，同一向那样，满脸怒色，神经质地抽搐着走进来，他问
那上校：“喂，这还要继续多长时间？ ……”
我答道：“一直到我生命最后的一天！”
于是，只听见一连串不堪入耳的话……接着那上校威胁说：“不要忘记了你还
有个家。你这样顽固，他们可能要吃大苦头的……” 两三天后，我半夜给叫了
去。侦审室外的走廊很安静，人家没有把我带到通常那间屋去，而是到最后一个房
间，就在走廊的尽头。侦审官在那里。我走到我的小桌子前面，但是他请我坐到他
的办公桌旁边。桌子上没有侦讯记录。他对我宣布：“我不愿调查下去了。我把你
的案子交回我的上级处理。”
我对他所宣布的意图抱怀疑态度。
“如果你可以写出这样一个谎言满篇的记录来，那么，无沦怎样做法，对我来
说都一样。另一个侦审官会来接替你，你们都是一路货色。”
他笑了……
“这么说，你认为我们都是阎罗王的小鬼了？ ”
“是的，我就是这么想的。方式变了，但目的不变；从部长到这个‘地方’最
小的一个当差的，你们都追求一个目的：打倒党内最好的干部！”
“我想在这个没有外人耳目的地方同你谈谈……如果我不信任你的话，我就不
说了。假如你对我的上司讲出我现在要对你说的话，那么，今天晚上，我就会在牢
房里同你作伴……”
沉默了片刻后，他又说；“我要告诉你的头一件事就是：要保持你的坚定和不
可动摇的意志，未来坐牢的岁月还很长呢。特别是，不要做什么蠹事……”
“什么蠢事，你以为我要自杀吗？ 可不！我要斗争到底。
我的意志完全集中在一个目标上：活得比你们长久……”
他望着我，凄凉地微笑，接着说；“我所希望的正是听到你说这种话。我决定
不再办理你的案子，因为这是一个人、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所不能允许的。我知道，
这会给我造成很大麻烦，但是我准备好了。在我们分手以前，我想向你说明一些事，
象你这样的囚犯是不了解这种事的。你以为我们这里发生的悲剧责任就在这里，就
在于内政部吗？ 错了！我们不过执行斯大林的政策罢了……”
“忠实的执行人……”
“可能。但是内政部并不是凌驾于党之上的机构。它服从……当然，在执行斯
大林的计划时，内政部的领导可能太卖力气，因而做得过分了。斯大林宣布在建设
社会主义过程中，阶级斗争愈来愈激烈。于是，内政部就清洗愈来愈多的敌人，来
证明这个政策是正确的。”
“为什么大部分侦审官明知被扣留的人是无辜的，却那么凶狠对待他们呢？ ”
“不要把所有在这里工作的人都看做是一丘之貉。年青人没有经验，他们完成
他们的工作，确信是在消灭党的敌人，斯大林和苏联的敌人。另外一些人继续工作，
但没有多大信心：他们不相信他们所做的事。但是，如果拒绝工作，那么，第二天，
他们就会坐在被告的席位上。恐怖就是这个制度的动力。最后还有那些‘职业家’
和那些暴虐狂。”
“有一个问题是我不明白的，”我对他说，“当我还在巴黎的时候，格利科夫
元帅视察了解放地区的俘虏营。他以斯大林和党的名义郑重宣布，落在敌人手里的
所有俄国人，欢迎他们都回到祖国去。于是成千上万的战俘回到了苏联？ 但是却立
即遭到逮捕和流放。为什么呢？ ”
“你看，斯大林并不排除在不久的将来同我们昨天的盟友打仗的可能性。于是，
他便大规模地对他认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人进行清洗，首先是战时曾在欧洲打过
仗的人：士兵，军官，外出执行任务的人。斯大林又曾宣布，在苏联的一长串民族
中有‘薄弱环节’。胜利后，他为俄罗斯民族干杯，这就等于向内政部指出了哪些
是嫌疑分子：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亚洲人，乌兹别克人，犹太人，简言之是所
有少数民族。这一切总有一天要完的。我们党的领导是会改变方向的。但是我自己
嘛，我不愿继续做这些罪行的帮凶了。
你的命运，就同柏尔青班子所有老干部的命运一样，甚至在头一次受审以前，
就已经决定了。”
他再一次强调说：“但是我的共产党员良心不允许我继续干下去了。”
在他讲话的时候，我把放在桌子上那包烟拿过来，抽出一根，把它点着……他
中断了他的话，惊奇地问：“你抽烟吗？ ”
“我抽得可厉害。”
“那么说，你五个月来不肯抽我一根烟是因为我是另一边的人罗！我不后悔对
你讲了真心话；你在这方面又一次表现出你坚强的意志。我坚决相信你不会象有些
人那样，因为失去了一切希望，便选择了慢性自杀的道路。……”
早上七点钟，天蒙蒙亮。我们长时间地握手。就在我走出房间的时候，上校又
说：“希望我们能在监狱外面再见！”
我这个囚犯同内政部负责审讯犯人的上校进行了这次交谈，好几个星期来，一
直占据着我全部心思，是我取得安慰的泉源，它孕育着希望。我刚刚得到了证据，
证明即使在撒谎做假的王国，真理也是可能取胜的，虽然这不过是暂时的胜利，但
却在我的牢房深处射出了一线光明……
这个时候，内政部拼命消灭我被关在卢比昂卡的痕迹。
其实非得在真空里隔离起来，一点消息也不传出去的并不只有我一个。我的妻
子露芭接到军队情报部门的正式通知”，说我在战争期间失踪了，可是这个失踪的
人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步行二十分钟就能走到。由于我下落不明（ “失踪”
这个词包含着多种多样的假设） ，所以我的家庭拿不到津贴，但是却免于被流
放到西伯利亚去。我妻子在莫斯科郊外买了一问小板房，就同我们的孩子住在那里。
如果法国或其他什么地方的朋友问到我的下落，人家就可以证明我的亲属生活得很
自由，身体健康。
当1957年我回到了波兰时，以往的一个熟人告诉我说，他在莫斯科的时候，负
责会见那些关心我的人，设法让他们安心，但是装成是偶然碰见他们的。他故作神
秘地告诉别人说：“特雷伯嘛，可是你知道吗，他出差到外国去了，可不敢说出去
啦！ 现在，如果你想见见他的妻子和儿女……”
犹太作家伊萨克·普费尔1948年同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所有委员一起被捕了。
不久后，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路经莫斯科，要求见见他的老朋友普费尔。
“当然可以，不过你得等一个星期，他现在在黑海休养。”
整整一个星期，内政部的人把食物和药品塞给普费尔吃，让他那种囚首垢面、
蜡黄的脸色来得及缓过来，然后给他换上一身新衣服，把他带到罗伯逊的旅馆去。
访问结束了，又把他押回牢房，后来，到1952年8 月，他就给枪毙了。
1946年初，我已被送到勒福托沃监狱，在那里呆了将近一年。新侦审官是个少
校，他从零开始办理我的案子。他早就知道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所以并不试图从
我身上取得什么惊人的结果。但是他开始用一种新战术——刽子手的想象力是无穷
无尽的——他想尽一切办法使我在狱中的生活更加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