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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内影响的扩大是个不好的兆头。在执行我的任务时，我开始遇到困难。我们这
些波兰犹太人感觉到要是克里姆林宫内不发生根本变化，我们的处境就会继续动荡
不定。
这些日子是宁静的，可惜只是暂时的。有时我想最好出本书，叙述一下“红色
乐队”的历史……我手头上有一些关于我们情报网活动的文件，但却没有什么价值，
因为全都是敌人方面写的，歪曲了事实真相。1964年，我读了一个日本作者写的关
于理查德·索尔格的书。他完美地掌握了人物丰富多彩和复杂的性格，我认为这本
书是同类著作中的典范。
我怀有强烈的愿望也想试一试，并把我的打算告诉了波兰的负责当局。但人家
对我表示这事还嫌过早，而且最后须要经过审查。后来，我更仔细地考虑了这个问
题，觉得我一家人都在华沙，因此我不可能是个真正自由的作家，例如，我怎能提
出柏尔青将军被清洗的问题，或者提出德苏条约的问题呢？ 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
了吉尔·佩罗。
1965年10月15日这一天，我同往常一样，在我的意第绪文出版社的办公室里工
作。有人通知我说有个法国作家想见我……由于我出版过法国犹太作家的几本书，
我还以为可能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
一个年青人，相貌和蔼可亲，眼光坦白直率，有点腼腆，走到我跟前。他告诉
我说：“特雷伯先生，我现在写一本关于‘红色乐队’的书……”
我望着他，觉得很有趣： “如果你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的话，那就请吧。”
实际上，我根本不相信这样年青的人能够掌握这么复杂的一部历史。看到我的
反应，他明白我一开头就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因此，他就递给我一本书，上面有
他的签名，然后，显然是要说服我相信他的话，他说，“瞧，这就是我最近写的一
本书，请你看看。”
书名是：《J 日的秘密》。
我们约好了下个星期一再见。
这一天是星期五，我离开华沙，好安安静静地看这本书。
书上有一条题词，是邱吉尔的一句话：“在战争中，事实真相应该有云云雾雾
来护从。”内容是叙述英国情报机关准备在诺曼第登陆的活动。我一口气把书读完。
毫无疑问，作者是有能力写一本“红色乐队”的历史大书的。
到我们第二次会面时，我喜欢他和信任他了。我久久地听他叙述他如何在两年
的时间里进行调查研究，很快我就觉察到，这个情报网的局外人所能了解到的东西，
他都知道了。
他耐心地找到了见证人和仍活着的人，参考了档案文件，跑遍了欧洲，居然查
清了“红色乐队”的历史真相。我们谈了两天，谈的都是他所知道的事情。显而易
见，他的好奇心并没有得到满足。
“你能否给我谈谈我不知道的事情呢？ ”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时间还没有到，以后就什么都可以说了。但不瞒你说，到时我打算自己来讲
……”
我又说，由于身在波兰，因此我透露某些事情总要受到限制。分手以后我担心
我的话是不是说得太多了。
后来，吉尔·佩罗又问我愿不愿意阅读他的手稿。我拒绝了，因为我不愿意对
这部著作负责任，但是我请他在书出版后到华沙来看我．以后，他来了，胳膊下夹
着他那本书。
我知道《红色乐队》这本书得到很大成功。几天之前，法国航空公司驻波兰的
经理打电话给我，对我说，“你想一想，我在离开巴黎到华沙前一小时才买了这本
书，不读完这本书我真的不想走了！”
我同他一样感到兴奋，通过这些篇幅，我又象回到过去我们惊险的年代．我满
意地看到书中的叙述是真实的。这是一个热情，慷慨、对“红色乐队”的战士充满
兄弟情谊的人写的书。关于我在波兰的童年时代，关于巴勒斯坦和我早期在法国的
经历有一些出入，但都无关重要。
吉尔·佩罗正在我家里作客，电话铃响了：“我是《政治》周刊（ 中央委员会
的刊物） 的总编辑。
你知道不知道法国刚出版了一本关于‘红色乐队’的书，十分畅销？ ”
“知道……”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等到最后再来谈呢？ ”
“我不希望你们的刊物……”
“我们怎么办呢？ ”
“这好办，作者就在我这里。”
第二天，我们到《政治》周刊编辑部去参加讨论“红色乐队”的问题。原定要
执笔的副总编辑病了。《政治》周刊到1967年6 月17日才连载吉尔·佩罗这本书的
片段。几天之前，哥穆尔卡发动了反犹运动。于是一反惯例，这篇连载没有由波兰
各报转载。
毫无疑问，吉尔·佩罗这本著作的发表，为我们情报网的历史打开了新的一页。
他花了三年的光阴去写这本书，从警察的档案和往事的阴影中，把“红色乐队”重
新翻了出采。多亏了他，全世界得悉这些男人和女人的壮烈事迹，他们为了全人类
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我不再多说这本书在西方所得到的成功了。对这本书在东方引起的哄动，大家
知道得少一些。在东方，这本书从来得不到出版的机会（ 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
之春”时代，这本书本来是要出版的，但是俄国的坦克到得太快了！） 。
在波兰，我看到法文版本来回传阅，读者之多，连书页都散开了。
吉尔·佩罗的书，主要功绩是让专家也好，广大群众也好，都了解“红色乐队”
的真实情况，冲破了纳粹和冷战散播的谎言，冲破了抗战的壮丽神话对我们这个惊
险经历的排斥。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舒齐·博伊森组的幸存者，如科学院副院长海恩兹·谢
尔，又如格雷塔·库霍夫都发表了证词。1969年8 月，《世界论坛》周刊发表了文
章，标题是《红色乐队的报务员》，大大称颂了佩罗的书。民主德国的教学电台为
我们的情报网编排了专题广播，题目是； ｛ 大首长捉弄了盖世太保》．在苏联，
关于“红色乐队”的历史也有形形色色的报道。1968年12月，我在莫斯科遇到了一
个很有名的作家，他希望就“红色乐队”写一本书，我妻子于1969年底阅读了手稿。
但这本书却从来没有出版。有一些书是由唯命是从的人写的，却只卖出数千本，例
如《忘记你的名字》和《锁上的屋子》。有一份周刊用这个题材，一连几个月，，
刊登了一篇连载。 就在波兰，“红色乐队”也终于从无声无臭之中出世了。1969
年底还为柏林组的一个领导人阿当·库霍夫举办了展览会。 1970年9 月，我同
我妻子在海边度假，突然看到一页报上的标题：《让·吉尔伯通知了情报局长） ．
这是佩罗那本书的选篇，结尾提出这个疑问：让．吉尔伯出了什么事呢？ 他今天在
哪里呢？ 这篇稿是一家通讯社发的，刊登在各报上。波兰当局同意澄清围绕着让·
吉尔伯这个人的疑团，但是继续在利奥波德·特雷伯身上扔上一铲又一铲的土，这
个人就是吉尔·佩罗向全世界介绍的。
当然罗，特雷伯是犹太人，而让·吉尔伯呢……
第九章 最后的战斗
1967年6 月17日，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在工会代表大会上发言，毫无
节制地攻击犹太人。中东的六天战争刚刚结束，哥穆尔卡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了一个
口号：“犹太人集体就是第五纵队”。内政部长莫克扎尔将军指挥着一个空前猛烈
的反犹运动，在报刊、电视台和工人集会上全面展开。
1968年春天，华沙大学生的示威给当局提供了新的借口，重新为泄了气的运动
打气。他们硬说，犹太学生在警察和波兰大学生之间挑起冲突。攻击矛头集中在我
领导的波兰犹太人文化协会。千百名犹太大学生被开除出大学。老党员给逐出党。
莫克扎尔策动所谓“自发的”示威，叫喊： “犹太鬼滚到达扬那里去！”这种歇
斯底里大发作，就差没有发动一次小规模的屠杀犹太人运动了．是的，战争结束二
十多年了，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波兰。
在这个国家的犹太人集中区，犹太人受到纳粹野蛮的摧残比在其他地方更加严
重。现在，虽然那里的政权自称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反犹太主义却在这个国家死灰
复燃了。反对以色列，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情绪很快就变成公开反对波兰犹太人的
情绪。情况愈来愈清楚地表明政府想尽办法要消灭犹太人集体。唯一的办法就是离
开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是符合当局内心深处的想法的（ 以后，我吃了苦头才知道
我是个例外） 。
如果我在这个时候申请签证的话，莫克扎尔将军无疑会十分高兴批准犹太人集
体的主席出国的。我的大儿子米歇尔没有工作，头一个走了．我的另一个儿子皮
埃尔是个电器工程师，以前就被指责为“大学生带头闹事分子”。于是，他退回了
党证，申请签证，同他的妻子安娜一起走了。安娜的父亲是个瘫痪病人，通过电视
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觉得再也活不多久了，便把妻子叫到身旁，告诉她说：“我
深信在中东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最终是要和好的。在我们的国家，真正的社会主义必
定要胜利，但是这需要许多许多年的时间。目前的局面是没有出路的。你看看有哪
些波兰朋友是可以收藏你的，把名单列出来。但是，最要紧的是，赶紧、赶紧走…
…”
我的三儿子埃德加是俄罗斯文学博士，可是所有大学都不让他工作。他经历了
许多困难，最后走上了流亡的道路．对于我来说，要选择什么道路是很清楚的：应
该重新投入战斗．我就反犹运动问题向哥穆尔卡递送了备忘录；当然得不到答复了。
我猜想，人家正要趁机会给我带上“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帽子，然后把我送到个
与世隔绝永远不见天日的地方去。我被剥夺了儿子，又不能为犹太集体工作，尽管
这个集体有灭亡的危险。在我自己出生的土地上，我成了一个可疑的外人。1968年
春天，我辞去了波兰犹太人文化协会主席的职务。除两人外，其他的理事都仿效我
的榜样．1970年8 月，我要求波兰当局准许我移居以色列。我得到了答复……
但只是在十个月以后才得到的，也就是在1971年的3 月：具体内容是法律第二
条第四款．两年来，我交涉了七次，每一次答复都是这一条．由1971年3 月起，我
六次写信给内政部长，五次写信给党的第一书记，六次写信给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
记。最有意思的是内政部1972年3 月15日的答复，引用了法律第九条第四款，说政
府可以采取决定而无须说明理由！ 我的固执激怒了波兰领导人，他们一有机会便与
我为难……
1971年6 月，比利时电视台的一个拍摄组来波兰拍制一部关于“红色乐队”的
纪录片。我的妻子和我陪同记者到扎科帕尼。6 月8 日下午，我们正在拍片，突然
来了几十名便衣警察把我们包围起来。有两个保安上校亲自指挥作战，他们一定自
以为是在战场上吧。他们把我们所有人都押到扎科帕尼公安局，审问了我们好几个
小时，无聊得很。比利时的记者被没收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