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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想趁机会去苏联，因为从1931年开始，我已经提出这个要求。为什么
呢？为的是打从离开波兰以来，我一直没有喘息的时间，就算在经验方面收获很大，
毕竟还缺乏理沦知识。该及时补上这个漏洞了。
我的档案大概已经送去，人选则由法共领导向莫斯科提出。主管机关是第三国
际的干部局，而主管法国的则是马纽尔斯基的妻子勒别德娃。我的妻子随后再去。
这样，1932年初夏，我匝去到苏联首都。
第五章 终于来到莫斯科
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我在柏林逗留了几天。
在那儿碰到的一些左派活动家，都低估了纳粹的危险。
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只根据议会选举来看问题，认定希特勒的党绝对得不到国
会多数。我一说纳粹会以暴力夺取政权，说他们在这方面做的准备远远胜于其他任
何工人党派，听的人都不以为然。
纳粹冲锋队的靴子声，却越来越把大街小巷敲得震天响，巷战成了家常便饭，
冲锋队干脆袭击左派的一切活动分子。
就在这样的时候，社会党和共产党一共掌握一千四百万选民，就是不肯成立统
一战线。德共总书记台尔曼有句名言，说是“纳粹是棵树，社会民主党是树林，不
可见木不见林。”半年以后，纳粹这棵树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整个德国。
一直要到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才从惨败中汲取教训，主张实现统一战线。
而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却在集中营铁丝网后面，实行统一战线已经有一个时期了。
我离开柏林的时候，已经肯定大难即将临头。去莫斯科的火车上旅客不多，过
境时，只有我一个人，不仅我那座卡里只有我一个人，整个车厢里也只有我一个人。
那时候，苏联在外界心目中还是一个谜。世界各大洲的有钱人，都把它当做一场恶
梦，而我却把它当做劳动人民的祖国。
边境大牌子上，写着马克思的伟大召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一瞧
见，心里说不出的激动，说不出的自豪，能够参加建设这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
人们砸断锁链，扫清过去。我一向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今已在眼皮子底下。
到边境车站的时候，已经有人在等我。过境以后，换坐两个人一间的车厢。再
走了两三个小时，一位红军军官走进来，瞧见外国共产党人，十分高兴。大家便用
俄语、波兰语、德语交谈起来。快到莫斯科站，那位军官起来收拾行李。我瞧见的
东西，使我十分惊讶；他的两个大箱子里，装满了干面包块。他收拾好了对我说：
“瞧见了吧？这是我带给家里人的礼物。他们都住在乡下。”
我刚到莫斯科便瞧见了离奇的事情。车站和车站周围，呆着成千上万的农民。
他们拖男带女，没精打采地等着，大都抱着，靠着包裹口袋，等候火车。我心想：
“她们上哪儿去呀？”他们被撵出自己的村子，只好远去东方，去到西伯利亚，开
垦那无边无际的处女地。
走出车站，我放下手提箱，空手去向一位民警问路。他说：“你是外国人吗？”
我点点头。
他说：“我劝你手提箱永远不要脱手。这儿不是没有小偷小摸的。”
十月革命过了十五年，莫斯科还有小偷！我简直弄得目瞪口呆。我叫辆出租汽
车，去找我那老朋友艾伦博根。我们还是在巴勒斯坦认识的。他为人十分聪明，有
组织能力，在“团结”小组里积极活动。1927年得了病，差不多全身瘫痪了，所以
组织上批准他回莫斯科。我到了柏林，便通知他我要来莫斯科，所以他正在等我。
桌上有面包，黄油，香肠，伏特加酒，可是红军军官满箱的干面包仍然在我眼前。
艾伦博根瞧出了我惊讶的神色，便对我说：“你一定觉得奇怪吧？我家居然有这些
东西。这是黑市上搞来的。象我这样的人，收入不少，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原
来，他是工程师，还在两个专门学院兼课。
我们整整谈了一夜。他尽管不是党员，却并不反对苏维埃制度。可是，他谈集
体化，谈莫斯科的生活，谈党案，却跟我听到的和读到的全不一样。从头一天开始，
我就发现，宣传和生活之间的鸿沟，简直无法逾越。
第二天，我去伏龙卓维，波尔。那是政治侨民住的地方。
一座大楼，离市中心不远，熙来攘往，十分活跃。世界各国的老牌活动家，波
兰人，匈牙利人、拉特维亚人、南斯拉夫人、甚至日本人，流亡出国，便在那儿安
身。他们等待分配工作，往往要等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所以大部分时间都用来
讨论问题。有人赞成搞集体化，有人却说集体化在乌克兰引起了饥荒。我这才知道
那儿还在饿死人。大家说话非常随便，也很激烈，很象我们在巴黎，跟社会党人和
托派分子漫无边际地淡天说地。我被派到一间屋子，跟另外两位同志合住。
莫斯科的新鲜事儿，还有待发现。在市中心的驯马广场，矗立着第三国际大楼，
建筑高大，警卫森严。进门以前，先得跟见客的人通电话。大楼各层，分布共产国
际的各部。一座搂管整个世界。我由法国组的书记接见。他已经接到我来到的通知。
他已经办好手续，让我进共产主义大学。当时，莫斯科有四所共大。第一所是列宁
大学，专收实践丰富而缺少理论的活动家。将来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是从这所大学
出去的。那时候，铁托也在那儿上学。第二所是马什列夫斯基大学，用的是第一任
校长的名字。我已经在那儿报了名。
该校专收少数民族，实际上差不多分了二十几个组：波兰，德国、匈牙利、保
加利亚等组。每组又有专业小组，由各国少数民族活动家组成。比方说，南斯拉夫
组，包括塞尔维亚小组和克罗底亚小组。至于犹太组呢，组里包括世界各国的共产
主义活动家和苏联的犹太族活动家。我们了解苏联的情况，因为部分学员回家过暑
假。第三所是古特夫大学，专收近东学生。最后是中山大学，专收中国人。四所大
学一共选收学员两三千人。 1932年，学生生活并不轻松。大部分人住得很远，路上要走一小时。一直要到
1934年，我们的大学附近才建造大楼，可以住学生一千二百人。至于饭菜呢，至少
该说花样不乡。往往整个星期吃白菜，接着又整个星期吃米饭。有人编了一个笑话，
几乎每逢上菜就有人学说。据说有一个学员动手术，肚子好似三层糕；一层米饭，
一层白菜，一层土豆。
学校也管学员的衣服，一下子买进七百条裤子，条条一模一样。街上的人一瞧
就说：“嘿！这不是马什列夫斯基的大学生吗！”保密措施实在不错！
我那时候的学生手册，至今还留着。手册里页印着列宁和斯大林的照片，后面
一页是校长马什列夫斯基。照片下面都附有伟人的名言。列宁的话是：“建设的任
务就在你们的面前，只有掌握了全部现代的知识，你们才能完成这个任务。”斯大
林的话则是：“理论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就会成为工人运动的伟大力量。” 课程共分三节。第一节是社会经济学，包括苏联民族史和联共党史，共产国际
史和列宁主义研究。第二节是学员的本国情况，工人运动、共产党和民族特点。第
三节学语文。
没上过文化课的，可以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学习很紧张，一天平均
要占十二个到十四个小时。
在我们的系里，我最爱搞犹太问题。我们的教授蒂门斯些是本世纪初最早加入
共产党的犹太人。十月革命以后，他曾在斯大林手下当过民族部副部长。他熟识列
宁，时常引用列宁的话：“排犹就是反革命。”蒂门斯坦教授从他跟列宁的多次讨
论中，得出这样一个信念：列宁主张在苏联成立一个犹太民族共和国，享有其他共
和国的同等权利。
共大的学员也受军事训练。练武，射击，救护平民，化学战的基础知识。我对
兵器毫无兴趣，打靶老打在靶子外边。
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时常来做报告。后来，逐渐稀少。
我们也参加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组织的一些晚会。直到1935年 5月，这种活动还
受到当局的容忍。历史上的名人，有的还在写历史，如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加米
涅夫等人，都来主持过讨论。季诺维也夫给我的印象最离奇。大概是由于他说话拐
弯抹角。他说起话来，老是火烧火辣的十分凶狠。嗓门又尖又酸，没法平静。他那
天晚上讲的话，我怎么样也忘不了。他一面打手势，一面叫道：“我把耳朵贴在地
上，便能听见革命来到的声音。就怕社会民主党当反革命的主力军！”
布哈林叫我惊心动魄：口才好，有学问，他放弃了政治搞文学。每逢他做完演
讲，总是一片欢呼。可是他神色不动。
有一天，他忧郁的目光转向全场欢呼的人，嘴里漏出这么一句话：“每鼓一掌，
都叫我早死一些。”
拉狄克也很清醒。不过他的挡箭牌是刻薄和厚颜。什么政治变局，他都同意，
还写长篇大论的文章，解释官方的路线，可是自己连一个字也不相信。其实，谁也
骗不了。
斯大林再也受不了他那些轰传全莫斯科的俏皮话，叫他去谈话。
拉狄克回答说：“怪我专讲反苏掌故，那是不公平的、还有别人……”
外国党员在莫斯科上学的，不同外界往来。我们不太有机会出去旅行，也没法
接触老百姓。从1932到1935年，我们跟苏联社会毫无接触，所以还不受官僚机器的
压制。以全国而论，官僚统治越来越厉害。我们谈的政治问题，在党内已经没人敢
谈。通过我们民族组派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我们对于苏联的情况，比苏联公民还清
楚。我们若是不同意，就可以说。
我到苏联才几个月，便听说斯大林的妻子“自杀”了。
参加丧礼的大学生，在队伍里咬耳朵说：“她到底是自杀的，还是给……干掉
的？”
1933年初，露芭带着我们的儿子米歇来了。孩子才一岁半。共产国际法国组，
也叫她进马什列夫斯基大学上学，一直读到1936年。同时，她还在莫斯科的包门区
做党的工作。
该区区委书记就是赫鲁晓夫。到了夏天，便派露芭到国营农场去当政委，负责
秋收和完成计划。可是到了1936年，外国党员便不能再在苏共组织内担任任何负责
工作了。她搞的实际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她的眼界，越发磨砺了她的批判精神。
第六章 面对现实
我眼前远不是万里无云的晴空，远非如此。
我到苏联的时候，党内已经把农业集体化作为定案。可是，老干部却仍然在议
论，因为他们在实验中受到的创伤犹新。本来，斯大林要把富农作为阶级敌人来加
以消灭，但概念很快就变了。1930年3 月，正当集体化甚嚣尘上，斯大林便发表一
篇文章，题目叫做：《胜利冲昏头脑》，批判了自觉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原则。从
此以后，农民必须加入农庄，哪怕用大炮轰赶，也在所不惜。我们这些青年学生，
只要读过列宁的书，都知道农民不经过教育说服，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