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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读过列宁的书，都知道农民不经过教育说服，集体化绝对搞不成功。而且，集
体化非得要有一定的工业发展水平，这样才能给农村以必要的物质基础。
大学里流传说，集体化丢掉了五百万人的生命。有人说，有的地方居民全部流
放，十成人里死了几成。1934年5 月1 日，我在哈萨克斯坦领导一个外国共产党代
表团。到了卡拉冈达，地方党领导人接待我们，并且招待我们参观市容。
到了市郊，他指着眼底下一大片营房说：“瞧，那边，那是老富农集中营。他
们和家人都被送来在矿场里劳动。”
他非常自然地厚颜说，“负责营地的人想得真周到，就是忘了水。伤寒症传开
了，死了几千人。你现在瞧见的是押送来的第二批。”
东道主举行盛大晚会招待我们。一位党委书记和一位内政部特工上校坐在一道。
那位上校指指到会的四个人，他们衣冠楚楚，一望而知是革命前的一代人。他说：
“他们是这儿的工程师，指导煤炭生产。他们会把卡拉冈达搞成苏联第二号煤产中
心！”
四位工程师自我介绍，自报了姓名。我听了吓一跳。原来在1928年，十一个工
程师，以暗害破坏罪被控，经过审判处决。当时曾轰动全苏联。其中有几个正站在
我面前！我急忙转身询问内政部上校说：“请问，我好象知道他们是沙特季案中的
主要人犯。”
“不错，是他们。”
“不是判死刑了吗？人们都以为他们已枪毙了。”
上校停了一停，答道：“你明白，毙人不值什么，可是他们有本领，可以使用，
所以把他们带来，对他们说：“你们脚底下有巨大的矿藏。
除了顿巴斯，卡拉冈达理应成为苏联第二号产煤区。生产由你们领导。反正二
者必居其一，搞好了，保全性命。搞不好……”内政部的那家伙接着说，“一判决，
他们就来了。
他们生活自由。家里人也都来了。”
我们听了这话，奇怪得瞠目结舌。假如十一个工程师的确犯了被控的罪名，那
便死有余辜。跟这样的人讨价还价，简直不可思议。有一个当时在场的人指点给我
们说：“这些工程师，说实话，也不见得拥护现政权到了狂热的程度。他们负责经
管的顿巴斯矿区多灾多难，生产松缓。坑道遭了水淹。当然是自然灾害。也许有人
想搞点破坏，也许起了点作用，不管是真是假，反正就此大吹大擂，形成大狱，向
全国人民，为生产落后作辩解。我们呢，我们本来毫不担心，我们确信这些人有能
力领导本地区的开采工作。”
工程师以“暗害破坏”罪判了死刑，却又把苏联第二号矿区交给他们开发。老
富农变成矿工，成批死于伤寒，因为卫生条件太差！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和大学生，
一下子发现，大学里讲的理论和社会现实，两者之间划出了一条意料不到的鸿沟。
1930年，发生另一次大党案，名叫“工业党”案件。主犯是拉木青。罪名是勾
结法国情报组织，在俄罗斯复辟资本主义。罪犯判了死刑。过了五年，他出狱担任
莫斯科一所重要科学研究院的院长，而且荣获列宁勋章，在1948年寿终正寝。
这些事情都是我亲眼所见，一件一件开始动摇我美妙的信念。我带着初出茅庐
的梦想，来到苏联。年纪轻，热烈信仰共产主义，一心只想为改造世界出一分气力。
尽管我也知道——因为我在斗争实践中有些体会——有些热情，直接接触到了现实，
是不可避免地会起变化的。
有造化的人，才能事过以后，从容分析，从容对证，直到理解。我现在已经有
了这样优越的地位，因为高龄给了我这个机会。我有了正当的发言权，因为我是共
产主义战士，从少年时期开始，便把一生献给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时，我们
一天一天地跟着局势发展，并不意识到不可避免的内在联系。当然，我的革命意识
是受到冲击的。但是，我在斗争中投身很深，再没有意思改变自己的抉择，只好归
咎人的天生弱点，以及环境的作用。
就在这个时期，我才看到了“列宁遗嘱”·。这是打字机打的，在大学里私下
传阅。读了这个文件，我简直如梦方醒。列宁写道：“斯大林非常粗暴。在我们共
产党人彼此接触中，这个缺点还可以容忍。可是登上总书记的岗位，这个缺点便没
法容忍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考虑，有没有可能撇开斯大林，不让他占据这个岗
位。”
相反，列宁却强调了托洛斯基的一些卓越优点。同时也指出了他的缺点。苏联
政权保存了列宁的遗体和著作，但至少在这一点上，有点不忠实。托洛斯基贬斥流
放，而斯大林却掌握了政权。
我越想越狐疑，激动，只好细读党史，重读后几年的苏联报纸，想搞清楚一些
问题。我当时发现，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从1929年开始的。那一年，他正五十岁，
就在那一年，报纸上才出现“天才”呀，“伟大领袖”
呀，“列宁的继承人”呀，“一贯正确的导师’呀，等等头衔。
无限度地引用这些头衔，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写文章的人，都是原来
反对派的头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皮达科夫，都争先恐后地歌颂斯
大林，想他忘掉他们曾经胆敢反对过他。1929年，党内已经没有派别。反对派已经
失败，头头们重新占了负责岗位。布哈林当了《消息报》总编辑拉狄克当了《真理
报》的主要编辑和斯大林的外事顾问。 列宁生前，党内的政治生活一向活跃。开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会议，党
员很坦率，想什么说什么。民主交锋，往往相当激烈，却给党以活力和团结。自从
斯大林掌握了国家机器，连老布尔什维克也不敢反对上面的决定，连议论也不敢议
论。有人心怀惨痛，金人缄口。有人则退出积极的政治生活。更严重的是，好些党
员，心里并不赞成，却公刀：拥护斯大林的立场。这种极为可悲的两面派作风，加
速了党内“士气的丧失”。
党员不得不作出抉择：自己的责任呢？甚至是自己的安危呢？还是革命的品德？
二者不可得兼。许多人闭口无言，打躬作揖，明哲保身。对时事发表意见，成了英
雄壮举。只有对心腹知己才敢讲心里话，还不一定！对旁人，只有背诵《真理报》
上的官样文章，照本宣科。
从1930年起，党的领导班子里面，已经只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无论在什么问题
上，永远毫无保留地拥护斯大林的主张。尽管有些问题，本来应该有不同的看法，
应该征求不同的意见，大家也是噤若寒蝉。例外是十分难得的，极少数几位老同志，
不愿意瞧着列宁的党蜕化为教门，居然鼓起勇气表示不同意，比如罗米那泽，卢那
查尔斯基……
罗米那泽在1935年自杀。他跟尔卓尼基泽一样，都是斯大林的老朋友。后者是
在1937年自杀的，因为内政部特工搜查了他的办公室。他打电话给斯大林提出抗议，
斯大林咆哮说；“他们有权这么办！他们完全有权这么办！在你家跟在别人家一样！”
直到1930年，卢那查尔斯基老为被判罪的知识分子开脱。在军队里，雅季尔将
军，于1929年，曾毫不犹豫地开脱一批军官，因为他们无辜遭到内政部逮捕。所以，
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一下警察机器，这是可能的。我曾经有过切身的经验。
1934年11月，有一天，我的妻子被传到内政部去作证。第二天，轮到我去。主
持审讯的一位上校告诉我说，我们在巴勒斯坦认识的卡涅夫斯基被捕了。他是一位
出色的活动家，勇敢，忠诚，哪儿艰苦便上哪。英国人囚了他几趟。他在牢狱里表
现得很坚强。1930年，他被押上一条俄国船。
上校对我们说：“卡涅夫斯基有私通英国情报组织的嫌疑。”
我回答说：“请你听我说，咱们不宜低估对手。当然罗，英国特工想招罗特务，
但若招个象卡涅夫斯基那样的人，那非丢脸不可，因为这人根本不是搞特工的料。”
上校说：“但是，我曾要求两位巴共前领导作证。一位不认识卡涅夫斯基。另
外一位则称什么都有可能。”
过了几个月，我们两口子接到通知，说有人来大学前厅找我们。我们下楼一瞧，
原来就是卡涅夫斯基。他满眼含泪，来向我们道谢。他刚出狱，说是所有的证人，
都对他落井下石。多亏我们俩的证词，救了他的性命。可叹，我们那样的证词，在
随后的年月里，完全不再可能了。
1937年，我听说我的朋友斯特罗姆被捕。他本来在塔斯社工作。我以为这是出
于误会，便申请为他作证。要一层层见到领导审讯的一位上校，真比登天还难。我
不得不去找一位军事情报的政工负责人：出面过问。这人以为我发了疯，竟然想去
为一个犯人作辩护。这简直是无知。
那位审案子的上校，不知道我找他干什么，对我很客气，请我喝咖啡，抽香烟，
最后才说：“司志，你来为斯特罗姆的案子作证吗？”
“完全对。”
“那末，我听你说。”
“我只不过是来说，斯特罗姆是无辜的。”
上校手里的笔掉下来，笑容变成冷笑，满脸狐疑，象块木板。
“你来就是为了谈这个吗？”
“不错，就是为了谈这个。我从小认识斯特罗姆。我知道他不是敌人，当然应
该来说明这一点。”
上校瞧了我好一会儿，对我说：“直率地讲，十月革命发生了危机。只要逮捕
一百人，其中有一个敌人，就有理由逮捕其余九十九个。这是拯救革命的代价。”
他用一句话，概括了该政权采取镇压政策的逻辑。
我回答说：“我瞧不出来，十月革命发生了什么危机。
我很吃惊，贵部成立已经二十年，竟然还不会分清敌友。”
第七章 恐惧
崇拜斯大林……不会犯错误，绝对不犯错误。
他是神圣，任何人不会比之更为有理。
提异议是大逆不道。谁不拥护，便是反对。谁不那么深信不疑，就给他灌输，
填塞。至于那些离经叛道的异端分子，那根本不配宽恕，只能与天下共弃之。
列宁一去世，以人名作地名，即便风行起来：列宁格勒呀，斯大林格勒呀，季
诺维也夫斯克呀，甚至有托洛斯克……电车停车场，也有光荣的称号，叫做市哈林。
正如庙会游行，为首是耶稣，后面跟着十字架上的宗徒、圣徒，苏联举行正式集会，
为首是斯大林的画像，后面跟着首长们的画像。若要恰切地把等级搞清楚，那只消
在大会上观察政治局委员入场的先后次序。
1934年3 月，党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没有采取任何决议。这是破天荒第一次。
代表们用举手的方式，通过一项议案：“用斯大林同志发言中提出的方针任务，来
指导自己的工作。”这就决定了党完全由总书记一人控制。可任何事情，有一利必
有一弊。这种绝对的权力，专制的权力，已经开始显得暴虐的权力，经过十年扎根，
使一部分党代表感到担心。
中央委员秘密投票，形成一次最后的挣扎。台上宣布官方的选举结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