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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进入武关，直抵峣关（又名蓝田关，陕西省蓝田县东南），位于咸阳东南，是进入咸阳的最后关口。如果峣关失守，咸阳不攻自破。刘邦在这里与秦军一战！
《史记·高祖本纪》载：
（刘邦）因袭攻武关，破之。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南，益张疑兵旗帜，诸所过毋得掠虐。秦人喜，秦军懈，因大破之。又战其北，大破之。乘胜，遂破之。
司马迁用此寥寥数笔，写下了秦王朝覆灭前的挣扎，让人意犹未尽。如果细加构造，自可成一段精彩故事。
刘邦隔河遥望，看见巍巍然的秦王朝都城咸阳。
当时，秦王朝已经油干灯草尽。不久前，赵高诬陷并杀死李斯之后，又演了一场“指鹿为马”的丑剧，还杀死了那位莫名其妙，昏庸残暴，只有23岁的秦二世胡亥。赵高此时本想自立为王，派人联络快要进入武关的刘邦，“欲约分王关中”（《史记》语），但是刘邦惟恐赵高行诈，继续向咸阳挺进。转眼之间，赵高这个阴谋家就被子婴设计杀死。子婴即位，去帝号，当秦王。
刘邦大军击破峣关后进兵灞上（陕西省西安市东），与张良、萧何等人商议，决定先礼后兵，给秦王子婴送去一封劝降书。子婴看到刘邦兵临城下，朝中官员也纷纷逃亡，自知已到山穷水尽，回天无力，只得答应投降。
秦王子婴只当了46天秦王，就坐在用白马拉着的一辆白色丧车上，用绳索套住自己的脖颈，代表曾经统一中国的赢秦氏家族，向世界服罪，向人民忏悔。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景象，好端端的一个大秦王朝，几年之间就灭亡在赵高、胡亥等人手里。
轵道（陕西西安市东北）只是一个极为平凡的地点，它因旁边有一个小亭子而得名，如今却成了大秦帝国历史的终点，成了历史的见证。
丧车载着子婴（他本是一个活人）缓缓地沿着轵道滚来，滚向这个历史的终点。
……
子婴投降了，成了刘邦的俘虏！
刘邦说：“怀王命我入秦，就是因为我宽容大度，不滥杀无辜；况且子婴已降，杀他有失仁义！”
历史在这里飞快地翻了一页，刘邦的大军开进了咸阳城。将士打开府库，分金取银；萧何带人进入丞相府中，把秦朝的有关档案资料，运到军营里；刘邦走进秦王宫中，只见雕梁画栋，精细无比……
刘邦和那些抢钱拿物的将士们，自然不会有人称道，唯有萧何抢书，倒是得到后人好评。萧何就是凭借这些抢来的资料，掌握了秦朝的法律制度、关口要塞、全国户口、各地经济等情况，为后来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李贽在《史纲评要》中称萧何是宰相之才。
刘邦经过张良的劝阻还军灞上，自然是一件明智之举，翦伯赞《秦汉史》说：
咸阳城里，烧杀淫掠，已经闹得不成世界，张良觉得不大妥当，才劝刘邦还军灞上。
看来，刘邦的胜利，离不开他的部下，这得益于他谋人用人策略的正确。
刘邦走出了秦宫，回军灞上，才清醒过来，自己虽然拿到了“王关中”的执照，但离挂牌开业还远着呢。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张执照缺乏应有的实力支持。既然准备“开业”，得有所表示，于是刘邦回到灞上之后，发表了这样一篇讲话：
（刘邦）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灭族），偶语者弃市（杀头）。吾与诸侯约，先入关中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全）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安居）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灞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史记·高祖本纪》）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约法三章，这是刘邦的政治宣言书，也是刘邦笼络秦民的利器！
葛剑雄在《泱泱汉风》中说：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三条法令实际上是无法执行的。因为一方面，要确定杀人、伤人、盗窃罪并非易事，伤人与盗窃程度相差很大，如何抵罪？不同的罪执行什么刑罚？另一方面，社会上的犯罪行为很多，远非上述3种，百姓犯其他罪怎么办？现在能看到的秦律还很多，难道当时都废了？
我们认为，刘邦注重维护的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但是“约法三章”真要执行起来并不容易！
从本质上说，“约法三章”只是一个政治口号，并不是真的只有这样一句话，如果过度追究，把它当真，难免拘泥。何况，古人也常常以“三”这个虚数表示多的意思，也不见得这里就表示一个实数。
我们知道，竞选总统要拉选票，企业发展要充分激励员工，革命要跟劳苦大众搞好关系，就连抗击和治疗“非典”，也必须全民动员，何况刘邦要当“关中王”？这是刘邦的匠心独具，还是他谋臣们的功劳，正史无法考证。《西汉开国演义》说是萧何的建议，也算是合理的推测。无论如何，也是在刘邦的旗帜下所采取的举动。
刘邦的这一篇政治宣言书，是给父老、豪杰的一个定心丸，拉拢了秦朝的劳苦大众！
和平“解放”咸阳之后，刘邦并不轻松，要当“关中王”不是那么容易的，他还面临着许多难题，集中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秦王子婴杀不杀，秦朝的官吏如何处置。如果子婴负隅顽抗，处死他名正言顺；如果投降的不是子婴，而是秦二世胡亥，处死他顺理成章。可是这位主动投降的子婴，偏偏在秦人心目中印象不错，不久前又设计杀死了人见人恨的赵高。但不处死他，诸将不服气。可是刘邦几句话，把诸将给挡了回去。
其实，杀不杀子婴，以刘邦这样的性格，真是无所谓，但是，秦朝的那一大批官吏怎么管束，秦国的那些百姓谁去号令？留下子婴，就有一个抓头，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谓纲举目张，就像“西安事变”之后不杀蒋介石一样。所以刘邦的那大段关于不杀子婴的话，不过是用来搪塞众人的一个借口而已。这件事情被他轻轻一拨，处理得天衣无缝。
第二，秦国的财产怎么处理。刘邦对此也是手足无措，他自己也想住到秦宫里去享受享受，所以，他让大家抢劫一番，自己也赖着不想出来。最后，他听从张良等人劝说，驻军灞上，把这些秦国的宫室、财宝交给子婴这帮人去管理。其实能够拿得动的东西，早已被他的部下拿走了，如果将来有人追究，他还可以一问三不知，一推六二五，他的算盘倒打得很精。
第三，怎样对待秦国严法苛刑。秦国法网密布，是套在百姓头上的沉重枷锁。刘邦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他深知最下层百姓所受的灾难。继续执行秦法，无疑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全部废除秦法，无法无天，百姓不好驾驭，于是他来个“约法三章”，简明扼要，像歌谣一样好记，这“约法三章”，只能是个临时的规矩，但其影响不可低估。
无论是对待是否杀子婴的问题，还是对待秦国财产法令的问题，刘邦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就是人心的向背。能够笼络人心的，能够有利于他当关中王的，他就尽力去做，克制自己的欲望。最为集中的表现，自然是“约法三章”。
“约法三章”无疑是刘邦进军关中以来收拢民心的集中体现，其核心自然是当“关中王”。因此，刘邦在进军途中，经常表现出不骚民、不扰民的举动，还与父老“约法三章”，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政治效果。
《史记·高祖本纪》载：
（刘邦）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惟恐沛公不为秦王。
刘邦为自己拉来不少政治选票！
“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相当于派遣工作队、宣传队到各县各乡宣传刘邦的施政方针，务必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些宣传队、工作队的组成人员，有刘邦的人，也有原来秦国的官吏，可见由于没有杀死秦王子婴，秦国的官僚机构和人员，都能积极地为巩固新政权服务。
刘邦深知，用好一个人，就能管住一群人。
刘邦的这一系列举动，无异于皇帝登基大典时的大赦天下。
通过这样的“工作”和“宣传”，“秦人大喜”，纷纷前来慰问刘邦的军队。大概秦国百姓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不过“牛羊酒食”而已，这些东西对于想夺得一个国家的刘邦来说，算不了什么，何况安民告示出来前也都已抢掠过一通，刘邦因此打着不敢打搅百姓的幌子，谢绝了百姓的盛情。
百姓是最讲实惠的，因此更加高兴，惟恐刘邦不当秦王。刘邦的政治攻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见，规矩不在繁杂，而在于简单明了；制胜不在骁勇，而在于人心所向。
“约法三章”无疑是刘邦施政、治军的最初纲领，概括起来有：
刘邦入关目的是为了推翻秦皇暴政，拯救天下百姓，不会骚挠人民；
楚怀王与诸将约定“先入关中者王秦”，刘邦应该为关中之王；
秦朝官吏人等要正常履行职责，共同维护社会秩序，保证百姓安定；
废除秦国一切法律、法令；
新法令就是言简意赅的“约法三章”，大家都要遵照执行。
所有的核心，全在于安定民心，收拢民意，颁布后确实起到了废除苛法，安定人心的作用，还得到了秦地百姓和豪杰的拥护。楚、汉相争还未开始，就为刘邦注入了汉胜楚败的关键因素。
刘邦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当好关中王，当时他很天真，以为自己的官帽子已经戴稳了。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刘邦还没有这个实力。但是，尽管后面的路还很长，对刘邦来说，已经得到了两张无可匹敌的政治选票：一个是“先入关者王秦”的政治优先权；一个是“约法三章”带来的民众效应。这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他从此不仅腰板硬了起来，还具备了“人和”这个条件，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纵观项羽和刘邦，项羽凭借自己的武勇和个性，坑降卒，杀子婴，屠秦民，烧咸阳，封诸侯，都彭城，弑义帝……项羽被人认为残暴；刘邦因为“仁义”的名声，被派去偷袭秦国首都咸阳，能躲就躲，能绕就绕，比项羽提前两个月进入关中，取得了“先入关者王秦”的政治上的优先权，还得到了一个仁爱的名声。
借项氏大局，助自我发展
一位禅师与弟子外出，看到狐狸在追兔子。
师父说：“大部分清醒的兔子都可以逃掉狐狸的追杀，这只也可以。”
弟子说：“不可能！狐狸跑得比兔子快！”
师父仍然坚持己见：“但兔子将避开狐狸！”
弟子说：“师父，您为什么如此肯定呢？”
师父说：“狐狸是在追它的晚餐，兔子是在逃命！”
目标的不一样，往往导致努力程度的不一样，也因此导致结果的不一样。
目标的远大，往往表现出志向的远大。
确定了目标，就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就像写文章找到了主题，这样就不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了。
项羽的目标是什么？
项羽与秦国，有家仇，有国恨，因而项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