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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为什么要在那种情况下花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来同一个并不构成危险
的组织作斗争呢？”
“克格勃向人民劳动联盟或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派遣谍报员，这实际上是自
己照顾自己：相应的部门保住了自己的‘工作范围’。第五局的编制之所以得到扩
大，正是因为派遣的谍报员使人民劳动联盟变成了更有影响力的组织，因此，为了
同它斗争需要加强克格勃的工作。
“坦率地说，如果在克格勃拥有绝对威力的那些年狠狠打击人民劳动联盟，那
么仅用一年就可以把它给收拾了。但让这一机构保持着半死不活的状态对克格勃有
利：它不会带来任何害处，而克格勃可以借机膨胀……”
安德罗波夫曾经说过，敌人会利用外国旅游者从事间谍活动或意识形态方面的
破坏活动，因此他反对扩大苏联公民出国的机会，反对移民。
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丘尔巴诺夫回忆说，每当讨论起出国
问题，“列昂尼德·伊里奇就会很不客气地说：‘如果有谁不喜欢生活在我们国家，
那就让他们到他们喜欢的地方去生活吧。’他不赞成对这些人设置某些特殊的障碍。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在这一问题上似乎持另外一种观点……”
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剧院的总导演马克·阿纳托利耶维奇·扎哈罗夫曾在报上
刊登的一篇访谈录中叙述了1983年剧院去巴黎演出《尤诺娜与阿沃西》一剧的经历。
在巴黎必须按5个人一组行动，每个五人小组都有一个领导。大约在距回国还有一周
时间时，一个来自捷尔任斯基广场的人找到他。这个人不愿在宾馆里谈话，说敌人
的特工机关可能会窃听。他们在布洛涅树林走了很久，那名肃反工作人员向总导演
出示了一份可能会留在巴黎的演员的名单。扎哈罗夫让他相信，没有任何人打算留
下。结果他是对的……
同当初的谢米恰斯内一样，安德罗波夫是不会忽略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格
拉祖诺夫的。但这一次安德罗波夫主张采用的手段不是压制，而是糖衣炮弹，这已
远远地超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以下是他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画家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格拉祖诺夫自1957年以来一直在莫斯科工作，
文艺界人士对他的看法莫衷一是。一方面是格拉祖诺夫身边形成的那个圈子支持他，
认为他是一个有天赋的画家，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他十分平庸，是一个通过绘画
反映小市民口味的人。
“此外，多年来格拉祖诺夫不断受到西方著名的社会和国务活动家的邀请，这
些人请他为自己画像。格拉祖诺夫作为一个肖像画家的声誉是相当高的。他画过的
人物有芬兰总统吉科宁、瑞典和老挝的国王、英迪拉·甘地、阿连德、科尔巴兰及
其他许多人。一些国家举办过他的画展，外国媒体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曾受苏联
一些组织的委托去越南和智利，所创作的组画曾在专门的展览会上展出。
“一方面是外国人心甘情愿地支持，另一方面是苏联画家对他心怀戒备，格拉
祖诺夫所处的这种境地对其作为一个美术家的成长历程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对其世
界观的形成尤其不利。
“格拉祖诺夫是一个没有相当明确的政治立场，而创作中无疑又存在着缺陷的
人。他最常见的表现是一个亲俄分子，时常公开表示一种反犹太主义情绪。他的政
治观点的混乱有时不仅使人紧张，而且还令人反感。他的张扬的性格和他的自高自
大也不利于在文艺界建立正常的关系。
“但因此厌弃格拉祖诺夫未必合适。美术家协会故意拒不承认格拉祖诺夫，这
会使他不良的一面进一步发展。如果考虑到西方一些人士不仅推崇他，而且还企图
影响他，甚至引诱他离开苏联，那么这样做就有可能导致不良后果。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必须认真对待有关这位画家的问题。也许可以适当地吸
收他参与某种社会工作，比如参与在莫斯科筹建俄罗斯木器博物馆，这是他及其密
友所一直希望的。请予以研究。”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时一些积极分子聚集在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位于共青
团大街的那幢小楼里，第五局的一位上校在讲述文艺界个别人卖身投靠西方的情况。
作家们对上校表示感谢并热烈地要求他与作家们保持最紧密的合作与协作。这都是
些规规矩矩的作家。
依据刑法典中的两项条款，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被投入了监狱。比较严厉的第70
条的罪名是《反苏鼓动和宣传》，这是赫鲁晓夫当政时通过的。这一条规定了严酷
的惩罚：剥夺6个月至7年的自由，还可能外加2…5年的流放。在幸运的情况下，法
院可能只判流放。
1966年，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刑法典又加上了较为温和的第190条《传播
诋毁苏维埃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显而易见的谎言》。惩罚是：剥夺自由3年或劳改
1年，或罚款100卢布。根据这一条，可以随便把任何人关起来……
肃反人员可以将受到第70条和第190条指控的被告送至谢尔布斯基精神病学研究
所进行鉴定。如果医生同意克格勃方面的意见，那么被告就要被送去接受治疗。对
克格勃来说，宣布一个人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比判他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更为有利。
前特殊档案馆负责人阿纳托利·普罗科片科在接受《劳动报》采访时说：
“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总检察长鲁坚科和内务部长晓洛科夫1967年给中央
的一份报告令政治局委员大为震惊，他们没有想到精神病患者所犯下的恣意妄为、
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会如此之多。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报告的起草者在报告中
列举了一些‘闻所未闻的’向苏维埃政权挑衅的例子：克雷先科夫希望在红场用自
制的炸弹炸死自己；某人钻人列宁墓，差一点就要砸开伊里奇的石棺；杰久克，一
个探寻‘真理’已走火入魔的人，在克格勃大楼前的广场自焚。总之，精神病院不
够用，因此没过多久，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又增加了5所精神病院。
“1978年，党的最高领导人责成以柯西金为首的一个委员会了解苏联社会的精
神状况。该委员会得出结论：近几年精神病患者的人数有所增加。结论是，除了80
所普通精神病院外，还必须建造8所专门的精神病院。
“直到1988年，政治精神病学才走到尽头。内务部把16所监狱精神病院移交给
卫生部，有5所被取缔。约有80万人被匆忙摘掉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
应克格勃的建议，决定拆除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沙皇一家被枪决的那幢房屋。
1975年7月，克格勃向中央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西方反苏集团定期举办各种
有关罗曼诺夫沙皇家族的宣传活动，并因此经常提到商人伊帕季耶夫原来在斯维尔
德洛夫斯克市的那幢小楼。伊帕季耶夫的房子仍矗立在市中心……我们认为应该责
成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解决关于按照城市改造规划拆除该楼的问题。”
政治局同意了安德罗波夫的建议，于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鲍里
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接到了拆除伊帕季耶夫家房屋的指示。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您不该为了明哲保身就这样做”
据说，如果不是由安德罗波夫，而是由别的什么人领导克格勃的话，国内的镇
压可能会达到斯大林时期的规模。当然，这种可能性无法排除。在政治局里，一有
机会就要求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的委员大有人在。但镇压的规模和程度通常取决于
总书记的作风，勃列日涅夫并不希望过于严酷。
勃列日涅夫曾对作家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西蒙诺夫说，“只要我活着”，
接着他又改口说，“只要我在这个办公室，就不会有流血”。
换另外一个人，一个没有安德罗波夫那种敏锐头脑的人来当克格勃主席，是想
不出如此无所不包的社会意识形态监督体系的。
尽管不是过去的那种极度恐惧，但国家安全委员会令人感到的还是恐惧。党的
政权机关已没有那么可怕，已变得更加开放，可以试着向它证明一些东西。同秘密
权力机关争论可就行不通了。如果一个人被认为是罪犯，而且是被秘密权力机关定
为罪犯，那他就会连找人或找个地方为自己申诉、提出异议、证明自己无辜的可能
都没有，因为克格勃向来是概不承认。
安德罗波夫对自己以前的部下亚历山大·叶夫根耶维奇·鲍文似乎很不错。但
是，当克格勃截获鲍文的一封信，发现他在信中抱怨不得不把自己的才华用在为一
些小人物服务上（这首先是指总书记）时，就把信的内容向勃列日涅夫作了汇报。
鲍文被赶出了中央。与此同时，安德罗波夫发誓说，他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
这并不是惟一的一次。我认识一个人，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没解释任何原
因就解除了他的职务。他根据这种做法怀疑是克格勃所为，于是给自己认识的安德
罗波夫写信，请求解释原因。克格勃副主席兼反间谍局长召见了他，同他握手，异
常客气地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请我转告您，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您没有任何
意见，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我们希望将来也不会有。”
可是，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后，他的助手、负责这一问题的契尔年科发现，罪魁
祸首就是克格勃，已搞出了关于这个人的很厚一份卷宗。试问，安德罗波夫为什么
要演出这样一场戏呢？……
在1973年的4月全会上，勃列日涅夫脱离开讲稿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领
导下的克格勃在对外政策方面给政治局提供了巨大的帮助。通常认为，克格勃只会
干逮捕人和关押人的事，这是个天大的错误。克格勃所担负的首先是繁重而又危险
的国外工作，是需要能力和意志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受住诱惑，做到不出卖，
不叛变。这需要很大的勇敢精神和赤胆忠诚。”
1973年，勃列日涅夫让安德罗波夫进了政治局。60岁时，即1974年，安德罗波
夫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星勋章。
1973年12月，安德罗波夫被提升为上将，3年后成为大将。
每月除700卢布的部长薪金外，安德罗波夫凭军衔和工龄还可以领取400卢布。
当然，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样，他没有特别需要花钱的地方。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入侵阿富汗
曾在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多年的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写道，
勃列日涅夫在1967年底去了一趟布拉格，但只呆了很短的时间就返回了国内。他对
自己的助手们说：“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埋怨主席团成员，而那些人一心想把我叫到
一边，都快到夜里了还死气白赖地要和我谈话，大骂第一书记。每个人都在拉拢我，
引诱我加盟。这关我什么事？”我说：“那您就下令备好飞机，我们明天就走。哪
有功夫掺和他们的内讧。让他们自己去解决